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7月17日至20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成功举办。这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数智时代古典文学的研究之路该怎么走。从古诗词文创作、作品注译、版本校勘、编年体和年谱类著作的编写、文学史著写作到文学数据库建设与使用等各方面，处处都可见或可以预见人工智能的影响。人工智能必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与得力助手，如何看待与使用人工智能，也成了一个前沿话题。为此，我们特辟《数智时代与古典文学》栏目，及时展现人工智能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思考与应用，以飨读者。

数智时代的文学史知识安全问题

陈文新

数智时代如何保障文学史的知识安全，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严峻挑战。无论是文学史知识的传授者，还是它的接受者、使用者，都面对着人工智能带来的重重困扰。

2025年，笔者给武汉大学本科生讲中国文学史明清部分，平时成绩这样产生：《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每章后都有思考题，学生任选一道，先下指令让深度求索（以下称“DeepSeek”）做，接下来学生在DeepSeek答案基础上参与课堂讨论，内容包括：从DeepSeek回答受到什么启发；DeepSeek在论证逻辑和知识运用方面的不足或错误；在DeepSeek答案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形成新的答案。DeepSeek的答案和修改后的答案，加上课堂讨论，就是平时得分的依据。

这个教学过程,让笔者留意到文学史知识与人工智能有关的五种情形。

其一，DeepSeek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算”出答案，甚至“算”出高水平的答案。例如，关于“汤显祖的诗人情怀与传奇创作之间的关系”，DeepSeek依次就“情感内核的统一性”“诗性语言的移植转化”“诗学技法的结构渗透”“诗学理想与戏剧功能的互补”“诗化人格的戏剧投射”做了阐述。对此，学生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问题意识较为鲜明。关系阐释较为辩证。答案逻辑层层递进。”

从汇总的一百多份作业来看，DeepSeek生成高水平答案的前提，大体有二。一是选择了恰当的搜索方式。“DeepSeek在作答时会为提问者提供三种选择：可以‘深度思考’，也可以‘联网搜索’，还可以都勾选。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只‘深度思考’的人工智能无法对文学典籍进行剖析解读，为了答案的完整性开始引用很多和主题关联不大的术语，看起来高深，但存在大量逻辑问题；只‘联网搜索’得到的答案过于简洁，缺乏论证；从答案完整性和学科特点来看，同时选择‘深度思考’和‘联网搜索’生成的答案比前两种更好，格式也比较正常。”二是所投喂的资料丰富充实且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以“汤显祖的诗人情怀与传奇创作之间的关系”为例，DeepSeek的答案之所以符合使用者的期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合理”调用了“参考文献”。所说的“参考文献”，“包括基础理论、专门研究汤显祖的论著和文体理论”。DeepSeek“首先引用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等通史研究论著确立基本的理论依据，其次选用邹自振《汤显祖综论》等研究专著深化具体阐释，最后结合郭英德《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等理论，从文体互动切入，其调用参考文献的逻辑是合理的”。学生所提到的这些参考文献，都是涉及这一问题的高水平教材和专著。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参考文献，DeepSeek就不可能拿出好的答案，它只有生成能力，没有原创能力。

其二，DeepSeek的语言，尤其是术语和标题，常常包装过度，辞藻华丽而不知所云。以术语为例，在回答《水浒传》的主旨与其结构安排的内在联系时，DeepSeek频繁使用“压迫的复调”“伦理风暴”“结构性寒颤”“结构性精神分裂”“悲怆赋形”“隐喻矩阵”“主体湮灭”“精神遗骸”“结构暴力”“结构赋形”“死亡赋格”“哲学闭环”一类表述，看似新颖高深，实则不着边际。其他答案中，也经常出现“复调式批判”“后现代拼贴”“命运互文”“谶应叙事的复调性”“空间诗学”“结构性悲剧”“反思性觉醒”“符号化书写”“现代性萌芽容器”“权威框定”“历史肌理”“工具性反派”“性别桎梏”“寓言宇宙”“哲学装置”等术语。以标题为例，在分析《西游记》“以文为戏”的风格时，DeepSeek的二级标题全是中间加冒号的两段组合式。第一版的表述如下：“形式技法的戏剧化表达：文学手法的舞台转换”“主题层面的游戏性结构：对神圣秩序的戏谑颠覆”“三教思想的诙谐转码：哲理内核的通俗演绎”“当代改编的基因延续：经典叙事的跨媒介再生”。第二版的表述如下：“概念厘清：明代‘戏笔’的文学史定位”“文本分析：三重维度的‘戏笔’实践”；“悲剧内核：游戏笔墨下的存在之思”“结论：游戏精神的明代特质”。DeepSeek之所以偏爱“中间加冒号的两段组合式”，大约是受了域外汉学尤其是美国汉学的影响。

其三，DeepSeek没有辨别信息真伪、对错的能力。如果喂给它的是错误信息或不完善的信息，它也照样吸收。例如，DeepSeek对《西游记》内涵的分析，就犯了多个知识性的错误。首先，以唐僧的迂腐与孙悟空的顿悟作对比，提出“修行在个人”的观点，过于牵强附会；说儒家忠君观念（唐僧对唐王）、孝道（目连救母原型）贯穿《西游记》始终，也不符合文本实际。讨论“《红楼梦》写了多种人物的悲剧，总体的悲剧意识是怎样体现的”，概念混淆或过度解读的情形时有所见。例如这样一些判断：“林黛玉‘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生存体验，展现知识分子在礼教社会中的精神窒息”“贾政教子的失败象征父权权威的瓦解”“探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改革凸显传统治理模式的穷途末路”“宝玉的‘情不情’（对无情事物也赋予情感）与加缪笔下‘西西弗斯’的荒诞英雄形象形成跨时空呼应”。DeepSeek所接受的多是近期流行的信息，长处是新鲜，短处是不可靠。

其四，DeepSeek缺少直指要害的能力，又怕使用者失望，因而在面对一个问题时，往往力求“全面”，凡是有点关联的，都一股脑儿放入答案，看起来系统完整，实际上消解了核心内容。例如，论及“在明代‘四大奇书’中，《金瓶梅》的题材选择有何特色”，DeepSeek所列的三个小标题，“题材的市井化与日常性”“题材的批判性与暴露性”“题材处理的美学新变”，只有第一个才与提问密切相关，第三个偏题最远。而恰好是第三部分，在DeepSeek的答案中所占篇幅最大，包括“‘以丑为美’的审美开拓”“细节描写的叙事功能强化”“悲剧意识的深化”等具体层面。关于“洪升重新演绎天宝遗事，化《长恨歌》现实的‘长恨’为幻想的‘长生’的深层意蕴”，DeepSeek列了五个小标题：“‘至情’哲学对悲剧宿命的超越”“个人命运与历史兴亡的双重寄托”“对帝王爱情的祛魅与人性化”“艺术形式与思想深度的互文”“结语：幻美之境中的时代叩问”。这五个小标题中，只有第一个与提问直接对应。论及“《聊斋志异》引起文言小说的再兴，何以没有一部可以与之相媲美”，DeepSeek列了四个小标题：“文体实验：传统的裂变与重构”“现实之镜：批判精神的诗性表达”“雅俗之际：叙事美学的平衡术”“历史宿命：文体衰落的必然性”。前三个部分侧重说明《聊斋志异》的卓越之处，与提问的关联度极低，只有最后一点较为切题。论及“《聊斋志异》与前出志怪小说的根本区别”，DeepSeek一连串列了五个方面，“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叙事美学的范式突破”“现实批判的深度开掘”“女性书写的现代性萌芽”“文人精神的双重投射”，没有一条直指要害。

其五，DeepSeek的事实叙述，尤其是原文引用，准确度不高，有些“原文”甚至是编造出来的。例如，在回答《水浒传》的主旨与其结构安排的内在联系时，DeepSeek所“引用”的《水浒传》，七处是模仿原著写成，有的意思与原著大体相近，有的意思相距甚远，有的属于断章取义，但都制造了一种“文本实证”的错觉。在“比较《水浒传》与《三国志演义》悬念手法的异同”时，引了“《三国》之妙，在知大势而藏小隙”，说是清初毛宗岗的话；引了“《三国》善布大势，《水浒》工描细流；大势如棋局昭然，细流似暗礁潜涌，各极其妙”，说是清中叶章学诚的话，其实都是无中生有。在讨论“贾宝玉在《红楼梦》中的地位和意义”时，所引“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本是《红楼梦》第五回《终身误》的曲词，却说是“脂批所言”。所引“宝玉者，此书中第一解脱之人，亦第一未解脱之人也”，说是出自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其实王国维并没有说过这句话。

从上面梳理看得出来，人工智能可以造福于人，也可以带来风险。在有能力给人工智能把关的人那里，作为整理材料、梳理问题的助手，其效率确实很高；如果遇到有欠缺的答案，把关人可以凭自己的学识加以改正或完善。但如果操作者没有把关能力，人工智能就不那么安全了：无论是找人工智能提供文献资料，还是找人工智能润色文字，或是让人工智能提供参考答案，都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坑”。

文学史的知识安全问题就是在这种语境中提出来的。在笔者看来，数智时代的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与研究，应把培养人工智能把关人作为一个重要目标。

作为人工智能的把关人，深厚的文学史素养、文献学功力和文化史积累不可或缺。中国古代文学的主体，既包括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作品，也包括文学发展的机理和连续性轨迹，例如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社会机制、社会条件和文化生态，文学流派的发生、发展和兴衰，不同文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内在联系，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社团和文学观念等。这些广泛涉及文学、文献和文化的内容，对于人工智能的把关人来说，只能比以往的专家掌握得更系统完整，而不能打任何一点折扣。

作为人工智能的把关人，还要有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的能力。传统的文献学方法，在数智时代依然大有用武之地，但现代文献学的方法，或许更加重要。人工智能制造“伪知识”的能力极其强大，人也需要有相应的学术工具及时纠错。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文学史领域，小型而简单的数据库所在多有，但能够进行海量数据存储的大型数据库系统尚未得到开发应用。中国文学史知识数据库建设，既可以造福学术研究，也可以为文学史的知识安全提供重要保障，因而要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人工智能取代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家和内行，但数智时代对专家和内行的要求比以往更高。面对人工智能，不应把它拒之门外，而应有效地掌控它，让它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和助手。

（作者：陈文新，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教授）

人工智能在文学研究中的能与不能

刘洪强

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甚巨，它能迅速识别古籍、完成文献综述、撰写论文等。它在给人类带来惊喜的同时，也带来了隐忧：数智时代，文学研究何为？人工智能在文学研究中的优势与短板何在？人类所从事的文学研究能否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基于对人工智能的观察与对文学的体验，笔者认为，人工智能始终是人类的得力助手，没有人工智能参与的文学研究是不完美的，但仅用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学研究成果也鲜有价值。只有人机协同，才能开启文学研究的新纪元。

文学研究十分复杂，然不外整理与阐释两类。应该说，在文献整理方面，如古籍识别、断句标点、图转文字等，人工智能效率之高非人类所能及。在数据处理、摘要撰写、信息提取等方面，人工智能亦有其绝对优势。蒋寅先生认为：“任何着眼于结果的活动，人都将逊色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擅长处理重复性、模式化的工作。

人工智能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范式，催生出新的文学研究领域，如文学计算研究、文学计算批评、计算风格学等。刘跃进先生认为，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文学研究的工具、方法、路径与审美鉴赏”。人工智能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与挑战。

由此看来，人工智能在文学研究方面的“能”主要在两个维度上，一是在特定领域中更加高效，二是开创并引领特定研究范式。

人工智能在整理方面优势明显，而在阐释方面，则有明显的短板。

首先，问题意识是研究的起点，没有问题，就没有研究，而人工智能并不能提出问题。《礼记》云：“善问者如攻坚木。”陆九渊道：“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善问”“有疑”即为问题意识。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科学上如此，文学上亦是如此。人工智能可以提供答案，但永远不会提出问题，此为人工智能的最大不能。

其次，文学研究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我思故我在”。研究者“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主体与外物展开心灵的对话，这个生命体验的过程，是任何他者都不能替代的。人工智能却恰恰省略掉了这个极有价值的过程。

最后，文学研究的结果并不仅仅在于呈现“正确”答案，更在于提供无限可能性。文学研究许多时候并没有“正确”答案，古人所谓“诗无达诂”即是此理。布鲁姆《误读图示·导论》提出：“阅读总是一种误读。恰恰在文学的语言变得愈加过分确定之时，文学的意义却趋于愈加不确定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味追求“正确”答案的人工智能，反而离文学研究的真谛更远。

在文学研究的起点、过程及结果上，人工智能均捉襟见肘。简言之，在真正触及人类独创性思维的文学领域，有许多事情人工智能永远也无法胜任。

人工智能在文学研究中的能与不能，归根到底是由人工智能的本质与文学研究的特性决定的。从“能”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参与文学研究是技术与文学的双重进步。马克思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文学与以数学为基石的人工智能结合，是文学发展的一大进步。从“不能”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只是文学研究者的得力助手，永远不可能成为研究的主体。目前的人工智能本质上就是一台精密的“超级复读机”——它从互联网海量数据中学习概率和模式，它擅长重组知识、润色文字、模仿文风，却并非真正理解这个世界，一旦需要真正的创新发展、严密的因果推理及细腻的情感表达，它就无能为力了。

首先，人工智能的研究资料均依靠人工输入，一切未被人类发现的资料，不可能被人工智能先行捕捉。这就是说，在资料获取方面，人工智能所用资料多滞后于人类所用资料。其次，文学研究要“知人论世”，要有“了解之同情”，这些均为人工智能所不能。人工智能可以“了解”，但缺乏“同情”。谢有顺先生认为，我们能做的，是“守护好人类所独有的同情心、同理心、悲悯情怀”等。这些情感特质以及基于其上的价值判断，是人区别于人工智能的核心特质，也是开展文学研究的必备条件。最后，正如哲人所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研究者虽然在信息的处理等方面弱于人工智能，但作为一个整体，研究者依然超越人工智能，这正是“人作为万物之灵”的根本体现。在钱锺书先生的时代，“人工智能”概念已在国外学界提出，但他却将“人工智能”的“智”写作“知”，认为计算机的“知”绝不会赶上人类的“智”。此观点得到诺贝尔奖得主罗杰·彭罗斯的印证：“人类意识远远超越AI依赖的算法，而AI只能遵循预设规则，始终无法突破局限。事实上，我们误用了‘人工智能’一词，因为它并不具备真正的智能，缺乏意识的AI不能称之为智能。”

古诗云：“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相比，终归缺少那抹真实的香气。

人工智能在文学研究中的不能，可通过研究者的努力得到改进。为了与人工智能协同工作，研究者应该在两方面下大功夫。一是提升我们自身的学术修养。人工智能会让优秀的人更加优秀，学殖深厚的人利用人工智能必将如虎添翼；素养平庸的人即便使用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亦终将如入宝山而空回。二是必须对人工智能进行调教，让它成为研究者大脑的一部分。调教人工智能的过程也是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只有修养深厚的人才能调教出高素质的人工智能。葛剑雄先生断言：“人文思想引领技术科学。”他认为：“人文是人工智能的灵魂，人文引领未来。”只有提高人文素养，用优质原料喂养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才有活力，人工智能的能力与研究者的能力正相关。

人工智能虽带来诸多便利，但学习和驾驭它并非易事。徐永明先生认为：“基于计算机语言的AI工具，有的需要较长时间的学习，甚至还要有一定的编程基础，人文学者不要有畏难的情绪。”总之，人工智能是从人类身体中生出的一根智慧肋骨，它与人类的关系亦很复杂。未来的文学研究者应是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合一的研究者，但同时也必须是未被算力驯服、未被算法挟裹、未被数据淹没的研究者，如此才能进行高效的文学研究。

研究者的人生领悟是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虽然人类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更快速地前进，但是文学研究的高峰只能由人类攀登而上。

（作者：刘洪强，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史书写，能否借助人工智能破局

白金杰

1940年，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自序中感叹：文学史者的工作“艰难而又危险”：不仅材料繁杂，难以剪裁得当；立论也容易受主观影响，不易做到公允。尽管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已历经百余年，其间问世的文学通史多达九百余部，但包括刘大杰在内的众多文学史家，撰史时仍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期待有来者能突破文学史书写的瓶颈。近两年来，人工智能以迅雷之势冲击了多个领域，文学史的书写能否借助人工智能破局，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首先，借力人工智能能否得出关于“中国文学”的最优解？

胡怀琛说：“中国文学，体裁之多，名称之难，为他国所未有。”早期汉学家在面对这一难题时，同样感到棘手。他们或尊重中国的传统做法，强调“无法将那些构成一国文学的实质，却在另一国文学中居于次要位置的作品放在首位”（俄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或迎合西方的阅读趣味，直言“可以毫不冒犯地说，这项工作可能不会令中国本土的公众满意”（英翟理斯《中国文学史》，1901）；或尝试融汇中西，由兼容“四部”的“文化史”（古城贞吉著《中国文学史》，1891），定型为小说、戏曲与诗文并举的“文学史”（笹川种郎著《中国文学史》，1898），并影响到中国本土的文学史书写。

然而，中西方文学观念虽有共通之处，其相异之处则更令人瞩目。如曾毅所说：“以异国人治异国文学，其为隔靴搔痒。”中国本土文学史自诞生之初，就致力于走出西方与日本的阴影与局限。于是，设专章探讨“文学之定义”“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成为早期本土文学史书写的常态。从文学史设专章、到单篇专论如朱希祖《文学论》（1919），再到专著如余来明《“文学”概念史》（2016），大多先援引中外文献中的文学概念，希望通过比对得出一个中西共通的“最优解”。

遗憾的是，中外文献浩如烟海，以往这种“求解”的过程无异于大海捞针，降低了得出“最优解”的可能性。而人工智能在这方面优势明显，它可以依托海量的数据库和精准的检索技术，快速提取相关数据，并根据指令整合与归纳，省去人工翻检旧籍、翻译外文的工夫。尽管在当下借助人工智能仍然存在较大风险，因为它可能会一本正经地提供虚假文献，也会疏漏大量尚未入库的史料，但是随着技术的升级、数据库的完善，这些问题应该会得到有效解决。届时，无论是从中国自身的传统出发还是从中西比较的立场审视中国文学的特性、界定中国文学的范畴，都将获得更充分的文献与理论支撑。

其次，借力人工智能能否改变传统的文学史书写方式？

历代文学史家的共同困境是作家云集、作品众多，仅凭个人力量难以穷尽。20世纪上半叶，罗庸在《中国文学史导论》中称：“中国过去没有文学史，这不能责备古人的糊涂，而他们有所不敢为者在。因为要治文学史，必得先对各家的文集，都有精深的研究，融会贯通后，才能够凌空做一番鸟瞰的工作。这谈何容易？中国的文集，岂是一人所能读尽的？”因此，早期文学史大多以“大纲”“简史”“要略”的形式出现，粗陈梗概，择要列举，很难编写出如郑振铎所期待的、能够呈现“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的文学史。

1943年，李嘉言提出可以采取“分工合作”的编撰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嘉言率先组织河南大学同事合编了《中国文学史讲授提纲》（1951）、《中国文学史讲稿》（1954）。此后，集体分工与跨院校协作等著述方式蔚然成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有中山大学詹安泰、北京大学游国恩、南开大学陈介白、中国社会科学院余冠英等各自牵头，组织编写团队；七八十年代，出现了十三所高等院校参与的《中国文学史》（1979）、六省市十一院校合作的《中国文学简史》（1980）等合编文学史；近三十年，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中华文学通史》（1997），袁行霈主编高教版《中国文学史》（1999），袁世硕、陈文新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国古代文学史》（2016）等。

人工智能的出现，或许将催生出人机对话、人机合力的新模式。当下的古籍数字化建设为人工智能跑数据提供了“燃料”，如“识典古籍”收录六万余部，囊括多种四库未收文献，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也整合了海内外多家机构善本。依托机器学习与知识图谱，人工智能不仅能大幅度降低文献查找与整理的成本，还能生成文献综述、量化分析文本、提炼提纲思路，钩沉隐藏在文本背后的蛛丝马迹，拓展既往文学史书写的盲区。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放权给人工智能。尽管大数据、全样本可能会催生或涌现“其义自见”的总体效应，但目前为止，史料取舍、真伪考辨、价值评估、历史分期等，仍须依赖史家的学术眼光。倘若用人工智能来探究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民族特性，无论是主导或是辅助，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我们不能将理论建构的话语权交给汉学家，更不可能将话语权委托给人工智能。

荀子说：“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人工智能已势不可当，唯有让它沿着正确的路径有效地辅助文学史家，才是技术和人文接轨的应有之义。

（作者：白金杰，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