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常常被喻为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作为意义生产的两种形式，它们相辅相成、相伴而生，共同推动文艺事业的良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文艺批评要发挥“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功能，并指出“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近些年来，随着文艺创作的发展，文艺批评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比如，很多的文艺批评，知识化、理论化有余，而审美分析不足；有的沉浸于客观的文本分析，缺少应有的价值判断；表扬甚至吹捧多而批评少，缺乏反思性与批判性；对新媒介文艺关注不够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文艺批评对文艺发展的推动作用。鉴于此，应该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文艺批评工作，不断强化其褒贬甄别功能，积极回应新时代文艺现状，积极推动新时代文艺的繁荣发展。

坚持科学的文艺批评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这一论述继承与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观，是新时代文艺批评的基本遵循。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被视为文艺批评的重要标准。美学的观点要求按照文艺表征现实生活的特点与美学的规律来评价作品。譬如，作品是否具有福斯塔夫式的背景，人物形象是否符合自身的诸多社会关系，情节是否生动、丰富，整个作品是否具有独特的艺术创造与较高的审美价值，如此等等。历史的观点则要求把作家作品置于特定的时代与历史语境下进行考量，考察作品是否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是否有益于推动历史发展与人类进步等。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虽然分别侧重文艺的“自转”律与文艺的“公转”律（董学文教授语），或者说，分别侧重审美价值与社会意义，但两者相互结合、相互渗透、不可分割。

“人民的观点”对于文艺批评而言同样非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予以强调。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并批评了“人民不懂得文艺”“大众是‘下里巴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等错误观念。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这些重要论述都把人民的观点定位成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艺术的观点”与美学的观点密切相连，但更强调文艺的创新创造与艺术的精湛。在多次关于文艺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都强调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从而创造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精品。

历史的观点、人民的观点、艺术的观点与美学的观点，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文艺批评的标准和方法。在批评实践中，它们相互补充、相互依存。

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

在理论上，依照上述批评标准的指引，文艺评论家在面对具体作品时就能顺理成章地得出相对客观的判断。但在实践中，由于人情、商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文艺批评容易变成庸俗吹捧、阿谀奉承。因此，对批评家而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可或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唯有实事求是，“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才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才能做到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剜烂苹果”（《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鲁迅以自己对古今中外作品的批评实践，生动诠释了这一主张，树立了文艺批评的典范。譬如，鲁迅一方面赞赏《三国演义》“写关云长斩华雄一节，真是有声有色；写华容道上放曹操一节，则义勇之气可掬，如见其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另一方面，又批评它“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又如，鲁迅既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画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批评他“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穷人〉小引》）。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通过与众多青年作者的书信往来以及为他们的作品作序等方式，鲁迅做了大量“剜烂苹果”的工作，在肯定他们成绩的同时又指出其不足之处和改进的方向，有力推动了青年文艺人才的成长。

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文艺批评，才是有益于作者与读者的真正批评。实际上，这种批评范式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历史悠久。从孔子以病说理，到魏晋南北朝以病论文，再到清代以病评文，“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发现文病、诊治文病的‘以病论文’是一种普遍现象”（王毓红教授语）。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医学之间紧密相连，这突出表现在两者拥有共同的基本动因、使用范畴、核心思想、解决方法等诸多方面。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人著述，不能无病。只有继承并弘扬“掎摭利病”（曹植《与杨德祖书》）与“剖析褒贬”（刘勰《文心雕龙·哀吊》）的批评传统，诚实地指出作品的缺点与改进方法，才能帮助作家提升创作水平，帮助读者提升审美能力。

对作家作品进行准确的定位和评判

文艺批评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毫无原则的“乱捧”与“乱骂”。鲁迅提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只有顾及作品的全篇与作家的全人，才有可能对作家作品进行准确的定位和评判。

无论是全篇还是全人，都是强调尽量在全局与整体中理解作家作品，不能断章取义而陷入片面的认识。正因注重全篇与全人，我们才能发现并澄清文艺批评与研究领域中的一些误读或偏见。譬如，陶渊明的诗歌不是只有飘逸式的“悠然见南山”，还有“金刚怒目”式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不应忘记“‘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再比如，马克·吐温经常被人们当成一个纯粹的幽默大师，但他的作品实际上“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怒，含着讽刺”（鲁迅《二心集·〈夏娃日记〉小引》）。

因此，我们要警惕那种“摘句”式赏析作品的做法，这很容易将读者引入歧途。鲁迅说：“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文艺理论家徐中玉曾经精研过鲁迅著作，他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也非常注重顾及全篇与全人。他曾详细探讨巴金《家》《春》《秋》的成功之处与若干缺点，并专门批判那种恶意中伤它们是“新《红楼梦》”的错误观点。他认为，这一轻率的判断，源于只看到两者的相似处，“用一点点的类似抹杀了两者间更多的本质上的不同，又把这一点点的类似用来概括全体，以为全体都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他们的意见会变成毫无理由”（《徐中玉文存》）。顾及作品全篇与作家全人的观念与实践，迄今仍有很强的借鉴价值与现实意义。

总之，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的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持续强化其褒贬甄别的功能，从而推动文艺事业更好发展。

（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