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暑假，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幽暗的夜空挂着一轮弯弯的朗月，月光下草木葱茏，暗香浮动。世纪馆东面的操场上，品园3号楼408室的黄平，遇到了409室的杨庆祥。两个人结伴慢跑，从张承志聊到王小波，最后以路遥收束。此时两人身无分文，在大都会无立锥之地，但丝毫不妨碍臧否文坛，心忧天下。透过操场北边那一排银杏树望出去，远远地，能够望到中关村上方的万丈红尘。

我在开篇第一段，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来指称自己。这不是基于自恋，而是基于无法克服的距离——在2025年的夏天回望2008年，就像看着另一个人。那是一个寂寞而迷人的夏天。我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的贾平凹作品系列，为即将开始的博士论文做着准备。但读不下去，不是贾老师写得不好，而是那个夏天的一切，都湮没在即将到来的奥运会之中。你相信吗，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即将开幕的那个下午，我转了几趟公交，来到天安门广场。空气炙热，周遭影影绰绰，隐藏着迷人的戏剧性，仿佛一个时代即将开始。

“80后”的时代，正是“城市化”的时代。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描述“80后”的总体历史，那只能是“城市化”。对于“城市化”，有太多经济学、社会学的解读，有太多基于数据与图表的阐释。文学的讲法很简约：到远方去。五湖四海的青年，成绩好一些的通过高考，成绩不尽如人意的通过务工，从家乡出发，到北上广去，到东部沿海去，到发达的城市去。城市化的背后是全球资本网络，这张网络如棋盘，青年如棋子，楚河汉界，纵横交错，方寸间就是你我的青春。

这也解释了，2008年前后，我们为什么对路遥很迷恋。黄土地在北京和上海的暗影里，是一代青年的来处。我和杨庆祥，就分别从白山黑水的辽东与襟江带淮的安庆出发。高加林式的场景，在路遥完成初稿的20世纪80年代开端，在我们这代人出生前后，还只是一个不安的寓言；在城市化酷烈展开的新世纪，在出生于1981年的我面对人生的时刻，就是现实无比的选择题。杨庆祥在2007年写作《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我在2009年写作《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都是同一种历史能量的显影。对了，我那篇文章原来的标题是《从“劳动者”到“劳动力”》，编辑帮我改的题目更好。

后来的故事是，我和杨庆祥，还有金理以及一批朋友，被称为“80后评论家”。其标志，就是2011年8月第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在上海召开期间，《南方文坛》张燕玲主编找到我和杨庆祥、金理，表示在第二年的刊物上设置“80后学者三人谈”专栏，邀请我们做6期对话。如杨庆祥的回忆，“张老师的意思，年轻学者，不能老做学生和听众，该发言了”。引发这个栏目的直接契机，是我和杨庆祥、金理三人，在2011年第6期、第7期的《上海文学》上，已经开始以三人谈的形式，集中讨论“80后文学”。引发这个栏目的根本契机，是“80后”一代在彼时登上历史舞台。2011年前后，郭敬明代表作《小时代》出版，引领各大图书畅销榜；韩寒的博客写作以及2010年推出的《独唱团》，多次成为舆论热点。时过境迁，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80后”这个概念，本就源自“80后文学”。2012年前后的我们，也想借助文学，理解“80后”及其时代。正如“80后学者三人谈”的发刊词：

经过仔细的商量，我们特别认同“80后”这个定语，首先当然是一种身份和代际的区隔，我们三人都生于20世纪80年代，有着这个“代际”特有的一些观念和经验并自然投射到我们的研究中；其次，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种区隔同时也是一个将个体“历史化”的行为，个体只有把自己置于某一历史位置才更能理解自我和历史，因此，这种命名实际上是为后面的系列对话确定一个观察的角度和思考的定点。

我们初步确定了对话的若干话题，试图从个体遭遇文学，选择以文学为“志业”的自我经验谈起，由近及远，追溯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发展和审美的嬗变，辩驳文学在各色语境中的纠葛和挣扎，最后以“备忘录”的形式展望“未来中国文学”的可能性。这是我们基本的思路。在这个思路里，我们试图在当下与过去、批评与历史研究、个体经验和普遍知识之间找到一些交接点，通过这些点，我们希望打开问题，并能引起讨论。

80后已年届三十，在享受着改革提供的现代生活的同时，遭遇并承受着现代中国转型的种种震惊和阵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和前辈一样，都不过是“历史的中间物”，或者说不过是一座“桥”，来路茫茫，去路滔滔。对我们来说，文学既是起源也是终结：它是我们赖以理解时代、历史和自我最合适的支撑点，最终也是我们个体生命得以展开丰富的形式。

“80后已年届三十”，如果在今天，在三十岁和六十岁之间画一条线，我们这批“80后”已经处于这条线的中点。“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回顾自己及同代人，我没有半点自恋可言；相反，本文下面要问的问题，比较尖锐。

二

“80后”有车有房了，之后，怎么办？

我不是站在一个绝对正确的外部位置来评说一代人，这种所谓反思精神不唯我个人所独有，而且我可能是最应该自我反思的那一个。所以如果说有所批判，本文的批判指向自己。我直观的感受是，我们这代人，成熟得很早，却又成熟得过于漫长。我们迄今为止，没有创造出与自身相匹配的文化。对于“80后”的期望，一直延宕至今，始终无法兑现。

以我所在的文学评论而论，“80后”一代在这些年面对以下难题：

难题一，科研化。随着传统媒体文学空间的萎缩，且报刊、出版不断走低，文学评论越来越倚重学院批评，大学为文学提供一定体制性的庇护。但这种庇护不是无价的，文学评论只有将自己包装为“科研”，才能在大学体制中获得合法性。但以科研的标准来评价人文学科，就像我们将王国维或钱锺书理解为“搞科研的”，总是如此不伦不类。大学里现在讲究“一生一策”，即一个学生一个培养方案。我们努力做到对于不同的学生因材施教，但是对于各个学科，却往往是“一刀切”的标准，一切工科化、工具化。所谓文科危机，就是实用主义横扫一切所导致的危机。世间万物，有具体的、直接的、实用的，也有没有实际用处但必不可少的，比如精神、情感与美。和电动车相比，《红楼梦》有什么用？是雷军更重要，还是曹雪芹更重要？这些问题不应该有唯一的答案。以科研的方式理解文学，是不是最好的方式？

难题二，科层化。提出科层化理论的马克思·韦伯，在1917年11月慕尼黑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提出下面这个著名的问题：“我们都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你能够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怼亦无创痛吗？自然，我们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我活着只是为了我的‘志业’。然而，我发现只有少数人能够忍受这种情形，而不觉得这对他们的内在生命是一种伤害。”我不是借韦伯酒杯浇胸中块垒，不是将自己指认为被埋没的聪慧之辈，我可能恰恰是韦伯这段话里讥讽的平庸之辈。问题在于，无论是善于运用科层规则，或是对科层规则格格不入，两方面都不是胜利者——在科层制中没有胜利可言。拿不到科层化的项目，以及对应的科层化的头衔，将无可避免地边缘化。反之，将一生按照科层化的节奏来设定，以一串指标来标志一生的意义，这是否就是成功？生命的意义，能否转化为一堆头衔？更为荒诞的是，我们普遍关心“发在哪里”，而不关心“写的是什么”。

难题三，科学化。C.P.斯诺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两种文化》中，所提到的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已然愈演愈烈，并且看不到弥合的可能。今天的“人”，正在被转化为“数字”，转化为可以被量化的对象。当下的时代，技术层面高歌猛进，而在根本性的前提问题上，几乎没有讨论或争论，或者说只有微弱与零星的提问，得不到回答，一切被视为“理所当然”。现代性在当下的激进呈现，正在不断加固“理性的牢笼”，而科学化和科层化的共谋关系，至此也暴露无遗——只有数字化，才便于管理。在这一数字化的过程中，人生的意义被不断抽空：比如学习的意义被转化为绩点，学校的价值被转化为排名。一切都被转化为不断细分的、可以比较的、由此产生无尽焦虑的目标，人生就像一场无处退出、无法结束的打怪升级的游戏。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何为？精神世界的空间何在？

最后，我不想用第四个难题，因为这第四个不是并列，而是根本的难题。我指的是，“80后”历史逻辑的破产。“80后”的历史逻辑，基本上是个人奋斗的逻辑。今天的青年可能很难想象，2008年前后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名字就叫《奋斗》，改编自同名青春小说。无独有偶，三十年前经济高速发展的香港，也有一部电视剧叫《奋斗》，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环球同此凉热，人心可见一斑。但个人奋斗的故事，在今天已经极化为丛林法则下的内卷。没有人对内卷满意，但没有人可以在奋斗的外部来解决内卷，因此只要依托奋斗的逻辑，内卷始终有其正当性，“不过是拼得更努力一些嘛”。奋斗的父母正在“鸡娃”出内卷的子女，殊不知下一代的生存逻辑，已经发生根本的改变。

这种改变，被同样在2008年前后出版的《三体》所预言。《三体》最黑暗的一部在2008年5月出版，以宇宙为隐喻，描述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资源保持不变，人和人之间彼此猜疑，为了生存而展开殊死斗争。这样的故事乃至于这样的情感结构，今天的我们并不陌生。但是，在2008年，《三体》的预言，仅仅是一条通向黑暗森林的小路，是历史关口无数岔路中的一条。当年的我们相信地球村，相信四海之内心连心，“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而在全球化遭遇重大危机的内卷时代，“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奋斗的逻辑被生存的逻辑所取代，或者更准确地说，奋斗逻辑被其内在缺陷所瓦解：奋斗逻辑是高度自我化的，缺乏“他者”的视野，缺乏有效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合理方案。奋斗逻辑是百舸争流，是先富起来，是高加林进城。但是，高加林进城以后，怎么办？

三

面临外部科研化—科层化—科学化的闭锁，面临内部奋斗逻辑的异化，“80后”，今安在？

本文提不出有价值的解决方案。比如外部的改变，在缺乏正向反馈机制的前提下，仅仅靠殉道式的自我牺牲，无助于全局的改变。同时，在学术共同体文化（“口碑”所代表的无形制约）基本消亡的形势下，如果绕开数量化、等级化的考核，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考核体制。就内部来说，“80后”一代，在奋斗的极境，要讲出自身的“新文化”。但问题在于，和作为“奋斗”异化结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比，更有现实感、更有解释力与说服力的“新文化”，在哪里？

“新文化”不一定总是新的，也可能是旧的。感谢《文艺争鸣》张涛兄的邀约，促成这篇小文。我在吉林大学读书时，张涛比我低一级，我们也曾同住一个寝室。如果有所谓黄金岁月，就是千禧年前后的母校时光。我们普遍绩点一塌糊涂，也从不知绩点为何物。按部就班地学习，规规矩矩地上课，从来不是我们的选择。记得每学期开学，我会扫楼一样，从行政楼的一楼走到最高层。各个楼层的院系办公室走廊上，贴出这个学期的课表。完全凭借兴趣，我给自己安排未来一个学期的课程，从哲学通论到法理学，从中国现代文学史到社会学名著精读，信马由缰，随心所欲。当母校的课程无法满足我，我也曾和张涛在2005年“五一”期间去清华，同时旁听汪晖与秦晖。甚至于，我就这么留在了清华，2005年秋天通过老同学的关系，在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某个寝室里借宿了一个学期，和清华的同学们一起骑着自行车去上课、去宵夜。我还稀里糊涂地参加了在清华举办的某个大赛，并且一路运气爆棚拿到总冠军，而我居然也在颁奖典礼上大大方方地上台领奖，从某极为知名的跨国公司中国区总裁手里接过证书与奖杯……有读者可能会觉得上述的一切有什么可说的，都是各种违纪啊，完全走向了学生手册的反面，快到留校察看的地步了——那只能证明我们不是一类人，我从不相信严格的纪律和标准的流程可以培养出想象力和创造力，过去不相信，现在也不相信。

基于发自内心的热爱，以兴趣驱动，而不是以绩效驱动，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光了。千禧年前后，我们这代“80后”十八岁出门远行；今天，在不惑与知天命之间，一代人何不妨重返青春，在千禧年的岁月中汲取力量？是的，回到起点，重新出发，“80后”一代中年变法的出路，只有忠诚于自己的历史与来处，从20世纪90年代走到新世纪，从新世纪走到今天，讲出自己这一代的故事。

“80后”，今安在？作为改革的一代人，“80后”一代一直在现场，和改革开放的中国同在。回到本文开篇，我好像忘记介绍2008年8月8日的那个下午，在奥运开幕前夕，我去天安门广场干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只是站在广场上，感受内心隐隐的激动，感受古老文明的心跳。几个小时后，烟花将在我的头顶上空绽放，定格在我们青春深处，也定格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