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今

新大众文艺自成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每一种生命精神在此得以舒展

记者：卓今老师您好，首先恭喜您凭借《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能否请您分享一下该著作的创作缘起？这本理论评论著作相较于其他对于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研究有哪些创新之处？我们如何理解书名中的“劳者歌其事”？

卓今：谢谢您的祝贺与《文艺报》的关注。这个奖对我个人而言分量很重，评奖委员会以这样一份殊荣肯定了一个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肯定了那些在数字时代的缝隙里书写自己生命的普通人。这份奖，某种程度上是颁给新大众文艺本身的。从2018年中国诗词大会外卖小哥雷海为夺冠开始，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人们开始阅读和讨论外卖骑手写的诗、流水线工人写的散文、工地上的人拍的生活短视频。我作为地方社科院的研究者经常要关注文学现场，要做一些田野调查，我发现真实的文学现场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既有的理论框架和批评话语，似乎难以准确地描述和命名正在发生的这一切。

说到这本书相较于其他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一是试图提供一种整体性的把握。数字技术带来的创作权下沉，正在重新定义谁是文学的主体、文学为谁而写、什么经验值得被书写这些根本性问题。我想做的是为这场变迁画出一幅相对完整的图景。第二是在理论框架上我想建构一些理论。书中提出的一些概念，以及对新大众文艺时间起点的确定、准主体的辨析、AI写作的相关层分析、赛博空间新文艺、新大众文艺边界探讨等，试图提供新的认知工具，让读者和研究者能够更准确地理解这个新生态的运作逻辑。尤其是“劳动者星丛”，我借用了阿多诺“星丛”概念，意思是不把事物强行纳入某个既定的概念框架，而是让事物各自保持其独特性，同时让它们在某个观察视角下彼此照亮、相互说明。用星丛来指称劳动者写作，就是想表达这种既独立又关联的状态。第三是在方法论上和精神上的的双向奔赴。我不想把新大众文艺仅仅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我更大的收获是在与它的对话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预设。新大众文艺自成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像春天里的原野，万物葳蕤，每一种生命精神在此得以舒展。

书名“劳者歌其事”出自古代典籍，我把它借过来做书名，它在字面上准确对应了“劳动者写作”这个主题。劳者一词在当下语境中也有了比古代更丰富的内涵。它不再仅仅指体力劳动者，而是泛指一切在数字时代以自身劳动创造价值、同时也在劳动中感受到真实生存经验的人。在工地上挥汗是劳动，程序员、写字楼的白领是劳动，一切以思想和身体参与这个世界的变化的都是劳动。他们都值得被文学照亮，也都应当有发出声音的权利。

记者：在梳理新大众文艺的形态特征、辨析文学精神的当代内涵过程中，您进行了哪些关键的思考与打磨？写作中是否遇到过核心的理论难点或认知困惑，又是如何厘清与突破的？

卓今：这个过程中有几个关键的思考节点，我想与您分享。

第一个节点，是对文学精神内涵的重新理解。人们习惯于带着高标准的审美尺度去看素人写作，认为他们的语言不够精致，结构不够讲究。但这些直接来自生活经验的文字却最能打动人，这个疑问逼着我回到文学发生学的原点去思考。文学起源于一个人必须说出他的生存、他的感受、他的困惑。在传统的审美维度之外，我们应当承认真实性维度、独特性维度和共情力维度的合法性。这不是降低标准，而是让标准更贴近文学的实际发生方式。这个认知的转变，是全书理论建构的基石。

第二个节点，是对“新大众文艺”与“大众文艺”关系的厘清。我翻阅了大量文献，尤其是延安文艺、抗日根据地文艺、解放区文艺，这一时期的大众文艺是知识分子走向人民，创作者大多数是精英知识分子，他们的书写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而新大众文艺是“人民自己走向文学”，是创作主体的下移。这个辨析一旦清晰，全书的理论坐标就建立起来了。

第三个节点，是对新大众“起点”的界定。我把2014年作为新大众文艺的起点，理论依据首先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用专门系统的篇幅论述了网络文艺问题，提出互联网技术、新媒体将成为新的文艺生态。其次是在2014年前后，涌现了大量新文艺群体和现象级的大众文艺，这也就意味着新大众文艺虽然是2024年才命名，但真正发生的时间要往前推10年。

第四个节点，是算法与新大众文艺的关系的辨析。在对会说“人话”的AI与算法控制下的大众以及赛博空间的新大众文艺的探讨中，对AI“准主体”这个概念有一个艰难打磨的历程。我试过工具、中介、环境等概念，都觉得不够准确。直到有一次重读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读到“非人行动者”这个概念时，决定用“准主体”这个概念。可以避免陷入两种极端，它让我们可以客观地描述人机合谋的新现实。

记者：您多年来始终扎根文艺现场，既深耕基础理论，也持续追踪前沿文艺形态的发展。能否请您回望一下自己的学术与理论评论之路？是怎样的机缘与人生积累，让您走上了文学理论评论的道路？

卓今：我2005年刚到社科院的时候就接了一个重要任务，当时我们研究所撰写《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第一辑四位作家：彭燕郊、谭谈、孙健忠、残雪。我负责写《残雪评传》，这对我后来做理论和评论产生很大的影响。残雪的作品以深刻的隐喻和暗示著称，要全面认识残雪的文学创作需要文学天赋和理论功底。我初生牛犊不怕虎，贸然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为了写好这个评传，我还阅读了大量中外现代派作品。大家都知道，现代派作品充满了异化、荒诞和孤独感，其中隐藏着非理性主义哲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哲学等。我多次采访残雪的哥哥邓晓芒先生，从他那里了解残雪的家世和生平。邓晓芒教授是国内著名哲学家，他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成就斐然。从这时起我钻研康德、黑格尔哲学，重点研读《判断力批判》和《精神现象学》，起初读得很吃力，书上作了密密麻麻的标注，这为我后来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我博士师从张江老师，主修阐释学，对中国阐释学从先秦到当代进行了理论资源整理及谱系研究，又从西方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哈贝马斯等人的阐释学理论中受到启发。我供职地方社科院，需要做接地气的研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文学批评现场和地方文化研究，这也是我为什么较早介入新大众文艺研究的原因。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算法是底层逻辑，因此，“算法诗学篇”占了我这本书三分之一的篇幅，有8万多字探讨算法、赛博空间、AI写作、大文学观等前沿问题。

让文学理论重新与那些 真实而具体的生命经验连接

记者：从既往的研究到此次获奖的作品，您的写作始终保持着 “理论不悬空、现场不浅表” 的特质，既有对文艺现场的敏锐捕捉，也有对文学精神内核的坚守与追问。能否请您谈谈您一以贯之的文学理论评论观念与学术理想？在您看来，一篇优秀的文学理论评论应当具备怎样的品格？

卓今：湖南省社科院的职能有一大块是要做调研报告和智库报告，文学研究所是以基础研究为主，湖南文学和湖湘文化是我们的重要研究对象，因此我们也是经常在外面跑，去各市州了解文学创作情况、文化发展情况等，始终与现场保持一种持续对话的关系。我在调研时，常常会被他们的文学热情所感染。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作为文学研究者，我有职责为那些在数字时代发出声音的普通人提供理论上的呼应和正名，同时也是让文学理论重新与人、与生活、与那些真实而具体的生命经验连接起来。

其实我的窍门就是做学问要保持诚实，用笨功夫，对看到的、听到的事物充分调研，不急于审判。最重要的是保持问题意识，任何事物先找出它的第一性原理，探究其背后的原因，以问题的方式切入。面对研究对象，老老实实把文献做扎实，把问题捊清楚。同时还需要充分考虑研究对象的历史语境和现实条件，批评家的理解最容易受“前见”的制约，就要克服不合理的“前见”，巧妙运用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和“视域融合”，因为脱离历史语境的绝对客观认知是不存在的。这些都是原则性的东西，在进行新大众文艺研究时尤其重要。

记者：能否请您聊聊该书从成稿、修改到发表的相关细节？

卓今：“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是2024年《延河》杂志首倡的，一年多时间完成一本书是不可能的，我这本书的“算法诗学篇”一部分是2022-2025年这期间发表过的论文。“走进大众篇”中对人民文艺的历史性回顾也是积累多年的结果，一直找不到出口，后来把它们纳入新大众文艺中进行思考，就特别顺利。AI说人话就是一个阐释学问题，包括把赛博空间与新大众文艺关联起来，就都变成了一个问题。只有“劳动者星丛篇”是2024—2025年写成的。把所有的问题重新思考以后，形成了三大板块，从历史比较到互联网现实，再到新大众文艺个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提出了一些原创性概念。

找到信息时代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 持续用理论回应现实问题并预判未来

记者：请您谈一谈您对“大文学观”的认识。

卓今：我在书中有一章专门探讨大文学观，2万多字的篇幅。大文学观也是要纳入新大众文艺这个大主题下才好谈。传统纯文学观念已难以涵盖当代多元文学实践，亟需重建更具包容性的“大文学观”。文史哲不分家是大文学观，在张之洞湖广书院的学科分类之前，“四部学”也是大文学观。近代西方纯文学观念影响后概念收窄，互联网时代又再度扩容。大文学观还要与AI写作一起谈。大文学观强调文学的媒介性、参与性和多模态性。文学从作品中心转向活动中心，它的核心功能是连接，它是动态生成的“众在”生态系统。我在书中把大文学划分为经典文学、大众文学、跨媒介文学和公共书写四个层次，并且还确立了文学性底线、活动性准入、连接性强度等边界原则。大文学观是要直接面对AI写作的，我在书中用“分层共融”的分析框架，人的创作在核心层，AI创作在相关层，它缺乏“人学”内核。AI既是“空心文本”的制造者，也是阐释的中介装置，倒逼人类反思文学的本质。最终，大文学观倡导多元评价体系并存，在技术时代守护文学的人文根基。

记者：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是对您多年深耕文学理论评论领域的肯定。您接下来有哪些新的研究与写作规划？在日新月异的文艺现场面前，您认为今天的文学理论评论有哪些新的增长点、需要克服哪些困难，以持续推动文学精神的生长与重构？

卓今：我在写这本书时又产生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要弄清楚很难。比如对“数字时代的文学感知”的深入探讨。很多读者抱怨读经典文学读不下去，这其实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我们的注意力结构、时间感知、情感体验方式都在被数字媒介重塑时，文学作为一种需要持续沉浸的审美活动，其根基正在发生动摇。我想探讨时间感的变化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底层逻辑。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劳者歌其事》的一个延伸。又比如“算法时代的叙事伦理”这个问题。当下AI已经深度介入文学创作，不仅网络文学大量使用AI辅助，一些纯文学作家也在尝试用AI进行创意激发。我想追问的是：当“人机合谋”成为常态，叙事主体的感受以及其真实性和真诚性如何界定，我们需要追踪AI在不同文体中的渗透程度和伦理后果。信息时代的文学研究有太多新的增长点，复杂丰富的文艺现实还有待理论化、体系化。再如媒介物质性研究。文本不是唯一的语言符号系统，我们必须把它的媒介条件也纳入分析。在叙事层面已经进入跨模态叙事。今天的文学作品是文字+图像+声音+交互的复合体。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失效。创作主体、文本形式、接受主体，每一个环节从形式到内容都需要重新思考。

我们最大的困难其实是理论滞后，我们写一本书、发一篇论文的周期是几年，而文艺现场的变化是以周、甚至以天计算的。我写《劳者歌其事》时讨论的平台和现象，有些已经迭代了好几轮。比如我去年调研的AIGC占新大众文艺的比例是5%，今年这个数据已经暴涨了好多倍。这种理论永远在追赶现实的困境，短期内无解，但研究者必须保持一种自觉，我们写下的每一个判断，都只是此时此刻的描述，而不是永恒的真理。

劳者歌其事，作为一个文学理论评论的劳动者，我所歌的“事”就是持续地走进现场、持续地倾听那些正在发生的声音、持续地用理论去回应那些具体而微的问题，持续地预判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