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四川省作协、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当代文坛》杂志社、阿来工作室承办的2025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学术活动在四川成都举办。此次活动所讨论的主题为“大文学观的疆域重绘与理论可能”，并围绕四川作家作品进行研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书面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出席会议。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岳雯、四川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张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总编辑张安民、《当代文坛》副主编赵雷，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26位评论家、学者参加会议。

“大文学观”与文学

在未来文化格局中的定位

吴义勤在书面致辞中表示，“大文学观”是一个具有时代感和前瞻性的理论命题，它深刻召唤着新时代文学的观念革新与实践更新。“大文学观”首先意味着要胸怀“国之大者”，要进一步加强文学与波澜壮阔大时代之间的对话关系，使文学重新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同时，它也意味着，文学必须积极适应新时代的文化语境、媒介环境、传播情境，积极跟进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变革的迭代步伐。“大文学观”还意味着打破学科壁垒、拓展文学的视野与疆域，在更为宏阔的社会发展、时代要求、跨学科视域中深入思考文学的内涵与外延，推动文学与多元文化样态、多种艺术形式、各类新兴技术之间的联结联动及深度融合。围绕“大文学观”展开深入讨论和学理性思考，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具有重大、紧迫的现实意义。它关乎文学在未来社会文化格局中的定位与功能，关乎新时代文学能否真正把握历史主动、引领时代风尚。

张颖在致辞中说，“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学术活动”迄今已连续举办18年，历届活动研讨的议题在评论界引起广泛关注，催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今年的活动，既有关于“大文学观”的宏观探讨，也有对四川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希望通过专家学者的深入交流，为新时代文学批评与四川文学发展注入新动力。

张安民在致辞中谈到，“大文学观”是当今变革时代关于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写作如何突围的前沿性学术话题，涉及文学的边界、文学史研究的范围等重大议题，现实关怀、时代意识和历史视野交织。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将持续关注这一话题的讨论进展。

以“大文学观”勾勒

新时代文学的丰富图景

活动上半场，与会者围绕“大文学观的疆域重绘与理论可能”进行探讨。岳雯在主持时说，今天我们讨论“大文学观”，是因为当下的文学实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需要通过一种新的话语来重新打破既有的思维方式，从而新建一个新的、更具开放性的话语形态，来适应和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近段时间，“新大众文艺”和“大文学观”频繁被提及，这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近期一直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新大众文艺与时代紧密相连，依托网络媒介、数智媒介迅猛发展，彰显了人民群众在文艺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因此，新大众文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网媒性、人民性。在这样的格局中，文学的范畴不断在拓展。文学已不仅是传统的语言艺术，其边界日益模糊，与其他艺术形式的交融愈发紧密。因此，提出“大文学观”，有利于促使我们不断关注新的文学艺术现象，深化相关的理论思考。

“‘大文学观’的提出，是以当前的文学泛化现象为背景的。”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谈到，这种“泛化”体现在，文学的边界被打破，以前所坚守的纯粹意义的文学逐渐缩小了自己的领地，但与此同时，文学又在不断地向外渗透，文学的要素在许多文化疆域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文学观”是文学民主化时代的理论策略，它必须有效阐释文学泛化的现象，总结在文学泛化的背景下文学存在方式、叙事方式的新变，探讨新语境下文学边界的拓展以及文学经典化的新路径。在“大文学观”的视野下，我们不必急于为“文学”下一个新的、大一统的本体论定义，而是应深入探究“文学性”在各种新兴文化实践中的功能实现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文学本身的理解，自然会变得更具弹性、更富生机。

“文学之大，大在何处？”山东大学荣聘教授张志忠认为，现在关于“大文学”的讨论，大多聚焦在文体类别、艺术载体的扩充，还有文学创作者的扩容上，尤其是强调要关注各行各业的基层作者。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真正应该更加关注的是文学作品的气象问题。“大文学”应该指向一种“大时代的文学”。能够从微波细澜折射出时代的大气象，从个人命运关涉到百年巨变、历史沧桑，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大文学”。

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李明泉表示，“大文学观”的提出，与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大文化观密切相关。这要求我们在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下审视文学，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考量文学，进一步推动文学成为整个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新的媒介语境下，创作队伍空前扩大，呈现出“人人都是创作者”的趋势；文学的样态不断丰富，文学的边界进一步拓宽、模糊；文学接受的方式更加多样，读写互动更加频繁甚至相互渗透、彼此交织。这需要我们以新的理论视野进行观照，清晰认识文学在崭新生态中的变与不变，推动文学不断繁荣发展。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谈到，从“文学破圈”到“新大众文艺”再到“大文学观”，实际上都蕴含着，我们需要关注更广阔、更丰富的文学实践，不断强化文学的社会功能，最终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捍卫文学的审美品质。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它以富有审美品质的语言和形式去勘探人性的复杂性，进而承载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

“大文学观”带来文学

研究的新视野、新路径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李怡谈到，“大文学观”并不是一个新的观念，早在20世纪初期，学者们在撰写中国文学史时就提出并实践了“大文学观”。回顾百余年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大家的观念处在一种动态变化之中，时而求“大”，时而求“小”，各有其历史逻辑。今天，我们重提“大文学观”，是对新的文学语境、文学生态的回应。它从原先的文学史书写领域跳出来，成为我们观照新时代文学格局的新理念。无论时代怎么发展，我们都需要保持对文学的多样化理解，让文学的生态更加丰富多元。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坚守一些根本的文学原则，比如以文立人的问题、文学性的问题等。

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段从学认为，“大文学观”之“大”，不应是体量上的单一膨胀，而应是格局上的多元并包与情感上的复杂承受。它呼唤我们以更宽广的美学胸襟，去拥抱文学与世界本身的丰富、矛盾与深邃。因此，我们应该倡导的是“复数的文学”“多样的美学趣味”。也就是说，应该将多种多样的、存在差异甚至冲突的文学形态并置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宏大、复杂且富有气象的文学格局。因此，建立“大文学观”的关键，或许不在于在理论上探讨它“意味着什么”，而更在于从“美学感情”上训练自己，去接纳那些复杂的、我们本能上不太能欣赏和理解的事物，为理解它们创造可能性。

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颜同林用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对“黔边行记”系列纪实性作品进行分析。他谈到，地理意义上的“黔边”以其边地的复杂形态为“黔边行记”提供了地理空间和想象资源，借文学之镜反映出一幅边地百年社会变迁图景；另一方面，作为镜像的“文学黔边”又反过来参与了边地的地域形象建构。对这类独特的文艺现象展开研究，既能深入探究文学与边地的历史演进，又能探索地域文学思变图强的审美形态，也为文学记录社会、赋能边地蜕变寻找可行的路径。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崔庆蕾表示，“大文学观”是一种“文学+”的理念，它要求我们不再将“文学”视为一个自足、封闭的审美客体，而是将其看作一个与历史、哲学、文化、艺术、社会、媒介、技术乃至日常生活深度融合、互渗互动的艺术形态。以“大文学观”观照文学，我们不仅要关注文学本体的意义价值，还要关注文学与其它技术和媒介的融合，关注文学与读者、时代等外部语境的深度连接与互动。它使文学研究跳出封闭的文本内部，采用一种更具开放性和综合性的视角，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当前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整体生态，深刻地把握文学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与意义。

当天下午，主办方还组织了“四川作品研讨”活动，研讨由赵雷主持。梁平《一蓑烟雨》、龚学敏《白雪与挽歌》、罗伟章《讲述姚君》、七堇年《火空海》、杨献平《红色戈壁》、雍措《消失的故事》成为研讨对象。曾攀、王学东、何同彬、李壮、宋嵩、丛治辰、杨辉、程旸、徐刚、张立军、张涛、李桂玲等评论家分组围绕这些作品的叙事手法、情感内核与地域特色等进行了多角度剖析，共同探讨了四川文学的创作实践与提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