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什么是在今天，我们提起新大众文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已经被写进“十五五”规划纲要，这背后有何深刻的意味？新大众文艺的提出，对我们深入思考文学问题（包括文学内部的问题和文学外部的问题）有何启发？

在近来的热议中，我们对新大众文艺本身进行了很多的阐释和讨论，却较少提到这个概念提出的动因，进而对上述问题作出更加深刻的解答。新大众文艺的提出，是有建构性的，是由问题驱动的。它的背后映照着更广阔的文艺乃至社会的问题，也似乎寄托着更大的希冀，希望为这个时代及其文艺面临的难题提供一种解法。在我看来，新大众文艺要解决的，也许是在互联网条件下（亦即数字媒介环境下）公共性的重建问题。具体来说，在当前技术环境所带来的分众化社会、分散的经验结构中，文学是否还有发现、表达公共性的能力？文学是否能够借由这种能力重新生成能动性，重新激活最广大的共同经验和共同情感？换言之，在新的语境下，文学是否还能发现大众、凝聚大众？这样的文学雄心，有利于推动文学重新介入社会议题，并进一步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有机力量。

公共性指向最普遍、最具共性的经验。这种最广大的普遍性，往往与那些根本性的问题与经验有关。人是生而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引申出我们关于存在、生死、意义、自由等诸多问题的讨论。在今天，在人对自我的认知、和他者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被技术环境及其所衍生的更复杂的社会环境重构之时，这些问题有怎样的变化？今天的我们究竟处于怎样的境况，正在经历怎样的新的痛苦、焦虑、希望与可能？我们的文化又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这些共同经验，会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时代的公共性的面貌。

这种公共性往往先是被文学辨认的。文学率先触及那些尚未被命名、尚未被理解的共同经验，使原本隐没于日常生活中的时代处境获得感受的形式，然后触及大众的共同情感。问题被这种文学表达托举出来，随后，更多的学术讨论介入，对这种经验进行概念化、理论化的辨明，使时代逐渐获得关于自身的理论自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始终在敏锐地处理时代的公共性议题。那些复杂的公共经验和情感，往往都寄托于富有余味的文学之中。我们可以用这种艺术形式准确地表达出我们在此时此世的境况、认知和情感，去触摸到时代的总体性。

文学的复杂，背靠着人类根本经验变迁这一命题的宏大的复杂性。为了抵达它，创作者不断去探寻那些不可及之物，去探求语言的极限。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体认了人类的情感和经验，也拥有了自身的复杂和深邃。因此，文学始终是个人性与公共性的一种缠绕——看似是“我”的表达，却照见了共同的经验。世界上没有单纯的“我”，“我”的复杂中有公共的复杂性存在。“我”是被“我们”托举出来的、具有公共性的黑箱。而这样的“我”开始叙述之时，文学就成了一个时代公共性的表达方式。

二

想要辨认一个时代的总体性与公共性，这并非易事。原因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时代的特质，另一个是文学的问题。

中国今天面临着高度混杂的现代性处境。前现代的乡土社会并未消失，仍然是我们文化和伦理的根基性力量；现代工业社会正在持续建构，而在我们自晚清至今的、未完成的现代化进程中，充满了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复杂纠缠；而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后现代经验却已经全面进入日常生活，算法在一定程度上导向了控制论式的社会控制，真实与虚拟的关系发生重构，家庭结构和情感模式迎来巨变。此外，人工智能横空出世，直击人的存在本身，并带来尚未被明确的诸多问题。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彼此叠加，不同时间尺度的经验同时作用于当代人的生活。今天的中国，很难再用单一的叙事去理解，去产生像以往一样分明有力的共同经验。更何况我们还有规模巨大的人口。这是构成最为复杂的经验的源头。与此同时，全球化也面临诸多新挑战。其所塑造的共同市场、共同叙事正在退却，民族主义盛行。共同经验并没有消失，但被割裂得更加严重，难以辨认。

技术环境加剧了这种混杂和分裂。法国学者德勒兹早年曾提出，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正在不断被拆分，由完整的主体变成可以不断编码、组合的分体。这一预言被互联网平台算法实现，网民（或用户）的行为成为贴着标签的信息，可以被系统分门别类地处理、推送（大多是为了更精准地收割商业利益）。而对在互联网空间生存，并越发将其视为主要生存空间（甚至超过现实社会）的众多年轻人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再进入真正的公共空间，让一个个“标签”的共同体或者说“标签房间”取代了它。而当这种现象和认知成为更为普遍的共识之后，公共空间也许就会消失。“信息茧房”是一个缩影。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就越难共享同一种经验；表达丰富甚至过剩，却越来越难形成共同理解。这是一个大分众乃至于大分体的时代。

而面对这个异常复杂的时代，面对异常难以识别的总体性，文学实际上做得并不太够。它需要更好地承担起表达和辨认的功能，真正抵达大众、触及共同情感。否则，我们将陷入越来越快的变化之中，进入无暇自觉的茫然、匆忙和庸碌，进入令人恐慌的浮躁。

这也跟技术的变革有些关系，亦即我们喜欢大谈特谈的互联网传播方式的改变。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消解了中心化媒介的力量。而在过去，文学形成公共经验往往依赖于此。以往中心化媒介确实垄断了信息渠道，从而塑造出了一些公共性。譬如，报刊、电视、电影等，都是强力的中心化媒介。这些媒介推出什么，什么就容易成为公共经验。传统文学就是这样搭载“期刊”这个中心化媒介，一度成为产生公共经验的中心，从而进入了社会生活的中心。但今天，原来的很多中心化媒介不断失去这种力量。新的媒介平台又如上所言，是高度碎片化的、分众化的，是强化既有圈层而非形成总体性的。中心化媒介的失效势必会带来某种总体性经验的失声，这确乎是一个原因。

但更根本的原因，不应该在传播与机制的表层，而应在内容的里层。不然无法解释现今网络文学与更多流行文艺在这些分众化、碎片化媒介中仍然可以触达大众共同情感的现象。这个核心的问题在于：文学尤其是纯文学如何更好地“抓住”时代经验。时代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去抓它的“感觉结构”（雷蒙德·威廉斯语）太困难了。将自然、社会、技术、媒介、情感结构和终极问题同时纳入理解，去感受这个时代独特的“人的境况”，这需要怎样的眼界、襟怀和能力呢？难解全貌，甚至难窥一角。这成了一件挑战重重的事情。于是，个人性变成了一件武器或者一个借口。不少写作者开始回退，退回看似安全、可靠的“我”，来回避这个可怕的难度。大家不断深入私人经验，遣词造句，掘地三尺，不见万物。“我”于是越来越琐碎，抽象难解，“复杂”无比，但却无人问津。然后，圈层化开始，大家抱团取暖，渔歌互答，用“和寡”来论证自己的“曲高”。

深入“我”是很好的，但问题在于，“我”逐渐脱离了“我们”，那“我”还在吗？是否存在脱离公共性的纯粹个人性呢？文学落入这种“纯粹个人性”的表达，便无法通过一个人的经验，照见时代的共同处境。这时，失去“我们”的“我”，也就失去了宏大的复杂性。复杂的主体不可能是封闭的，它会容纳他者，在痛苦的磨合中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勾勒出自身的形状和边界。这本是文学本源性的力量。因此，文学的这种退守，在把主体理解成越发封闭、纯粹、私有、排他的存在之时，事实上也削弱了主体本身。它保护了小小的“我”，同时也失去了“我”得以成立的根基。今天，我们的文学也许就是这样失去了进入广阔世界的勇气，失去了进入复杂性的勇气，进而失去了辨认公共性、表达共同经验结构的能力。

于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文学不再拥有强大的总括力，不再拥有介入社会、凝聚大众的动员性力量，便也相应渐渐偏离“中心”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文学沉入防御性的小小的“我”中，自身也失去了力量感和复杂性。那么，在这个大分众、大分体的时代中，我们怎样再次凝聚？我们怎样相互抵达和理解呢？

三

新大众文艺的登场，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但是，它对于我们思考公共性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启示。

公共性的隐没，是今天文学和时代共同面对的境况。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文学需要时代，时代同样非常需要文学。新大众文艺在此刻的被提出，也许寄寓着一种希望或者说使命，我们希望它能够在高度分众化、经验离散、共同理解陷入困难的媒介环境与社会环境下，重新发现大众，重新讲述共同经验，重新建构公共性。

大众是一个现代概念，它将规模巨大的人口组织起来，而不依赖血缘、地域或者熟人社会关系。大众本身其实就映照着一种总体性的想象，意味着一个社会相信，人和人之间能够彼此理解，民族能够形成文化上的共同经验，国家能够在差异中凝聚共识、建构未来。中华文明是统一的文明，从诞生之日起，虽然面临诸多的挑战，但始终相信着总体性的未来，相信着未来的可建设、可组织、可共往。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特别是其五个特征的阐释，包括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都映照着这种总体性的建设逻辑。而这种聚合的总体性之力，是要依靠文化生成的。我们的文化如何应对这些新的境况、面对我们此时此世的终极问题？这些答案是可以弥合表面的裂隙的。文化因此被要求承担起凝聚社会、连接大众、形成共同体的重要功能。而新大众文艺是在这一历史坐标中被提出的，它当然回应了文学发展的自身问题，但也许更是对文化主体性和社会整合能力的一种实践探索。

新大众文艺为什么有可能在分化的环境中，完成这项任务呢？我想它探索了一种新的公共性生成机制，这个机制是契合当下的数字媒介特征的。新大众文艺首先改变的是表达权的配置，也就是我们说的创作平权。过去，文学更多依赖少数专业写作者完成共同经验的提炼。作家更像一个经验的中介，是中心化媒介时代中文学最大的那个“中心”，人民作为被观察、被讲述的对象而存在。那么，这个经验讲述的范畴、抵达的程度，都是由作家的意愿和水准所圈定的。今天，互联网让创作平权，媒介的去中心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学本身的去中心化，中介的能量被削弱了，普通人第一次大规模成为文学的主体。数千万创作者进入文学创作，离开被观察、被讲述、被代表的客体位置，以自己不同的生命经验直接进行表达。他们的经验，与无数个体在真实环境中的经验密切相关，天然携带着“我们”的痕迹。文学第一次拥有如此广阔、如此真实的经验来源，也因此第一次如此接近一个时代真实而复杂的生活本身。

但海量的表达并不会自动生成公共性，也可能会带来表达的更加过剩和更加分裂。这是因为，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互联网只会成为更大的碎片。正如只靠“我们”也绝难生成好的文学，它总是公共性和个人性的缠绕。这中间还缺少重要的一环，即在“我们”中，让真正有连接力量的“我”得以浮现。在这个层面，新大众文艺利用数字媒介环境，重新激活了一个活的、有连接的文学空间，这是一种新的辨认机制。它打破了中心化媒介时代中文学既定的主客体关系，让大众摆脱了无声的客体身份，让文学打破了长期的弱连接、迟连接状态。即时的评论、网络文学的“本章说”、同人创作、“玩梗”的互文，大量的读者反馈形成了一个持续生长的文学空间。这个空间不分主客体，是一个文学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强连接、强回应的，亦即拥有了原先由中心化媒介所把握的评价和推介的权力。那些真正用“我”的情感和表达，触及时代情绪、回应共同处境、表达共同经验的作品，会在这个共同体中浮现，然后再不断突破圈层，在一次次阅读、讨论和传播中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凝聚起更广大的群体。网络文学精品与更多互联网流行文艺的现象级作品，皆是以天才的共情力和表达力，精准地反映了时代情绪和症候，再以这种路径和机制层层“破圈”。“破圈”绝不仅仅是传播层面的事情，它的力量一定来源于经验的共鸣。弥散的、模糊的情绪会在反复引用和阐释中被提炼成意义，触及时代问题本身。算法和标签的分裂会被文学的理解所暂时搁置甚至黏合。个人性会成为公共性得以获得力量、获得痛感与真实性的肉身。如此，公共性摆脱了中心话语的塑造，在千万人的参与中不断浮现、不断被辨认出来，从而凝聚起更强大的总括力。数字媒介固然可能带来碎片化和过剩的表达，但借助于它，碎片也可能重新组织成共同理解，在去中心化的媒介环境中，重新生成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心性经验。

所以，我想新大众文艺的提出，其意在此。它寻找着一种可能，在数字媒介环境中重建文学的公共性，在分化的大众中再度发现“总体化的大众”。文学亟须找回力量感，找回介入甚至改变社会的能动性。这对文学来说是迫切的，对于追求一个总体性未来的中国社会来说也是迫切的。我们仍然需要文学，纵然技术与时俱进，环境纷繁变化，我们的社会需要自觉，我们的人生需要解答，我们的民族与国家需要共同的想象，这些都需要由文学来参与和承担。文学终究还是要重新鼓起勇气，走入公共性这一巨大、复杂、混沌的空间，去以痛苦获得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传统文学还是新大众文艺，都需要去承担这个宏大的、无法回避的使命。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