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科技的飞速发展已成为当代生活最为瞩目的现实之一。科幻文学以“科”为核心，以“幻”为方法，在历史与未来之间书写当代现实生活。202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文学期刊杂志相继策划、开设相关栏目，聚焦小说、诗歌、剧本等多种体裁的科幻文学作品，并且尝试推进科幻本土理论以及科幻美学诗学问题的探讨，以优质科幻创作助推中国文学高质量发展。本期科幻专刊特邀文学期刊编辑、策划者和评论家结合近期文学期刊中的科幻文学作品，探讨如何理解科幻文学，以及如何发掘更好的科幻文学作家作品。

《人民文学》二〇二四年第六期刊发科幻剧本《云身》——探索智能时代的存在实验

当“元宇宙”的讨论热度似乎开始下降的时候，人工智能技术在2024年的飞跃发展又给人们带来了新一轮的冲击：1月初，北京红棉小冰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启动“GPT克隆人”计划；2月中旬，OpenAI公司推出可以由文字生成高质量视频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Sora，使AI在创造力提升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与之相应地，国家相关部委于今年初开始连续发文，积极倡导人形机器人的研发与应用。而刚刚结束的“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法治论坛”上发布的《人形机器人治理导则》和《世界人工智能法治蓝皮书（2024）》，则就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出了规范性意见。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陈跃红、吴岩、尹迪（执笔）创作了科幻哲理剧《云身》，剧本经过两年多舞台演出的检验、数次修订，最终刊发于《人民文学》2024年第6期。这不仅意味着文学界对于科幻与元宇宙题材的关注，也重新确立了元宇宙一个重要、根本的面向，即：在技术层面酷炫的游戏、影视视听体验和经济层面前卫、多金的经济增长点之外，还有一个哲学层面的人类存在实验路径。

作为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之一，“我是谁”不仅自始至终挑动着哲人的神经，也是千百年来文艺创作的永恒命题。如果说人的本质在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我”的存在就绝不应该是孤立的闭环，而是呈现为敞开状态。对于这个问题，犹太思想家马丁·布伯早在一百年前便有精彩阐述。在名作《我与你》中，布伯将人的认知态度和言说基础视为“双重的”，认为人的存在依托于两个“原初词”——“我-你”和“我-它”。“我-它”是具体的对象化存在，“我-你”则是一种虽依托“关系世界”却消解了物我之分的形而上存在，而“我”就在对象化存在和形而上存在之间不停往返、闪转腾挪，表现出鲜明的“双重性”。以布伯的视角看《云身》，会发现这部反思元宇宙时代人类命运的科幻哲理剧恰似一场聚焦人类存在问题的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在想象力驱动的“人”的诸种可能性之间，在剧里剧外的互动之中，收集数据、观察分析，追踪“我”之双重性的多样轨迹，反思身处人工智能时代的当代人的存在意义。

《云身》中的第一个实验，是名为“治疗”、实为产品检修的云身“矫正”。院长卢昕是这个实验的设计者，实验员赵枚是实施者，实验对象为宁远、常在和秦敏这三个人工智能云身。实验中，院长坚定不移地强调作为人类科技产品的云身的 “物”性和作为造物主的人类独有的“人”权，赵枚奉院长之命观察、汇报实验对象云身的各项数据并形成自己的认识，三个云身不断通过“执事”的反应、身边物件和彼此倾听来确认自己遭遇的麻烦，都属于典型的“我-它”对象化存在认知模式。

《云身》中的第二个实验是一次人类内部实验，即院长对赵枚的实验。实验目的可以概括为：碳基人类在自己的造物硅基人出现人类意识与情感表征后可能产生的动摇及其思想矫正。院长对赵枚在碳基人至上这个立场上的动摇显然早有发觉，因而在赵枚观察云身意识表征的同时，院长也在审查赵枚的思想波澜。在第一幕结尾处赵枚向院长汇报实验情况时，读者可以发现赵枚对于自己作为实验对象的身份是自知的。在这个背景下，赵枚与院长之间的论辩和她最终的反抗成为《云身》中最为动人的戏剧冲突。院长拒不承认已有自我意识的云身的人权，从头到尾都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技术霸权者形象，而赵枚坚持科学精神，追求真理与正义，敢于为新人类发声，读者/观众不难在这两人之间作出善恶评判并与赵枚产生思想认同和情感共鸣。不过，虽然赵枚接纳云身为新人类且敢于反抗权威，但她“支持‘公司’”的立场和从人类视角看世界的态度并未改变，因此，赵枚的存在认知中虽有坚持真理的“我-你”模式的影子，但她对真理的理解是对象化的，本质上并未脱离“我-它”模式。而不招人喜欢的院长，虽然坚持用编号指称云身，但在其初次登场就三个云身发表意见时，却无意中说出了“希望这次的三个人不要让我们失望”的话。因此，至少有那么一瞬间，院长也表现出了“我-你”的认知意识。

第三个实验是一个隐在的实验，即云身对人类的实验。第一幕中，云身们刚到“矫正室”，便了解到几人之中有一个“观察员”。在随后的交流中，云身不只是在分享信息、探寻自己的“病因”，也在暗暗确认观察员的身份。第二幕中，云身宁远逐渐发现了赵枚的身份，然而不仅没有视之为敌人，反而给予其开导与安慰。在自己的硅基人身份明确后，他观察院长，观察人类原型，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人类的审判和矫正意图条分缕析，不卑不亢，并悲悯人类的未来——这何尝不是对人类思想的一种矫正？虽然其间不乏“我们”“你们”的反复比较与确认，但云身的自我意识中更多呈现的是物我一体的“我-你”认知特征。

不过，这么说并非意谓“我-你”模式高于“我-它”。作为人类存在基础的两个原初词，二者并没有优劣之分，都是人类固有的存在认知方式，不可偏废也不能偏废，关键在于人如何克服条件反射式的思想偏见，在这一双重视角中重新确认自己的存在，并作出正确的选择。《云身》中的三个实验，关键词均为“矫正”（《云身》剧名最初用的就是《矫正》），剧中也先后借院长和云身宁远之口对其作出界定，正是向所有人抛出了这一存在命题。虽然剧中故事发生在强人工智能时代，但故事时间设定的是2050年，一个与当下有距离但并不遥远的未来。而当今时代，金属支架植入人体、科技产品替换人类器官等技术早已成熟，硅基造物与碳基人的融合已经走出科幻、走进现实人生，更不要说当代人几乎不可须臾或离、已经成为人体器官延伸的移动智能设备了。因此，生活在数字时代、智能社会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重新思考“我是谁”这个根本命题，作出不负今生的选择。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副教授 杨 果）

《天涯》2024年第2期“类型文学大展：科幻小说”小辑——以回到过去的方式抵达未来

科幻小说一个重要支点，就是“未来”。对未来的展望、新技术的畅想，以及尚未出现的可能性的推演……一直是科幻小说里最为重要的元素。《天涯》近年刊发过诸多与科幻相关的作品，也都与“未来”相关。2019年5期，《天涯》组织了一期“未世小说专辑”，对一个“未出现却有可能出现”的世界展开畅想。在这小辑中，郝景芳、陈楸帆、飞氘、宝树、江波、张冉等作家，从自己出发，对未来世界展开想象与推演。小说专辑刊发后，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推出了合集单行本，美国科幻刊物《克拉克世界》也陆续把这些作品翻译推出，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科幻的潜力与前景。

无论是文学期刊编辑、写作者或读者，都能轻易发现，全世界都在痴迷科幻的表达。科幻小说近年来也在中国文学现场带来了一场场阅读风暴，由此带来的影视改编也层出不穷。当下的现实题材创作，不断受困于现实环境、世俗利益等多重复杂因素，科幻反而以其拉长的时间、扩大的空间和相对自由的书写，对时代的思考有着更灵活也更敏锐的察觉。也就是说，近年科幻的蓬勃，其原因之一在于现实主义书写的思考性、批判性的不断缺失。现实书写的萎缩无力，倒逼很多青年写作者以科幻的方式来容纳自己的表达，也倒逼很多读者从科幻作品中寻找关于现实的抚慰。

科幻小说高度依赖于“科幻创意”。在一个个假设性的设定中，“世界观”得以重建，叙事得以展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幻所依赖的创意是“一次性”的，一旦某种设定被使用过，后来者再使用这样的框架，就丧失了科幻所称奇的“惊异感”。也因此，科幻作家肯定会越写越觉得艰难，那种独具创意的设定，已经一个个被用尽。如何寻找更新、更独异的表达，就成为了科幻写作者的心结和焦虑。而作为期刊编辑，我们也意识到，如何以编辑的方式，引导创作风向，需要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

作为编辑，我很希望能从读者众多的类型文学那里借鉴经验。因此，在编辑《天涯》时，也有意把类型文学引介到纯文学场域。《天涯》2023年第6期组织发表了“类型文学大展：武侠小说”小辑，刊发了6位武侠小说作家的中短篇作品。这些作品在保留“侠义”本质的同时，其题材却并不局限于古代江湖，而是不断拓展边界。有的作品侧重对文明的思考，有的引入抗日战争题材，有的写传统功夫在当下的尴尬境遇，有的作品借鉴了美剧的表达……各种新的元素，更新着武侠小说的面貌。这个小辑刊发之后，编辑部收到了很多正向反馈，我们就想把类型文学的策划继续下去，在2024年2期，推出了“类型文学大展：科幻小说”小辑。在这个小辑中，我们决定寻找不同于书写未来的“新”的科幻小说，为科幻的表达找到一点新路径。最后我们挑中了三篇作品：殷继兴的《神经禅》、梁宝星的《北方来客》、黄平的《我，机器人》。这三篇作品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们其实是以一种回到过去的方式抵达未来。三位作家在科幻创作中处理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的问题。

读者可以先想象一下：佛家修禅与神经科学研究有何联系？苏东坡与其弟子姜唐佐如何被放置入末日叙事里？四大名著与机器人如何构成不可分割的完整故事？这些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元素，其实就是这三篇科幻的基础设定。在它们被创作出来之前，我们很难想象禅定、苏东坡、四大名著等古典文化符号能够和科幻产生连接，而恰恰是这几位作者在大胆假设的方向上建构起富有逻辑性的完整叙事，让小说充满了让人惊奇的科幻魅力。殷继兴的《神经禅》将禅与科学置于同一场域，提出了一些严峻的问题：如果可以用刺激神经元的方式来获得“入定”，那这样借助外力而非自我修炼的达成方式，算不算顿悟？顿悟与入定，到底是精神性的还是肉体性的？这篇小说是本刊编辑在自然来稿中挖掘的文学新人新作，灵感源自于作者研究生期间的脑电实验，也是他的小说处女作。梁宝星的《北方来客》书写人类末日场景，机器人通过复活一具骷髅来讲述苏轼被贬海南岛的故事，荒诞且浪漫。每个篇章相对独立，散漫自由却自成一体，有独特的小说美学。黄平的《我，机器人》讲述的是2073年大夏大学教师陈翔去世，骨灰中发现一枚还在运行的芯片。陈翔夫人王般若陷入困惑：老公到底是人还是机器？王般若回到陈翔的故乡探寻蛛丝马迹，一切指向一场车祸……另一条线索，是陈翔留下的小说残稿《我，机器人》，机器人穿梭在四大名著的世界里。黄平的《我，机器人》与四大名著互动，古典与科技相结合，最终回到并探讨了“我是谁”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其实，这种借用古典资源完成当下书写的模式也并非新创，在类型文学中尤其丰富。比如美国作家丹·布朗在《天使与魔鬼》《达·芬奇密码》等作品中对古老的宗教元素、艺术作品的“征用”，变成当下叙事的核心元素。而在这方面，严肃文学作家似乎还较少涉及，反而是在近年的国产动漫（比如说《非人哉》等）甚至网络游戏（比如《黑神话：悟空》）中，被频频尝试——那些传说中的古代神话人物，被假定来到当代社会后，会面临什么样的境况？但现在，总算有一些求新求变的作家们，不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让其在更具现代感的目光注视下，产生新的活力与光芒。可以想见，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作家们的重新想象与激活，必将产生奇异的裂变。比如，《天涯》2022年5期发表的青年作家王侃瑜的《火星上的祝融》入围了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的“最佳短篇”，小说把未来火星上的大数据AI与神话中的共工、祝融糅合一道，未来的末世之景，又成为了更遥远的未来的神话传说，产生了奇特的阅读体验。

“未来”并不会自动到来，“未来”只能在我们回到过去、理解过去之中抵达。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式的科幻，在走过对外国科幻作品邯郸学步的阶段后，必将在自身的文化土壤中，迎来新的绽放。

（作者系《天涯》主编 林 森）

超出个人经历情感，科幻诗如何言志抒情——从《星星》诗刊创设“科幻诗”栏目说起

2023年年底，在《星星》诗刊每年例行的策划会上，多名编辑都提及了一个新的术语：科幻诗。当时，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刚刚落幕不久，科幻的风潮仍在成都这座城市上空盘旋不去。

《星星》诗刊创刊以来，始终保持前沿、开放的姿态，以推介中国新诗最新成果、展现诗歌文本演变为己任。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新的现实、新的景观，我们迫切感到，旧有的诗歌创作无法囊括新的现实，诗歌也需要容纳更加多元的内容。通过阅读邮箱的自然来稿，以及对世界诗坛动向的把握，我们意识到，“科幻诗”这一新的诗歌题材已出现并开始涌动。

其实，梳理历史不难发现，科幻与诗歌两者之间的渊源早已有之。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出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之手；丹·西蒙斯的科幻小说《海伯利安》取自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同名长诗《Hyperion》，作者深受济慈影响，文中多次出现济慈诗句；诗人哈瑞·马丁松的《阿尼阿拉号》更是直接以史诗体裁书写科幻故事。诗面向现实但超越现实，以想象力超越词语的界限，科幻立足科学而超越科学，用想象力突破科学的边界。某种意义上，“幻想”成为勾连诗歌与科技的共通点。

事实上，早在1990年代，《星星》诗刊便曾推出过“科学诗”，因此对“科幻诗”的关注并非一时兴起。我们不仅仅是希望诗歌题材上的创新，更希望借此鼓励诗人们探索新诗内容及形式的边界，期待诗歌与科学碰撞产生出的火花。

“科幻诗”征稿会迎来怎样的走向？刚开始时，谁也无法预料。好在征稿信息发出后，很快邮箱便涌入海量来稿。投稿者中有成熟的诗人、作家，也有尚未发表过作品的初学者。不少作者是理工科出身，尽管他们的写作大多较为稚嫩，但这一“破圈”引发的跨界关注依然让人振奋。经过选稿、审稿、编发，《星星》诗刊于2024年第1期正式推出“科幻诗”栏目，发表8位作者的科幻诗作。在这一期的编者按语上，我们写道：

人类永不枯竭的想象力，不仅是发明创造的源泉，也是诗歌创作汩汩流淌的源泉。随着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和前沿高科技的突飞猛进发展，以科学幻想为题材的科幻诗歌创作也应运而生，一片未来的、神奇的、冉冉升起的科幻诗星空已浮现在我们面前。《星星》诗刊深切感受到一个未知世界的降临，感受到这股不同凡响、大有新意的科幻诗歌创作浪潮的涌动，于是便迅速通过对明年刊物的策划会、公开新设栏目和面向全球科幻诗征稿等一系列举措。

《星星》诗刊不定期、不惜版面地推出那些敞开心扉、脑洞大开、语言和想象力超前，重视未来的科幻诗力作。这既是我们的初衷与心愿，更是办刊人的殷殷期待。而“科幻诗”栏目开设之后，也引发了理论界的关注。比如《诗选刊》评刊会选取了“科幻诗”栏目作为素材，讨论“科幻诗”的题材、风格、美学和诗学问题。有评论家提出疑问，科幻题材诗歌在脱离个人的经历和情感之后，如何传递诗歌所应有的言志与抒情功能？

为进一步解答读者的疑虑，从理论角度向读者诠释“什么是科幻诗”“科幻诗应该怎么写”，《星星·诗歌理论》于2024年第4期在头条栏目“新时代诗观察”邀请了四位来自科幻文学界的主编、学者、作者共同探讨科幻诗的创作。《科幻世界》主编拉兹的《在科幻中看见无法置信的事物，然后写诗》围绕科幻与诗歌的关系展开论述，他肯定了二者结合的可能性，认为科幻和诗歌都具有超凡、超验和超个体色彩，极其关注现实又极其超脱于现实，并指出归根结底文学是人学，科学元素在科幻作品中都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青年科幻作家陈楸帆在《科幻的未来是诗》一文中从诗学角度论述了诗歌与科幻的亲缘性，认为诗歌与科幻的核心力量在于其认知与情感上的共鸣，二者的双向对话将在会合中激荡出更强有力的合流；任东升的《科幻诗：从“蛹动”到“破茧”的蝶变》从历史的角度梳理科幻与诗的关系，认为“科幻诗”要想实现华丽蝶变，更需要创作者、读者、媒体等多方面的努力和合作；郭伟的《“给诗以科幻”的科幻诗》强调诗性的问题，认为“科幻诗”的优劣并不在于科幻意图的多少。四位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幻诗”进行了论述，基本厘清了科幻诗的定义、发展、评价标准等问题，既为读者答疑解惑，也为“科幻诗”的理论探索提出了诸多新锐观点。

迄今为止，《星星》诗刊总共推出4期“科幻诗”，共发表31位诗人的诗作，他们中有新锐诗人，也有诗坛中坚力量。此外，该栏目还展示了科幻小说家的诗歌佳作，如宝树的组诗《论科幻》、王威廉的《我的孩子失去了魔法》等等。在选稿上，我们特别注意尽可能全面地展示诗人们对“科幻诗”这一目前尚存争议的题材的不同理解，以及“科幻诗”写作的不同风貌。因此既选了语言表达较为先锋的实验之作，也选取了汪洋恣肆的抒情诗作。在情感上，无论是表达宏观尺度上的冷寂，抑或是太空歌剧般的狂想，我们皆有涉及。

客观来说，这些来稿中不乏令人惊艳之作，但作为尚在起步阶段的诗歌题材，其创作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何将科技元素、科学之思等要素融入诗歌这一传统的文学形式之中，立足现实并且超越现实，这无疑对诗人们提出了新的考验。新诗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否关心“科幻诗”这一具体的题材，都无法否认它需要有所变化来反映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星星》诗刊设立这一栏目的初衷，也正是希望催发那些正在萌动的力量，使得新诗永远保持其“新”，永远在拓展其边界，而非成为僵化的形式。这一过程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收获，但仍希望对“科幻诗”的探索、对中国新诗的探索可以走得更深、更远。

（《星星》诗刊编审李自国，《星星》诗刊编辑罗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