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红建与报告文学结缘，与他1996年参军入伍在部队从事新闻报道和军史整理工作十二年有关。因为工作原因，他接触到一些感动人心的先进个人和集体，以及一些故事曲折极具文学空间的军史人物和故事，在工作之余，他把这些人和事进行文学加工，不知不觉走上了报告文学之路。2006年，他的第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哑巴红军传奇》在《中国作家》发表，《作家文摘》等全国五十余家报刊相继转载，在全国引起不小的反响和关注，巨大的鼓舞让他坚定地走上报告文学创作之路。

2026年是纪红建报告文学创作整整三十周年的日子。三十年来他始终秉持着作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扎根生活，关注现实，将深邃的思考与炙热的情感倾注于报告文学。笔者回顾和梳理纪红建三十年报告文学创作生涯，探讨他书写文学世界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与时代价值。

以强烈的在场感讲好中国故事

在场感（真实性）也就是报告文学作家始终坚定和时代现实相互呼应同频共振，始终将关注目光集中社会生活焦点大事，始终传达传递和引领人民情感诉求，始终展现中华大地上鲜活生动的社会历史画卷。这是报告文学立身之本，也是真正吸引读者的报告文学之生命。

在场感，有人说是行走，也有人称为田野调查。对于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敏锐的好奇心、强烈的责任感、冷峻的问题意识、精细的求真意识缺一不可。不仅要求身体五官在现场，而且要求灵魂、担当、良知也要在现场，做到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四力”并举，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2004年开始，纪红建一直都在行走的路上。创作《马桑树儿搭灯台：湘西北红色传奇》，纪红建走遍湘西革命老区，通过众多人物和感人故事把桑植老百姓和红军和共产党之间的鱼水情深、为革命做出巨大牺牲的历史贡献和革命精神用文学的方式铭记下来，并在厚重思辨与理性分析中反思革命老区变成贫困落后地区的代名词这一值得人们深思的社会现实，探讨了红色遗产如何保护、传承和使用等问题。创作《见证》，纪红建在山东沂蒙革命老区生活了近半年，深深感受到了革命老区党和人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创作《乡村国是》，纪红建先是在书本里行走，通读157本扶贫理论书籍和扶贫文学作品，接着走入火热扶贫一线，两年多的时间里走过14个省39个县202个村庄脱贫攻坚主战场，实地采访了众多老乡和扶贫工作者，带回了20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了100多万字的采访素材。

无论是采访还是写作，纪红建都怀揣一颗真诚善良的赤子之心。采访路上，他践行毛主席“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出好文章”的谆谆教诲，总是把目光投向底层农民和基层干部，倾听他们的故事和心声。当看到贫困家庭穷得一家人共穿一条裤子，他的心揪得流血；当看到贫困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神，他泪光闪闪拉开自己并不厚实的钱包；当他看到“为了生存，永不放弃”的吴天来做出的一系列抗贫事迹，震撼得晚上失眠……他的行文并没有什么华美语句，却自有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怀在涌动奔流，令人动容催人奋进。

以深刻的思辨性讲好中国故事

思辨性（理性精神与思维）也就是报告文学作家对客观事实归纳总结提炼升华的一种能力，是作家用独特眼光穿透客观事实表象后关联出的深层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价值表达，通俗讲法就是忧患意识与问题意识，是真正吸引启发读者的报告文学之灵魂。

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作家仅仅做好田野调查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用自己的良知良心，对掌握的材料进行思辨性研究分析，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向真向善向美社会正能量，给人带来温暖、光明、力量和希望等理性精神与思维构建报告文学的情节和细节。纪红建的报告文学作品目前有二十多篇（部），所涉及的社会生活人物事件也很广很多，但作品却有一个共性，这就是贯穿在每一篇作品中的理性思维精神。他的作品都不是为了报告而报告、为了讨好而写作，而是在对象中发现和寻找矛盾，走进并深入事件人物，在真实的现场考察、描绘与思索中进行报告表达。

任菲莉是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一名高级会计师，也是一对患有“脑瘫”双胞胎女儿的单亲母亲。二十多年来，她用坚强的毅力和执着的爱，战胜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和精神压力，含辛茹苦地精心照料着双胞胎女儿。不仅如此，她还将小爱延伸为大爱，自费创办湖南省第一个全方位为残疾人服务的网站——“菲莉雅爱心屋”，聘请康复专家为脑瘫患者及家庭提供免费康复咨询服务。任菲莉先后被全国妇联、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六部委授予第三届“中国十大杰出母亲”、“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纪红建被众多新闻媒体宣传报道所感染，将任菲莉的事迹写成报告文学《母爱最真》：主人公任菲莉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孩子不离不弃，在与传统观念和歧视眼光作不懈斗争的同时，独自承担起抚养、治疗和教育女儿的重任，并用自信和母爱为孩子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让孩子逐步实现身体的站立、人格的站立和精神的站立。纪红建以报告文学的手法，真实客观全面地记叙了主人公任菲莉的先进事迹，动情传递了中国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沉勇坚毅的精神品格，热情赞美了母爱的光辉和道德的力量。

纪红建说过，“我在采写《乡村国是》时，也有个别人跟我说，应该以揭露扶贫中的不良现象为主。这显然是偏激的，甚至是价值观存在问题的。我不否定扶贫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想法是好的，主流是好的，比如贵州的邓迎香，为了打通隧道，花了十几年时间；比如在悬崖上的湘西十八湾村，山民为了修路，好几年吃住在悬崖上，修了条盘山路等等。这才是我们坚强不屈、压不垮的民族精神。”

以厚重的历史视野讲好中国故事

历史视野（历史书写）指的是报告文学作家出于对题材和事件创作需要，对历史进行回眸和挖掘，从而真实地保存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和人们的思想感受及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作家、艺术家要有“历史感”，“没有历史感，文学家、艺术家就很难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作家的历史视野就是历史感，就是责任感和使命感，本质上是一种正义的精神。作家拥有了历史感视野，作品就自然给读者的阅读带来历史的纵深感。

谈到创作报告文学《吧巴红军》，纪红建打开了话匣子，“这是我从事军史创作时听到的故事。哑巴同志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聋哑红军，他既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红军，又是一个身份特殊的红军。他不会说话，也听不见别人说话，典型的天聋地哑。他更不识字，甚至不懂哑语，只会用简单的手势表达自己的心思。在档案里，他的姓名是哑巴，出生年月不详，入伍时30岁左右，籍贯只知道是四川一带，其他的具体内容都不详，唯有1935年6月入伍年月明了。哑巴同志是红一方面军途经四川时，红军战士误把他当作奸细而戏剧性地被带上革命道路的，并且机缘巧合地成为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贴身警卫部队——中央警备团炊事班的一名挑夫，红色奇缘由此演绎。创作中，我将文字空间留给哑巴同志这位长征途中边缘平凡人物：他脾气暴躁、善用唾沫表达自己的不满、手紧、爱闹点小别扭……但他有着常人难有的意志品质——他不畏强暴，不惧死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他省吃俭用，资助战友；看管果园的时候，给幼儿园孩子们送果子吃，捡回来的果子中好的给战友，自己吃腐烂的；他孤身一人，把爱都给了国家和他人……”纪红建将笔头转向哑巴红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让历史人物还原真实。又比如《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是一部及时抢救中国农村红色革命历史、记录新中国成立前山东莒县老党员生平事迹的可贵作品。在沂蒙革命老区生活着一群被誉为“红色群落”的农民，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村老党员，平均年龄80有余。战争年代，他们冲锋陷阵保家卫国；和平年代，他们躬耕田垄坚守信仰。随着他们的逝去，一段革命历史也将逐渐远去，意识到了这个题材的重要和紧迫性，纪红建和铁流深入采访挖掘提炼这一“红色群落”的先进事迹，讲述了这些老党员们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生活中始终坚持党员标准和党性追求的动人故事，展现了共产党人的精神本色和宝贵品质，诠释了对党的无限热爱和高度忠诚，实践了报告文学文本写人记事、作史立传，为时代描绘生活画卷，为民族存留历史图谱，为国家保存珍贵记忆这一基本功能。

以精湛的文学表达讲好中国故事

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运用文学的表现手法来增强作品感染力，包括通过精彩的故事情节、感人的精神力量、立体的人物塑造、生动的叙事结构、细腻的细节描写、以及抒情、议论等表达方式，让严肃的纪实内容变得鲜活可感。文学表达（文学性或艺术性）是真正吸引读者的报告文学之翅膀。

比如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塑造。报告文学也像小说一样塑造真实的、立体的人物形象，描绘其外貌、语言、动作、心理活动（需基于采访所得），使其鲜活可感。《大国制造》中，作者用了相当篇幅描写在制造行业里奋斗打拼的“大国工匠”形象。如“湘钢”焊接工人、国家“七一勋章”获得者艾爱国，成立“艾爱国焊接实验室”专攻焊接难题，指导培训了一批又一批焊接工人，退休多年仍活跃在生产第一线；全国劳动模范、中车资深技能专家易冉，同样成立了“劳模创新工作室”培养高技能人才；“中车株机”机电专家赵春燕、轨道交通设计专家高楠、结构设计师张奇虎、中联重科起重机专家龙卫国、冷作工李传泉等人，都成了作品中的主人公。作者通过典型人物形象塑造，弘扬这些掌握精湛技术的劳动者对于企业高科技创新、对于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石”作用、灵魂作用。《村道》大量描写了回乡创业青年、年轻村干部等群体，从文创阁民宿老板葛军、“画中阁”女主人陈敏、“李祖小食糖”20岁合伙人玲子、“沙漠的染坊”店主楼沙漠霜、佩弦文化工作室主理人方天宇、DN数字游民公社负责人K·C、丽水叶村村的非洲媳妇网红主播Rose、杭州市深澳村“葫来”文创店主理人吴芸婷等乡村振兴的践行者。

比如场景描写与细节描写。报告文学会运用场景描写生动地再现事件发生的具体场景、氛围，让读者如临其境；也会运用精心选择的、典型的真实细节来“说话”，增强感染力。

《大兴安岭深处》中，每一个消防员的出场，作者在创作时对场景与细节的描写刻意避免雷同和平面化：中队指导员王德朋在苍茫的暮色中、狗子们的飞跑中出场；战斗五班班长张铁成是寻常的直接出场；中队保障班长王震则在众人的赞美声中出场；战斗三班班长陈振林在深情的自白中出场；战斗一班班长胡首在面对面的采访中出场。书中前后28个英雄故事的书写，细节描写为英雄故事的叙述增色不少。

又比如丰富的语言修辞手法。报告文学运用比喻、排比、象征、反复等多种修辞手法，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和情感张力。《村道》中“这里青砖白瓦、小桥流水，古树与村庄交相辉映，描绘出一幅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这里是江南枕水之乡，河网密布，京杭大运河穿越而过，千百年流淌不息的河水，孕育出一个个重要的文化密码……”又如“走在蜿蜒向前的村道上的，是不断前行的赶路人”“个人与时代，就像列车与铁轨般密不可分”“传统与现代在他心中碰撞，是忧愁与烦恼，也是顽强与坚毅”“当务实碰上青春，对于一个村庄来说，是无限的可能”等表述，具象且富有哲理，在平淡的叙述中蕴含深刻的社会观察。

又比如巧妙的结构艺术。报告文学会运用悬念设置、倒叙、插叙、蒙太奇剪接等叙事技巧来组织材料，使故事张弛有度，富有节奏感和可读性。《大兴安岭深处》采用“总分总”结构。“序景”与“尾声”之间的四景，又是“冰糖葫芦式”组合法，前后28个英雄故事，28曲英雄赞歌，汇合成美不胜收的英雄交响曲；每一个标题虚虚实实，有诗意有张力；一个标题一个故事，故事中又有故事，环环相扣，错综复杂却又脉络分明，让人击节赞叹。《彩瓷帆影》中，对长沙彩瓷的初始叙事和发现寻访叙事并不是单线独进的，而是通过作者往返于现实与历史之间的种种“穿越”，并且以“闪回”的链接方式，交错融合展示不同时空中彩瓷艺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生动写照。《村道》章节设计呈现出一种巧妙的递进结构。作者走村道访村庄，既没有按一个市县的地理空间从东到西或从南到北依次进行，也没有按故事发展的时间顺序记录一个个村庄，而是把采访的首站安排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的余村，体现了作者政治站位高度。从余村出发，村道蜿蜒向前，全书完成了从乡村建设的具象路径向文化精神的渐进式升华，几十个村庄，上百个人物和故事，呈现出井然却宏阔的气象，这是作者在文本架构上的独到之处。

还有强烈的抒情与议论。报告文学的作者可以将自己的情感（愤怒、同情、赞美、沉思）和深刻的理性思考，自然而然地熔铸于叙述之中，形成作品的情感温度和思想深度，引导读者产生共鸣与思考。《大国制造》在讲述山河智能、中车株洲所、中车株机、中车株电、中联重科、三一重工、铁建重工等制造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奋进历程时，运用抒情和议论起到点睛、提示、提问、总结等作用。比如，用“一台挖机是怎样从这里生产出来的呢？”提问，承上启下地打开下一个叙述通道。这段表达完成后，作者不忘抒情总结“这只是中国乃至世界制造业的一个缩影，先进制造业的未来更智能更奇妙，近乎科幻。”作者用“我被一束来自历史深处的光芒吸引”“追寻历史的光芒”这样的抒情议论连接句，从编撰《海国图志》、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说法的湘人魏源，到同是湘人的曾国藩和他监制的蒸汽机车、小火轮，再到左宗棠、陈宝箴，引导读者回望大国制造业的历史脉络和血泪教训：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大兴安岭深处》夹叙夹议为主，插叙和细节描写为辅，相辅相成相映成趣。人物出场之后，接地气的真实生活记录，总在夹叙夹议中进行，叙则真实，接地气，有烟火味，直抵人心深处；议则在叙的基础上画龙点睛，恰到好处的深化，升华主题。

结语

反复研读纪红建报告文学作品，深深感受到纪红建的笔，始终对准中国社会转型期最核心、最敏感的脉搏，从精准扶贫面临的多重返贫困局到中国制造业发展承受的巨大冲击和挑战，从底层民生的挣扎到治国兴国理念的思考。他的作品既有对国家大事的宏阔叙事，又有对个体命运的真实记录；既有对非凡人物的精神观照，又有对底层苍生的悲悯书写；既有对远古文明的探究追寻，又有对现实矛盾的揭示拷问。他的作品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剖开时代和社会肌体，让我们既看到脱贫攻坚、大国制造、乡村振兴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呈现辉煌背后各项工作的非凡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重重困境之下孕育萌发的柳暗花明。他歌颂大名鼎鼎之英雄和先进集体，也点赞默默无闻之平凡人物和草根大众；他记录武汉主战场全民战“疫”伟大历程，也分解伤痛产生的种种缘由。

纪红建报告文学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时代精神，是有着时代温度，能够彰显中国自信、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形象，激发读者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纪红建是湖南报告文学的一个榜样，也是全国报告文学的一个榜样。榜样是可以用来学习的。我们要学习纪红建对报告文学的热爱，学习他坚持探索报告文学创作发展规律的劲头，学习他敬畏艺术、精益求精的品格，学习他对真实的执着、对人民的关切，以及对独立精神与社会良知的坚守这一崇高的文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