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地盘》是中国作协会员丘脊梁近年创作发表的15篇中短篇小说的结集，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2万字，全都在公开发行的纯文学期刊发表，有的还被《小说选刊》等选刊转载。

《地盘》收集的中短篇小说，题材广泛，类型多样，机关、市井、工厂、职场、家庭等均有所涉及，文人、官员、农夫、渔民、匠人等皆活灵活现，既聚焦都市生活，又关注现代农村，既对三教九流进行艺术描摹，又对芸芸众生进行深入观照，极具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有着很强的社会意义和现实作用。

小说的语言丰富多样，有的采用激情叙事方式，保持某种快捷的节奏，有一种流动的韵味；有的采用意念推动方式，文本中弥漫着浓烈的情绪，具有一种现代性氛围；更多的则是采用本色叙事方式，从容不迫地让词语展开，裸露词语与事物本质的勾连，极具中国意象和中国风韵。

《地盘》中的作品有着非常浓厚的社会性、象征性和反思性。小说通过对各色人物命运的叙写与反思，揭示生命的真相，表达人性的光辉，使之具有一种醒目的、让人心动的新的绽现，让生命与灵魂产生强烈共鸣，并获得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新的世界观。

作者简介：

丘脊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岳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在《中国作家》《小说选刊》《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散文》《山东文学》《四川文学》《广西文学》《湖南文学》《边疆文学》《北方文学》《啄木鸟》《星火》《延河》《雨花》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一百五十余万字。出版有小说集《地盘》《沿着一条河流回家》《地下的辉煌》，散文集《锋利的预言》《一条河流的走向》《深埋的竹笋在唱歌》等。曾获第二届湘江散文奖、第二十九届梁斌小说奖、第四届吴伯箫散文奖等。

后记：

向一篇序言致敬

丘脊梁

这是我的第三部小说集。距我第一次在省级纯文学刊物发表小说，已经二十六年矣。那时节，我刚满二十四岁，如今，我已年近半百。

我最初写的小说，大多是小小说，而且只写了两年多就不再写了，转向了其他文体。但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我创作了一百来篇小小说，其中有一半发表在公开发行的纯文学刊物上，另一半发表在各类报纸副刊。发表的小小说中，大约又有四分之一被《小小说选刊》和《微型小说选刊》转载。本地的文友们羡慕得不行，但我自己却不以为意，觉得如此雕虫小技，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甚至还很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写小小说的。但没想到，在我不写小小说十年之后，江湖上居然还记着我，2010年，在何建明老师主编的100卷《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书系中，我忝列其中，出版了平生第一部小说集《地下的辉煌》。

《地下的辉煌》没有给我带来什么经济效益，也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力，但让我结缘于刘恪老师，并从此开启了长达一十三年的追随与学习。

那一年的秋天，阳光照耀着壮阔的洞庭湖，也照亮了我灰暗的心空。刘恪老师读了《地下的辉煌》后，与我在茶楼约谈了整整一个下午，鼓励我重新拿起笔来写小说。差不多已经放弃了文学一心扑在新闻中的我，荒芜的心原上又燃起了熊熊之火。

此后的四年之内，在刘老师的细心指导和专业训练下，我创作出了大约三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并在文学期刊发表了十来篇。2015年春天，我将那些发表的作品结集为《沿着一条河流回家》，由敦煌出版集团正式出版。因为刘老师对我此时的小说不甚满意，出书之事，我不敢向他报告。书出来后，我畏畏缩缩送了一本给他。他才翻了几下，就放下批评我：怎么这么着急就出集子呢？要出就出好嘛，你这样既无序言，也无后记，光溜溜的像个什么样子！之后他鼓起眼睛望着我，下达命令：下次你出书，由我来写序！语气中大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气势。我当然求之不得，暗暗把这句话记到心上。

接下来的两年，是我写小说较多的一个时期，平均每个月至少要写一个短篇，最多的一个月，接连写了四篇，差不多一个星期写一篇。刘老师看后非常高兴，特别是我的短篇《地盘》被《小说选刊》2016年第9期选载后，他更是充满信心，给我作了详细的文学规划，要求三年达到什么水平、五年达到什么层次、十年达到什么目标。看到我不够自信，他主动提出要给我梳理一下已经发表过的小说，好好写篇评论。我以为他只是说着玩玩的，因为那时他正在进行大部头的文学理论创作，忙得天昏地暗，哪还能为我这样的无名小辈浪费时间？没想到这年年底，他在回北京去之前，将关于我的小说评论《从他者到自我的写作转换——评丘脊梁的小说》手稿交给了我。看到这沓五千多字文不加点一丝不苟的手稿，我非常感动，连连道谢，并在心里默默告诫自己，千万莫辜负了老师的期望。刘老师说，你先打印出来，看看行不，我再跟某某（某文学刊物的编辑）说说，要他发一下。今后你再出小说集，用来做序也行。原来他不但一直关注着我的小说，也始终惦记着给我写序。

此后至今的好多年，我一直在文学这条道路上艰难跋涉，行走得歪歪扭扭，摇摇晃晃，尽管保持着每年创作与发表各五到十万字的样子，但实在是力不从心。特别是对小说，已经越来越没有信心，甚至还充满了恐惧。虽然一直在写，从来没有完全停止，但每每刚一写完自己就将它否定掉了，既不敢投出去，也不敢给人看。偶尔投一些出去，也大多是泥牛入海，一年发表不了两三篇。我的兴趣，也慢慢转向了大散文创作，这些年来，散文的创作量与发表量都远大于小说。我感觉自己已被小说抛弃，或者是说从来就没有入过小说的门，因此，刘老师给我写的小说评论，我一直不敢给别人看，更不敢找编辑发。它静静地躺在我的电脑和内心深处，除了我和刘老师，没有任何人知道它的存在和悲伤。

这几年，我将发表的大散文结集，先后出了两本书。我始终记着刘老师要为我的书作序的事，2021年出版《锋利的预言》时，特意请他帮我写序。他当时正在北京，爽快答应了，但过了较长时间才将手稿给我。我看到字迹歪斜、潦草，句子之间跳跃性很大，有的地方要看几遍才能明白，当时心中还稍稍有些埋怨，觉得他没有认真对待。后来才知道，其时他已经是非常严重的帕金森症了，走路、写字、说话都很困难，正在北京进行治疗，但为了不耽误我出书，硬是抖着手在病床边一笔一划写出了这篇序言。为了不增加他的负担，2022年我出另一本散文集时，就没再请他作序。当然我也没请任何人作序，就像先前那本小说集一样，光溜溜的。我性格内向，认识的名人也少，文章又写得差，从来不指望出书能赢得声名获得利益，有没有序都无关紧要。

2023年1月8日，还差几个月才满七十岁的刘恪老师，突然感染新冠去世。我无比悲伤，有如天塌下来了，感到自己从此失去了文学与精神的指引者，世间再也没有了主动要为我作序的人。我无比内疚，觉得愧对了老师，没有按他的指教好好写，写出好小说，以致这么多年过去，依然一事无成，连出一本小说集的底气都没有，让他想为我的小说集写序的愿望落空。其实，他从来就不欠我一篇序言，而是我一直欠他一个交待。

现在，贵州民族出版社为我近年发表的小说结集，我突然又想起了刘恪老师，想起了他的那句话，想起了他写的那篇稿子。我翻箱倒柜寻找手稿，再次看到他那熟悉的字体时，我的双眼不禁蒙眬起来，泪水充满了眼眶。我认认真真一字不漏地重读了一遍，感到刘老师真是为我花费了太多的心血。他不但读了我发表过的每一篇小说，没有发表的习作也大多看过。在这篇几千字的评论里，他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我当时的小说创作情况，专业地挖掘和提炼了我习作中的某些特质，热情地对我进行鼓励，同时也敏锐而犀利地发现了我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我当时还有些不以为然，现在回过头看，他说得多么中肯、准确和深刻啊！前些天出版社急需我提供一份这部小说集的简介，我抓耳挠腮搞了半天，仍是不得要领，无法下笔。突然想起了刘老师的这篇评论，果然，从里面挑选几段稍加连贯，就成了一篇专业、贴切而且文采飞扬的图书简介。透过这份珍贵的手稿，我仿佛看到刘老师挑灯夜读我习作的场景，看到他伏案疾书写作评论的姿势，还看到他摇头叹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这部小说集的序言就是它了。这是刘老师若干年前对我小说的诊断，也是他生前作出的最好安排。

刘恪老师去世之后，我越来越觉得他对我的重要性。他的指导、鼓励和鞭策不用说，更重要的是我将他当作了精神依靠。失去了他，我感觉自己的内心更加虚空，更加没有了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底气和勇气。他去世后第一个清明节前夕，我写下了一篇一万七千多字的纪念文章，深情回忆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但犹豫了好几天，最后才在清明节当天在自己的公众号上推发，之后也没有拿去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因为我害怕别人说我是借刘恪老师的名气，来为自己脸上贴金。现在，我用他的这篇未刊评论来做序言，依然存在这种担心。其实，这只是我的一种缅怀和致敬。

在我写作这篇后记的时候，时令尚是初春，我还要差一点时间才满五十岁。可以想见，集子正式出版时，我已年过半百了。这个年龄，对于一个奋斗多年一事无成的写作者来说，早已没有了任何文学野心。我也不知道今后自己还会不会写小说，还能不能写出小说，更不知道写出的小说好不好，还会不会再结集出版。我想一切只能随缘，顺其自然。这虽然辜负了刘老师生前的期望，但于我个人来说，未必不是一种最好的状态。

我只能说，《地盘》这本小说集，要么是某种终结，要么是重新开始。

2024年3月24日，洞庭湖东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