文学的观念决定着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实践，也影响其成就与成色。目前，一些基本的文学观念已经形成，其价值与意义当然不能低估。但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在新时代，就应有新的文学观念与面向调整。否则，文学事业就很难有新的作为，更不能获得超越性发展。

一、从“人的文学”到“宇宙文章”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倡导“人的文学”，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中部分压抑个性、依附礼教的创作倾向的突破。于是，一个世纪以来，“人的文学”就成为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理论依据。周作人与夏志清都有关于“人的文学”论述，钱谷融写了《论“文学是人学”》，后来，人们全力关注人的个性、人性、人道、欲望等，把“人”作为衡量文学成败的重要标准，甚至是绝对标准。

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人的文学”观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意义重大，它直接推进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发展。不过，如果把人特别是人的个性、欲望推向极端，没了限制和规约，人的文学就会走向反面，甚至成为一种异化。最突出的表现是，有些作家在强调“人”时，过于注重“个人”之“言志”，以及人的个性不受规约，于是形成“个人”大于“群体”、“私我”大于“大我”的观点。因过于强调人的个性解放，不少作家及其创作缺乏敬畏与节制，变成自大狂和自虐狂，使文学产生异化。这种唯我独尊、我行我素、放任自流导致作家作品没有广度、深度，更无虔敬，只能在自我的小天地里放飞和自嗨。

事实上，文学除了是显示自我、个性、人性的人学，还是“天地文章”和“宇宙文章”。这就要求作家作品与文学研究基于人学，在深切理解人间之冷暖疾苦的同时，有更广大的视域、更博大的仁慈、更丰富的想象。以动植物的文学书写为例，中国古代文学在这方面最为擅长，一草一木往往都被寄寓深情，并从中发现物性、天地道心。这在欧阳修《秋声赋》的“秋声”、杜甫《春望》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以及白居易《燕诗示刘叟》的丰富劝诫中都有体现。然而，在中国新文学中，“人是天地的精华”，“物”的空间大大被压缩，甚至被遮蔽与践踏，除了物与物性之不彰，万物多是被“拟人化”的，很难获得主体性。当作家与学者只凸显了“人”，心中没有万物，就不会有天地之宽、自然之道，更不会有敬畏、谦卑、虚怀、节制，也不会从天地万物中获得智慧，文学的窄化、固化、僵化、戏化、异化也就变得在所难免。

当然，目前并不是没有写“物”的文学，在宠“物”的热潮底下，“宠物文学”大行其道。不过，因这些作家作品没有天地情怀、自然之道，也就容易陷入“物”的异化，较少有人能真正辩证地理解“人的文学”与“宇宙文章”的关系。现代作家丰子恺写有护生散文，以草木的自然生长为喻，倡导众生平等。到了当代，也有一些作家有类似的书写。青年作家杜怀超说过：“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是在这些光亮里存活。”某种程度上说，“草”是最卑微的，却是生命链条的关键。中草药的“草”，一般的“草”，鲁迅笔下的“野草”，都代表着坚韧与希望，其中深含了天地大道与人生智慧。

林语堂说过：“我们要制天，但不能逆天。”事实上，当下的许多作家作品没有“天”，甚至是“逆天”的，更不要说对于万物的感恩与天地宇宙的探索了，这必然会导致文学缺乏生态意识、文化关怀、古典情韵、悲悯仁慈、天地道心。

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强调“宇宙文章”，并非意味着否定和抛弃“人的文学”。实际上，这两者是相互启发、相互统一的。我们既要以“人”的视角去观察“宇宙”，也需要从“宇宙”的视角来反观“人”。在这种双向观照中，文学创作的视野才会越来越广阔。

二、从文学的世俗性到精神提升

中国新文学的特点是，它是平民的文学，是现实的文学。这对于克服古代的贵族文学与庙堂文学的弊病是非常必要的。新世纪以来，日常生活审美化、网络文学快速发展、全民写作已成声势，都是值得给予充分肯定的。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文学在世俗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文化贫瘠、思想苍白、精神萎缩的情况。因此，如何让文学获得精神高度，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不少人看来，今天的很多文学作品已失去了指导人生、促进精神富有的资格。这种认识，一是因为对文学现状不满，二是对文学实质缺乏理解，三是对理想文学充满期待。事实上，真正优秀的文学不仅能给人带来审美愉悦，更能启迪人生和点燃智慧，使人们获得物质富足的同时，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王勃《滕王阁序》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都是如此。问题的关键是，文学能不能立足高远，有高尚境界，在描写现实的基础上超越世俗，进入一个具有人道与天道相互参照、融通的巨大时空，这是需要当下作家思考和突破的。

当年，路遥笔下塑造的孙少平是个矿工，他在城里看到奔跑的列车、明亮的电灯，就会想起自己的辛勤劳作是有意义的。当亲人朋友想为他在城里找工作，孙少平却拒绝了，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城市，他的工作在矿区，那是他奉献汗水和获得快乐的地方。然而，现在的底层写作却相反，作家全力书写自己是怎样一步步地从矿工变成作家，他为自己的努力奋斗和抖落一身尘土感到庆幸。两相比较，今天较少有作家能达到路遥的精神高度。还有，贴近民间和人生的写作，并不等于要坚守世俗化观念，一些“宠物散文”往往站在世俗的眼光描写小猫小狗，不少作家作品往往从功利、势利、富贵心的角度从事创作与评论，我们较难看到站在时代、社会、百姓、人类命运的高度进行文化精神书写的。

书法理论最忌书家的“俗”，认为别的毛病好治，唯“俗气”难医，一旦变俗，成为俗气之人，其书法水平永无提升的机会。文学创作与研究也是如此，基于“世俗”炼成的钢铁是接地气的，但是如无精神的淬火，钢铁是极容易折断的。古人强调要“澡雪精神”，新时代文学最重要的是有精、气、神，要有大光的照临，它能提振人心、温暖情怀、擦亮双目，让人进入和穿越世俗，但又能超凡脱俗。

孟子与苏东坡都是有天地浩然之气的，张载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阳明有“此心光明”，这都是一种精神的大境界。近现代以来，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李大钊《青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以及鲁迅的“立人”都闪耀着思想与精神之光。王开岭曾写过《精神明亮的人》，他说：“黎明，拥有一天中最纯澈、最鲜泽、最让人激动的光线，那是灵魂最易受孕、最受鼓舞的时刻，也是最让青春荡漾、幻念勃发的时刻。像含有神性的水晶球，它唤醒了我们对生命的原初印象，唤醒了体内沉睡的某群细胞，使我们看清了远方的事物，看清了险些忘却的东西，看清了梦想、光明、生机和道路……”这是作者对精神富有的深情呼唤。

问题在于，当下真正能让人眼前一亮，充满正能量、有精神高度、被大光照亮，且能感染、感动、感化世道人心的作品太少了。如何让那些匍匐于地的世俗作家真正站起来，有引领性、召唤性、震撼力，这是需要深思和努力的方向。

三、从个人书写到为时代社会把脉

用“众声喧哗”概括当下的文学创作与研究并不为过。“众声”是一种全民参与、大众发声的良好现象；“喧哗”是缺乏调性的泡沫式浮躁甚至是甚嚣尘上。“个人”永远是大众和集体的基础与前提，多元化的个性书写是对过于体制化、机制化、观念化写作的挑战与修正。不过，当作家作品都试图远离社会时代，尤其不能真正关注底层社会民生，难以为时代社会把脉，缺乏前瞻性和远见卓识，这样的文学也是软弱无力的，有时甚至会显得多余和浪费。

小叙事、小感觉、小情调、小众化成为目前文学的一种显著潮流。围绕一己悲欢写人情世态、鸟语花香、衣食住行当然是可以的，但这些往往与社会时代发展关系不大，也不能深入百姓生活，反映他们的甘苦及其诉求，更不能汇入时代的洪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体味人们的鼓与呼、笑与泪、喜与悲。一些作家仿佛被包裹在自己的舒服棉衣与温情暖室，以一个闲人、多余人的姿态进行自我书写。表面看这是一种时尚，实则是与大众、社会、时代无关的写作，是一种无关乎他人的写作。

那些没有时代体温的冷漠写作，那些带有圈子化的写作行为，与真正的时代潮流、社会发展、未来向度并不相关甚至格格不入。作家“个人”因无法进入时代大潮，更谈不上引领和预见，于是，在社会时代的矛盾中失衡、漂浮、迷失，甚至失去前行的动力和审美的主体性。如面对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与问题，不少作家显得迷茫和无所适从，他们很难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部分创作者对西方个人叙事的片面模仿，也成为影响当前文学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中国文化自信虽渐渐得以确立，中国传统文化也面临着现代转换，但作家和学者往往很难摆脱西方模式，自觉不自觉以西方的个人化思潮作为衡量标准。不少作品主要是用个性、个人化消解崇高与神圣，批评家也过度偏爱并赋予此类作品以经典化意义，这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我们并不否认“个人”的价值意义，只是说，一个人的个性、人性、生命离不开集体、社会、时代，个人的价值只有在更大的群体即公共性中才能得以发挥、张扬。某种程度上说，文学要在个性丰盈的前提下，成为时代的代言，也成为社会的敏感神经与中枢，还能预见前行的方向并找到正确的路径。

四、从“审丑”到“审智”与“审美”

中国新文学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对丑恶进行严厉批判，这既是国民性探讨的需要，也是启蒙现代性的要义所在。较有代表性的是鲁迅《阿Q正传》，它将阿Q的人格、人性鲜明地勾画出来，于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小人物被刻画得活灵活现。实际上，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鲁四老爷都是这样“丑陋”的显像。应该说，在那个年代，鲁迅的文学将人性的真相撕裂给人看，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下，社会存在各种恶劣现象，作家有责任将它们呈现出来，因为鲁迅的意义是长久的。不过，“审丑”并不是简单地暴露，最重要的是疗治人生。也是在此意义上，鲁迅反对把大便、毛毛虫、鼻涕简单写进作品，对于假、丑、恶要进行艺术表现。然而，今天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审丑”是快感暴露，在充满恶意与虚假的写作中，是喜欢恶搞和没水准的自嘲。比如，当前农村确实存在道德滑坡、文化荒芜的情况，但在不少作家笔下却变得不堪入目，缺乏有智慧和美感的书写，即使“审丑”也缺乏智力和美感，这是作家面临的困局。曾看到一文，本来写茶园、品茶、闲谈，在一片优美的氛围中让人心旷神怡；然而，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写他们几个大男人喝茶憋尿，于是一起出门站成一排撒尿，并进行淋漓尽致的尿尿描写。我认为，这就是文学“审丑”存在的问题。

我曾经读过一部作品，它直观而无节制、无审美地描写农村的厕所。作者在行文中使用了“粪便”“蛆虫”“沼气致命的气味”“死婴浸泡在屎中”等意象。这可能是写实，农村不排除有这样的个案。但作者显然是“审丑”的，这是一种没有智识与美感的恣意书写。这不只是对文学没有敬意，对于农村发展的总体状况也缺乏总体的了解和认知。

其实，“审丑”并不是让人恶心地玩弄文学，也不是让自我进入一个污水横流的混乱之地；而是不论如何，都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智识、骨气、担当，有文学审美的温润的灵光，有棉絮与羽毛般的慈爱，还有心绪能够不断上升的云蒸霞蔚。

文学是心灵之花、天地之光、希望之火。它需要深深扎根于大地，关心民间疾苦；又有天光照临，得风气之正、诗性之美、人性之善；还能成为时代与社会的回音壁，以超前性、先锋性、智慧性的姿态引人进入新境界。

（作者系南昌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