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大众文艺已经成为近年文艺创作和研究的热点，本文归纳、阐述了有关新大众文艺研究的六大路径：提出并阐释标识性概念、创作与传播的市场增值、价值观的主流导向、文艺系谱流变中的位置、生产性及其机制特征、高科技和复杂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新大众文艺所面临的两大现实挑战：一是科技伦理问题，二是商品逐利取向问题。前者的核心在于评估人的主体性价值地位，后者重在警惕低质化、低俗化、同质化、仿制化以及各种恶性竞争的侵害。只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就能真正成为“一代文艺之胜”。

关键词：新大众文艺 人工智能 文艺商品

一、新大众文艺的探讨路径

“新大众文艺”的热潮并非空穴来风，从历史源流上看，新大众文艺的传统因素甚至可以远溯到先秦时代如《诗经》中的“国风”，在古代绵延流长的口头文艺、民间文艺、俗语白话文学之类的发展与繁荣的脉络中，更可见出文艺取向通俗化、大众化的社会生产原动力，而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论1，可以认为就是文艺通俗化、文艺大众化的一种流变规律概括。

就近现代文艺发展来看，新大众文艺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关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现代启蒙思想观念中，人、个人、大众、平民、人民之类的概念和价值取向渐渐成为中国文艺发展中的关键词、核心词。人民大众的利益开始成为文艺形式和审美标准的参考系、坐标系，中国现代文艺越来越明显地发生了自觉的意识形态转向。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左翼文艺运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狂飙突进，引领中国文艺走向了新的历史前途。1930年代以“左联”成立为最早标志诞生的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中国文艺和人文社科领域的“八大联”组织2，显示出左翼文艺、革命文艺和无产阶级文艺进入了政党组织领导发展的轨道。然后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现代文艺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延安文艺”时代，这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划时代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文艺的萌芽已经出现了。这一历史流向的主流和主体，就是新大众文艺的前身。于是，几乎与新中国成立同时，“新的人民的文艺”在中国，也是在世界文学的当代生态中正式宣告诞生了。

如果说严格意义上的新大众文艺是网络技术支持下中国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前沿潮流，那么新大众文艺的历史轨迹实际上也清晰可辨，正是中国文艺传统和现代文艺的承传接续、走向未来的主流取向。新大众文艺的现实发展所体现出的是中国文艺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因此，笔者尝试归纳、总结、提炼，将近年间对于新大众文艺的探讨路径概述如下，希望能对这一现实热点现象的认知和判断有所参考和裨益。

一是从文艺批评的现象观察和审美经验上，倡导、强调提出了新大众文艺的核心概念，进而引发了文艺研究领域的广泛呼应和深入探讨。文艺批评首先主要着眼于创作和传播现象的考察，是对文艺前沿新变的最为敏感、最为直接的反应。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文艺批评虽然主要还只是审美经验层面上一种感性判断居多的准理论形态，但成熟的理论概念和系统的逻辑构成往往基于批评资源的支持，文艺批评贡献的是学术判断的经验性或共识性的认知，特别明显的是，文学史、艺术史的书写往往都基于批评资源的积累及系统性的支持。可以说艺术史、文学史的底层逻辑是艺术批评和文学批评；艺术史、文学史的内在肌理是艺术批评史和文学批评史。由此，必须充分重视和评价对于新大众文艺这一具有创新性和标识性的批评概念的倡导与强调。

二是从文艺创作及传播方式的技术条件上，分析新大众文艺兴起和发展的缘由、特点及意义，概言之就是网络技术、新媒介引发的文艺形态和生态的转型，凸显出、支持了新大众文艺的结构性价值地位。一方面是消解了纸媒写作和发表的传统技术约束，网络世界鼓励和实现了“素人”写作3的可能，彻底唤醒、激发出了大众文艺创作的社会生产力，不仅作品生产数量激增，而且不断诞生出了具有构造文艺宏观生态作用的新文体、新文类，还明显造成了文体文类命名的理论困难；另一方面，网络传播形同扩大再生产，加速、提振了大众文艺的边际效应和增值效应，抢夺了传统文艺作品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在直接改变文艺现实生态格局的同时，很快就形成了自身的强大卖方市场。这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都支持了新大众文艺的声势及其“身价”。因此，主流时势都在客观上造成、彰显了新大众文艺的独特市场价值地位。

三是从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诉求的现实目标及权利引导上，阐释并确立新大众文艺的合法性及其政治地位。在政治意义上，大众不是中性的人群指称，大众文艺更非客观中性的描述概念；尤其是特指的大众文艺内含有特定的革命、进步的含义，进而可以被指认为左翼文艺、革命文艺、无产阶级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种代名词。诸如工农兵文艺、人民文艺等，都可以成为大众文艺的内含指涉和定性概念。因此，新大众文艺获得并具有着新时代文艺的特定政治正确性的加权赋能，理所应当成为主流价值观的一种文艺倡导。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人民群众是文艺的真正创造者，呼应的是“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新大众文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通俗文艺概念所能充分理解和阐释的了。

四是追溯新大众文艺的历史源流、身份定位，进而确认其文学艺术史系谱中的合理位置，也就是论证了现实的新大众文艺的历史正统性。新大众文艺之“新”，来源于文艺史上的大众文艺及其合理性支持，而且，大众文艺还是文艺史上的一种常态。换言之，文艺史上的大众文艺作品及生态呈现，不但绝非个案或少数边缘现象，而是具有重要的乃至中心地位的文艺现象，能够构成文艺史上的主流脉络。大众文艺的传承流变，曲折而不断，且与时俱进，一代有一代之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也就是新时代的大众文艺。换言之，新大众文艺具有红色历史的强大基因和血脉谱系。

五是着眼于广义的、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文艺的生产性特征，重视其文艺的生产机制功能，将传统的文艺创作置于文化生产的市场环境中予以全链条的动态考察和分析，凸显新大众文艺的新型生产机制。这一考察视野不仅是着眼于生产技术链，尊重大众文艺的市场供求关系，而且同时重视了新型生产机制的价值观导向，即文艺生产的基本动能如何兼顾、协调商业利益（逐利的生产驱动）和核心价值观（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艺立场）的关系。由此在现代科技发展的基础上，保障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不会产生偏移。也可以认为，这一维度重视的是新大众文艺生产的先进生产力及所构成的先进生产关系特征。新大众文艺的新质生产力由此得到了能够实现自身效能的系统机制支持。

六是在所有研讨新大众文艺的思考中，还有一些看法触及了大众文艺的复杂性，包括其中的审美层次、消费特性、价值观的多元面向等对于新大众文艺的不确定性影响。简言之，一般商业化、产业化的大众文艺和大众文化生产中的复杂因素，甚至负面因素，有可能对新大众文艺产生何种影响？首先，是否应该重视、如何防止既往大众文艺的复杂、负面因素对于新大众文艺的可能侵害，这是新大众文艺发展中的重大考验。其次，如何提升新大众文艺的审美性，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文明水平的发展问题，同样是新大众文艺生产中的重大挑战。再次，如何应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对于文艺生产的不断覆盖、取代乃至威胁到“人的文艺”的主体性，这已经是近在眼前的挑战了。4

因此，鉴于新大众文艺现象及论题生成的特定历史和现实语境，需要对其进行更具针对性，也是多向聚焦的深广度探讨，以促进对于新大众文艺潮流所代表、反映出的中国文艺现状的丰富性、复杂性的充分理解与把握，应该是当代文艺批评和文艺研究的重大责任与任务。目前，一般讨论主要侧重于对于新大众文艺正面意义和主流价值的认知判断，本文将基于更多向度的问题意识来提出和研讨新大众文艺所面临的两大现实挑战。

二、挑战之一：科技伦理问题，或者说人的价值地位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叙述，首先强调的都是政治因素的决定性影响。这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叙事逻辑。不过严格来说，上层建筑匹配的是经济基础，新时期文学繁荣的根本乃在于社会的经济复苏、发展与繁荣。新时期之所以为新时期，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解放和大发展。文艺生产力的大发展、大解放也就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生产条件，这才有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之类的概括。连同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等，既不能脱离与政治潜台词相关的考量，也不能脱离文艺生产的文明程度。

显然，文艺生产的面向、动力、形态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很难一概而论。如果能够更多角度分析，也许我们现在更应该留意和关注到的是新时期对于中国当代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最大贡献其实就在于强有力地解放了全社会的文艺生产力。文艺生产力的解放才是新时期文艺繁荣的最重要保障。新时期的大众文艺生产繁荣，构成了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的资源支持。

同样地，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面向总会伴生出难以遮蔽、不可避免的新问题。紧随新质生产力5伴生出的严峻问题挑战，目前已经超出了技术范畴，甚至已经形成了伦理层面和文明发展价值观方面的危机性考验。技术逻辑包括人工智能的创新开发及广泛应用，原本是人的智慧和主体价值内涵的技术性外溢，根本动机是为人服务、造福于人、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同时减轻人的工作负担的。然而，恐怕也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人工智能的高度科技性俨然已经与人的主体性地位形成了一种对立性的冲突。这是智能技术高度发展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很难完全预料，但也许就是具有根本颠覆性的危机问题。

网络时代以来，我们已经目睹、经历了文艺生产方式的巨变。从根本上说，以网络新媒介为基本主体的技术性系统对于所有产品的设计期待及具体内容生产，已经明显了制约性、决定性的影响。不妨说，网络新媒介和人工智能已经形成了普遍性的技术宰制，已经在新世纪以来逐渐构成了人类生活中的最普遍技术现实，就此完全可以区别于以前所有时代的生活状况和社会规则。包括一般网络写作主要就是在具体技术条件下，甚至必须依赖人工智能和人机合作的条件才能高效进行并圆满完成。这种新现象产生的新问题与实质是什么？

新媒介和人工智能显著改变、重新配置了包括文艺生产权利在内的既定权利关系格局。生产方式和生产机制重新构筑了适应性的规则、体制以及生产观念。而其中最核心改变，是重新设置了文艺的价值坐标。不管自觉或被迫与否，你都必须改变对文艺生产及其作品的判断及评价方式的立场态度了。在审美评价中，先验的、本质性的文艺价值标准存在吗？文艺不都是与时俱进、迭代产生人类优秀成果的吗？当然，产生新的标准并不违背文艺和文化发展进步的普遍规律。这也正是必须严肃、认真、深入且广泛地探讨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的审美价值观的根本原因。但是由此产生的文艺评价和文学史、艺术史的问题挑战甚至危机在于，文艺权利秩序和评价标准的改变使得传统经典作品的既定价值地位遭到了冲击——经典谱系的历史形态存续及现实权利合理性成为一种疑问。世界已经改变了，意味的是新的权利代表和权利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即将成为现实主角。历史和社会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及价值呈现不能不发生明显的位移与改变。在对技术进步充满信心的同时，人文学者更应该关注和深入思考的恰恰是由此产生的问题。

很明显，智能媒介正在改变且重构人间关系和生产关系。在智能链接的同时，人间社会是不是会形成一种生活孤立化和原子化、精神自闭化和萎缩化的现实后果呢？事实上，由于越来越频繁、广泛地使用和依赖人工智能，人的主体性、主观能动性和个体创造性正在文艺生产、文化创造活动中逐渐衰减、消退、弱化，甚至缺失。精神生产中人的主体地位何在？这绝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问题。

当人工智能、AI工具普遍使用，并进入基础教育体系后，它们对于人类情感书写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的伤害，乃至摧毁，几乎就是可以预见的现实。人工智能提供了写作和创作的便利与效能，一两代人之后，人工智能摧毁的将是人本身的写作和创作的能力。因为人的写作和创作的学习机会已经被AI所剥夺、所取代，人本身的智能就将衰落和消失。那么，人的智能遭遇毁坏后，人类的生物性基础必将发生动摇，作为生物的人类也终将发生变异。这难道不是一种根本性、颠覆性的人类文明危机吗？只是因为这一危机源自具体技术的应用，科技带来的快感和生产效能、市场利润，迟滞、遮蔽了对此的全面、深度思考以及相关制度的应对设计。

目前讨论和论证新大众文艺正面价值的学术态势已经相当充分，相对缺乏的是对于一般大众文艺可能的负面、消极性问题的重视，尤其不该忽略的是其中某些负面因素有可能对于新大众文艺产生的复杂性影响。如果能够把人工智能看作人的主体性的对应属性，那么两者间的价值区分何在，又如何体现呢？显然，人工智能的综合创新功能将主要体现为创新生产力及其效能的不断提升方面，人的主体性、大众主体性的价值就将主要体现为个体化、个性化特征的人性情感内涵和逻辑思维能力。乐观的看法是，人工智能赋能赋权了新大众文艺的生产力之后，两者便实现了内容生产和文艺形态创新的双赢，并由此进一步塑造出崭新的文艺生态。

当独创性产生出了文艺的高峰时，人工智能正在无情地碾压多数、绝大多数平庸的文艺产品。这正是新大众文艺面对和所处的挑战性情境。

三、挑战之二：商品逐利取向对于文艺生产的多面影响

相对于技术问题的明显挑战，比较复杂的恐怕还有大众文艺的商品化、资本化属性对于新大众文艺的影响了。文艺产品具有商品化属性及商品化特征，这是不言自明的。新大众文艺仍不外于商业化、商品生产的作品，商品市场和商品生产机制作用巨大。但需要认识到的是，商品化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但是在逐利、利益驱动下促进生产，满足社会各方面、各层次的需求，也应该为商品生产提供创新动力，提供高品质的产品标准，进而提升全社会商品的整体水平。可以说，需求和品质是商品市场提供的主要选项，也是商品市场利益正当性的最重要保障。对于新大众文艺而言，同样必须成为市场化产品，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有力标志。

只是理论上，或理想化的预期之外，不可否认文艺生产商品化、市场化的另一面，即实际上存在的较为普遍的低质化、低俗化、同质化、仿制化以及各种恶性竞争问题。这一切产生的根源同样也缘于商品的逐利性驱动。换言之，老问题在新时代又有了新的具体表现，文学批评的神经在新大众文艺勃兴的早期就不能不引起警醒和关注。

具体而言，低质化不仅是指技术形式上的低劣，这是硬伤；也是指内容生产、意识形态方面的导向或立场、站位的价值观问题，这是内伤。整体上就体现为生产品质不合格，是思想、精神和形式上的多重次品。

低俗化是指内容和形式在题材趣味、表现格调上的庸俗取向、品位低下，是审美上的一种平庸和低劣，对于社会的公序良俗产生不健康的负面作用的引导，不利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正面形成及建立。某种程度上，娱乐导向、以牟利为目的的大众通俗作品，在无计可施之下，往往就会沦陷在低俗趣味的泥淖之中。

同质化是指缺乏创新思维、个性设计和策划，以及独特表现技术所导致的内容与形式的普遍性趋同，这是创造力缺乏的整体性症候，也是一个行业甚至社会面的思想与审美能力匮乏的体现。思想与审美能力匮乏所产生的主要问题，就是精神产品的普遍性同质化。任何时代、任何行业，创新毕竟是困难的，这也是以往大众文艺生产的普遍性瓶颈问题。新大众文艺的生产同样面临这一顽疾固弊的挑战或伤害。

更为甚之的是仿制化，仿制化是指思想和生产的懒惰，毫无技术创新的诉求与动力，一味跟风模仿甚至不惜批量生产他人产品，严重者甚至违反知识产权，剽窃抄袭他人作品，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最终导致假冒伪劣产品流行、恶性价格竞争威胁到整个行业的系统性溃败，无形中直接打击、压缩了真正的优质创新产品的市场环境和生存空间。

不可否认，以上这些负面现象和问题正是一般情况下大众文艺生产中的常见弊端，其根源主要就在大众文艺的商品化属性、商业性产业模式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还有就是生产前端的准入门槛普遍较低，生产监管和产品质量很难实施全链条的把控。因此，很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大众文艺生产的创新、时尚产品一经发布，总是很快就会蜂起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伪劣跟风与追逐，其影响之广往往遍及广大社会面，以及整个行业生态。应该说，这是对于新大众文艺生产及繁荣健康发展的严重威胁。

所以，在正面倡导思想建设和主流价值观的同时，必须为新大众文艺建立一种技术性、可操作的生产、传播、市场规范及机制，包括在文艺共同体内部形成一种刚性的或经验性的标准，充分发挥国家权力、制度机制、行业规范、社会监督的系统性作用，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其道德建设的自觉力和有效性，守正固本，既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保护创新创造的努力，又能及时针砭时弊，纠正失误，有力推进方兴未艾的新大众文艺潮流的不断发展。

结语

文艺生产本质上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或者说直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品。新大众文艺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时代文艺之胜”，体现的是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发展主流及其未来趋势。之所以具有如此地位、取得如此成就，反映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水平与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及其全社会的引领和驱动作用。此时此刻，所谓百年、千年未遇之挑战，集中呈现为一种集政治、经济、社会综合作用影响并以技术因素最为突出，而形成的人类文明发展的迭代现象。传统社会的文化文明并未失去价值地位，代表未来取向的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占据了历史发展的主场。如果说此前的网络文艺、新兴的人工智能文艺标志的是文艺生产的生产力水平，那么，新大众文艺就是网络和人工智能加持的文艺生产的内容构成及生态价值体现。新时代的中国文艺由此再度出发，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的文明时代的福祉提升。

注释：

1 对于各代文学史流变的文体文类特征，笔者所见类此说法，最早出自焦循著、刘建臻整理：《易馀籥錄卷十五》，《焦循全集》（第11册），广陵书社2016年版，第5513—5514页。参见吴俊：《文学史和跨学科学术》，《学术月刊》2023年第5期，对此有过略述。

2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相继筹组、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语言学家联盟、左翼音乐家联盟，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所辖属的八个主要革命文化团体，开展了有组织的革命文化运动。有关“八大联”中的左翼团体具体名称，文献记录中略有不同，都无碍于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实况。

3 “素人”写作主要是指非专业、非职业的写作者及其创作和发表现象，区别于如作家协会会员身份的作家写作。“素人”多是基层劳动者，甚至并无固定职业，作品反映底层生活实况及情感体验，诗歌和非虚构类作品为多，最初发表多在新媒体平台，相关名作有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等。

4 《延河》编辑部2024年第7期发表了《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后，引起了高度关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作出了重要批示。12月26日，文艺报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共同主办了“新大众文艺：文本及阐释”学术工作坊，12月30日，《文艺报》发表《标识又一次文艺席卷大众的浪潮》，同日刊登“全民创新创造活力迸发催生的文艺变革——‘新大众文艺：现象与意义’研讨会发言摘登”。接着《文艺报》还开设了“新大众文艺”专栏，陆续发表了白烨、南帆等著名学者、批评家的文章。《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李敬泽、黄平的文章；《中国文学批评》2025年第1期开辟“‘新大众文艺’研究”专栏，发表了王本朝、曾军、欧阳月姣的文章。目前看，有关“新大众文艺”的讨论还在持续中。

5 据百度百科综合资源释义，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及核心驱动力，充分摆脱并超越传统经济增长路径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强调可持续的经济社会新发展理念。2024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明确要求。

吴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院长。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批评和大学教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已出版《鲁迅个性心理研究》《文学的变局》《文学批评的向度》《当代文学的转型与新创》《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文学：批评·跨域·历史化》等学术专著、论文集十余部；主编、编校出版《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中国文学的跨域世界观：新文艺·新人物·新中国》等十余部。著作两度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文学批评的向度》获江苏省第六届紫金山文学奖。2005年、2012年分别入选教育部人才奖励计划。目前主要从事中文创意写作教学与研究。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