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鲁太光是一位对现实新事物特别敏感的文学批评家，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学术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学书写。

中国有56个民族，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意识，在新时代得到更加自觉的张扬，自然也成为了作家们观照历史的重要视角。新时代涌现出不少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鲁太光发现，“在这些作品中出现了一些新思考、新主题、新写法”，他分别从历史或传奇小说、社会主义建设和追求美好生活这三类题材入手，分析了作家们是如何以崭新的笔法表现中华各族儿女的多元一体的。鲁太光不仅创造了新的文学术语，而且对这一文学书写充满期待。他说，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下，“发生了无数石破天惊的重大事件，产生了无数光彩照人的杰出人物，出现了无数刻骨铭心的历史场景，这都是最具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的文学题材，也已经有了比较多的文学作品。但跟这个题材的丰富性相比，跟中华民族共同体事业的时代需求相比，这一书写还远远不够”。但愿有更多的作家参与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书写中。

——贺绍俊

新时代文学·如何讲述中国故事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学书写观察

鲁太光

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中华民族之所以是影响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最为深远的一个概念，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漫长的交往中，不仅在物质层面上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而且在精神层面上也逐渐觉醒，产生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一过程，是在百余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最终完成的。这种共同体意识一旦形成，又马上反过来作用于实践，使各民族在中华民族这个“高层”概念中更深刻地共生，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骨肉相连、血脉相通，不可分割。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民族是在山川河流中，在耕织游牧中，在战争和平中多元一体的，同时，也是在歌舞书写中，在想象幻想中，在字里行间中多元一体的。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过程中，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自近代以来，由于要在极其危急的条件下焕新文明、再造中国，中国现代文学承担起了创造新文化的任务，淬炼、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是其题中之义，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阶段，围绕这一主题，反映不同时代精神，出现了不少精彩篇章。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是涌现出了一批讲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优秀作品。令人尤喜的是，在这些作品中出现了一些新思考、新主题、新写法，故而观察中华民族儿女如何在新时代文学的字里行间多元一体，不但醒目，而且明神。

一 在金戈铁马中多元一体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学书写中一个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出现了几部思想深刻、写法卓异的长篇历史小说或“传奇”小说。

次仁罗布的《乌斯藏风云》，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部作品。小说以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凉州会盟”为背景，讲述了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为了藏地民众免遭蒙古强大铁骑践踏的厄运，克服重重困难，经过两年多长途跋涉，于1247年到达凉州（今甘肃武威），与蒙古汗国皇子、西路军统帅阔端会谈并颁发《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使蒙藏两族人民开始友好相处，藏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风云往事。

这部小说写得很巧，不像一般的历史小说，往往以事件为中心，人随事走，使人成为事的影子，而是以人写事，事随人走，将重大历史事件融入人的生命中，使之成为人的抉择、人的性格、人的命运，但在人的抉择、性格、命运中，天下大势、人心向背，又清晰浮现。

为了完成这样的巧思，作家多种叙事方式交织，塑造了几位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一马当先的是在英雄叙事中脱颖而出的娘卓·韦登。英雄叙事应该是藏族文艺的经典叙事方式之一，所以，这个人物一出场，就带着藏地英雄应有的凌厉气势与非凡气象。这位博巴大将军的后裔，躯体里涌动着暴力和激情的鲜血，以刀剑见证人生，以战斗滋养生命，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英雄时代即将落幕，时不我待，所以以空前酷烈的厮杀开路，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时代。

小说开篇，他凭一柄长刀，以一己之力杀死了瑟布吉酋长及其护卫，占领了他的土地、家产、农奴，还有他年轻美丽的妻子，成了圭塘新王。而后，他又马不停蹄地东征西杀，设祭建盟，扩张势力，成为令人闻之胆寒的酋长，他的尚武，他的嗜血，他的谋略，跃然纸上。但他最光彩的一页，却是他的赴死。当多达那波统帅三万霍尔（蒙古）雄兵进入藏区，残酷血洗抵抗者，兵锋所向，望风披靡，无人敢动时，他却想联系藏地酋长，联兵抗蒙。设想落空后，他不但没有放弃，反而不顾老病之躯，悄然离家，埋伏在霍尔兵出入的山路上，就像出场时一样，再次发起一个人的冲锋，斩杀多名敌兵后，被“剁成肉泥”。

看得出来，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投射了深厚的感情，或者说敬意，借小说人物之口对他做了最高礼赞：他是为战斗而生的，“如果老死、病死，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屈辱”！实际上，娘卓·韦登是藏地的“最后一名武士”，他孤身赴死，不只是他个人和这个世界毅然决然的告别，而是一种精神——武士精神——的死亡，更是一个时代——英雄时代——的落幕。这里边，蕴藏着一种深沉的悲凉，一种深刻的寓意。

如果说娘卓·韦登令人敬畏敬重，那么衮邦确塞则令人感慨感动。他原是在米酿（西夏）国修行的僧人，受国师觉本喇嘛嘱托，逃离霍尔侵夺米酿国的连天烽火，将一封亲笔信送给萨迦班智达。在逃亡的路上，他亲眼看到了霍尔铁骑的血腥杀戮，也亲眼看到了米酿人的浴血抵抗，看到一个个战士在呼啸的箭雨中溅血而亡，在闪烁的刀锋下喋血而亡，在马蹄奔腾的踢踏下零落而亡，看到鲜血像溪流一样汩汩流淌，浸湿了人们的双脚；看到尸体像山丘一样堆叠起来，阻碍了逃亡的道路；看到米酿国正在耗尽最后一点血气与精力，轰然崩解。可以说，他看到了自己生命中最黑暗的场景，从此，霍尔人成了他挥之难去的梦魇，成了他最大的仇恨，自然，也就成了他最大的恐惧。

完成送信的使命后，因为国破家亡，无处可去，萨迦班智达收留了他，让他跟着自己修行。修行间隙，劳作之余，他总是坐在山边的一块石头上，眺望远方已经灭亡的米酿国，等待自己的师父仲子白云，期望他能够从霍尔人灭国的屠刀中逃离出来，流落到此，与己重逢。

行文至此，我们就已理解，如果说作家写娘卓·韦登是为了写他的桀骜、强悍，那么写衮邦确塞就是为了写他的贤良、忠义——这应该也是藏地最为推崇的德行之一。正是因为这种珍宝般的德行，衮邦确塞越来越为萨迦班智达所倚重，以至他决定奔赴凉州与阔端会盟时，让衮邦确塞陪他一同前往。这次会盟之旅，对于衮邦确塞而言，无异于噩梦重温，万般不适，但他却以极大的毅力安定心神，如同膀臂般帮萨迦班智达处理途中一切事宜，包括与霍尔人交涉，可谓忠义无俦。但更令人感慨的是，当萨迦班智达与阔端胜利会盟，好局面打开时，他却像娘卓·韦登发起最后的冲锋一样，发起了最后的告别，即使萨迦班智达说自己与他情同父子，他离开，自己会伤心，他也毅然决然地离开凉州，踏上了回归乌斯藏的漫漫长路。因为在这里，他无法面对故土，无法面对曾经的自己，无法面对内心的仇恨，也无法面对内心的恐惧。所以他的离别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离别，而是许多与他一样有怨怼心结的人与萨迦班智达的离别，这把他的贤良、忠义推向巅峰，让我们面对他也像面对娘卓·韦登一样，充满了难言的感动与敬意。

这两个人物是如此的特立独行、光彩照人，让笔者想起了鲁迅先生评价中国历史人物时说的一段话，他在《这个与那个》中说：“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娘卓·韦登和衮邦确塞之所以赢得我们的敬意，是因为他们敢于做少数派，敢于做“失败的英雄”“单身鏖战的武人”，是“有韧性”的反抗者，他们没有从众，“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但这两个人物却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萨迦班智达？看待他与阔端的“凉州会盟”？毕竟这是小说的主题。看作家对娘卓·韦登和衮邦确塞高度礼敬的姿态，难道他另有想法？确实，作家的深意就隐藏在这组人物关系之中，但别出机杼之处在于，作家高度评价娘卓·韦登和衮邦确塞，并不是为了拉低萨迦班智达，降低人们对他的评价，恰恰相反，作家选择了一种更困难也更高明的写法，作家是想好上加好，在冠冕的顶端加上最后那颗璀璨的明珠。

相比于写娘卓·韦登和衮邦确塞，作家写萨迦班智达的笔法格外平实，就像静水深流一样，波澜不兴，但就是在这平静的文字中，他的慈悲、他的学识、他的智慧、他的法力也如流水般一一显现，超凡入圣，令人拜服。那么，影响对他评价的唯一考验就是“凉州会盟”。作为大智慧者，他不是不知道霍尔人的残忍，不是不知道多达那波率兵进入藏地后对抵抗者的无情镇压，不是不知道他们血洗热振寺的罪行。他也不是不知道自己去凉州与阔端会盟的巨大风险，不是不知道此行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他会由藏地的圣人变成罪人，千夫所指，永世不得翻身。他明知这一切，却虽千万人吾往矣，毅然决然地踏上会盟之途，是因为他看清了时势，“预见博巴人归顺强大的霍尔后，雪域高原上的纷争就会戛然而止，社会变得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故而，推动会盟“是教义对他的要求，也是宗教本质让他去倡导的”。

他的言行举止，让笔者想起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比较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时所说的那段话：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程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萨迦班智达看清了霍尔人“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意识到这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也就是说，跟萨迦班智达相比，娘卓·韦登和衮邦确塞的行为有道德合理性、情感合理性，但却没有历史合理性，而萨迦班智达的行为则有巨大的历史合理性，因而也就有了巨大的道德合理性和情感合理性。这就是这个人物的意义之所在，他让我们看清了中华民族是如何在蒙昧历史时期艰难融合的。也因此，这个人物使这部作品与众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以为刘亮程的长篇小说《本巴》也是写中华民族在蒙昧的历史中走向多元一体的好作品，只是刘亮程比次仁罗布走得更远，他几乎回到了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也选择了跟这个时代更匹配的叙事方式——“梦”与“游戏”，在“梦”中和“游戏”中，让中华民族的先民彼此躲藏与找寻，只是躲着找着、找着躲着，躲藏者变成了找寻者，找寻者变成了躲藏者，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在作家幻梦般的文字中，躲藏与寻找中的“蒙昧”隐形了，可只要仔细想想，就可以体会到那些“游戏”和“梦”是多么的可怕——在里边，一个念头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就可以体会到那些“梦”中的厮杀是多么的残酷——只要你敢睡着，就会在梦中被杀死，再也无法醒来；就可以体会到那些“游戏”是多么的沉重——那是兵役，那是战火，那是车辚辚、马萧萧，那是无尽的追逐与逃离、逃离与追逐。

幸运的是，我们终于走出了这“梦”与“游戏”的童年时代。更幸运的是，我们能够以“梦”的精神和方式看待我们的童年时代。这说明我们真正地成熟了，能够珍惜我们童年时代的“游戏”成果了。

二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多元一体

近现代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自在转为自觉的关键时期。为了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屈辱状态中解放出来，一些思想者以民族共同体为切入点，探求中国独立、自由、富强之道，提出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现代观念的确立就得益于党的先驱者李大钊，1917年2月，他在《甲寅》上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就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民族问题的比较中廓清中华民族觉醒发展的大势，发出“吾中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的慨叹，进而倡导“新中华民族主义”，主张“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儿女必须发扬这种“主义”，“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为指导，更积极地探索、思考民族问题。在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更密切地接触基层社会，更有机地融入民间世界，也就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状况，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民族思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时就提出了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匹配的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思想雏形初具。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成为党和政府少数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并被写入1954年《宪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治根基。

中国共产党不但在理论上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而且积极开展实践活动，推动民族团结互助，把中国建设成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使五十六个民族就像五十六朵花一样，盛开在中华民族的广袤大地上。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各民族人民在改变物质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精神世界，越来越打破地方的狭隘性，水乳交融，荣辱与共。

这种跨越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内容丰富，精神高洁，堪比长篇史诗，是中国故事中最光彩耀人的篇章之一，值得大书特书。令人高兴的是，在新时代，我们也看到了书写这一史诗的史诗性著作。其中极其厚重而动人的，就是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

小说中的一切，起于一场“巧遇”。新中国成立不久，“我”那“除了缺个藏族人的名字，其他方面已经跟藏族人没有两样”的科长父亲，到沁多公社蹲点，了解牧民生活情况，由部落世袭头人转变而来的公社主任角巴德吉给了他一个“强巴科长”的藏族名字后，就在途中把他转交给了牧民桑杰，让桑杰带他去野马滩牧场蹲点。由此，“我”父亲与桑杰家、角巴德吉家、与沁多牧场上的牧民们、雪山大地间一切生灵的缘分，“在它一出现时就带着无法回避和不可违拗的力量”，点亮他，熄灭他，一辈子追随他，这还不够，“还要影响你的所有亲友、所有后代”，于是，一个人的缘分成了几家人的缘分；几家人的缘分成了一群人的缘分；一群人的缘分，成了不同民族的缘分；不同民族的缘分，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所有人的缘分——命定的缘分。

为了这缘分，“我”父亲历经一切，付出一切。他的一生一世，堪称三生三世。为了报答桑杰妻子赛毛舍身救己的恩情，“我”父亲把他们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先是把他们聋哑的儿子才让带到县上，后来干脆送到西宁自己家，让自己在省医院做医生的妻子照料、医治。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年代，“我”的母亲、姥姥姥爷想尽一切办法，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保障才让的温饱，而且不惮劳苦，遍寻名医，终于治好了才让的病，开启了这个藏族少年的天才之路，使他由藏地的一个贫苦儿童变为在都市接受教育，一路超越，最后成为杰出人才。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深深地融入了“我”的家庭，“我”成了他的兄弟，“我”阿爸成了他的阿爸，“我”阿妈成了他的阿妈，“我”姥姥姥爷成了他的姥姥姥爷，“我”妹妹成了他的妹妹。一句话，“我”的家成了他的家，以至于当他和“我”面临选择，可以在草原上“我”父亲建起的学校衣食无忧地读书时，他还是选择回到西宁陪伴姥姥姥爷、母亲和妹妹，“他的死心塌地换来了亲人们的一致认同，连亲阿爸桑杰也毫无疑问地认为，才让就是姥姥姥爷家的人”。当然，“我”的死心塌地也换来了角巴德吉、桑杰们的认同，我成了他们的孩子。这种“易子而养”的感人故事，就是中华民族互融共通的缩微景观。

“我”父亲不但把自己的一切，给了才让，给了桑杰，给了角巴多吉，而且给了草原上的所有人，给了草原上的一切。为此，他的人生堪比过山车，忽上忽下，忽荣忽辱，但对这一切，他都泰然视之。蹲点没几天，就接到才让县长让人捎来的通知，让他火速回到县上。刚刚回到县上，才让县长就告诉他，自己已经升任副州长，立刻就要走马上任，为了填补这个空缺，州里决定任命他为副县长，并且主持工作。可是好景不长，为了保护因暴发畜疫而被才让副州长冤枉的角巴德吉，他主动承担责任，被免去了职务，他不仅没有灰心丧气，反而兴致勃勃地在草原上办起学校来，“把星星搬到地上，再把星星的光搬到人心里”，连“阿卡们都做不到”的事情他竟然办成了，结束了沁多草原没有现代教育的历史。但再次好景不长，由于他在特殊时期保护了省里遭难的干部和老师，让他们隐姓埋名在沁多学校任职，为已升职为州长的才让所举报，被免去校长职务，变成了县城小卖部中的一名临时职工。但他依然无怨无怼，而且动用自己的一切关系，用牛羊肉换取建筑材料，和已经来到草原医院工作的妻子一起，在被当地人视为死亡之地的生别离山，为被放逐的麻风病人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医疗所。但再次祸不单行，事情败露后，他因“投机倒把”被判刑，过了两年，提前释放后，他成了彻底的“自由人”。他竟心甘情愿地做起了沁多公社的社员，后来又顺应历史潮流，支持牧业改革，承包草场，有声有色地做起了牧场主，带领牧民们发家致富，而且还抓住时机成立了沁多贸易公司，一手抓牧场，一手抓商业，很快就成为沁多草原上最富有的人。但他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就要来了。草场承包后，牧民们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这是“我”父亲带头实践的，不顾草场承载能力，过度放牧，很快，草原就不堪重负，出现退化现象。虽然“我”父亲再次带头，一边宰杀牲畜，一边竭力劝说牧民跟他一样做，但刚刚尝到甜头的牧民怎么肯放弃，草场退化越来越严重，眼看着一场灭顶之灾就要袭来。为了避免这场巨大的灾难，“我”父亲不得已，弃牧从官，做了副州长，设法优化草原生态，但实验失败，草原加速退化，他陷入绝望。痛定思痛，艰难求解，他终于找到了建设城市、集中居住、分区放牧、涵养草场的办法，使草原人民走上了真正的现代道路。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终于累垮了，在他与草原人民结缘的野马雪山下“坐化”了。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复述“我”父亲的作为，是想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凝成，是因为有无数优秀儿女为之奉献，就像“我”父亲所说的：“工作就是朝拜，需要虔诚，还需要一丝不苟。”有那么多虔诚而又一丝不苟的奉献者，中华民族怎么可能不牢固团结？怎么可能不同心同德？在小说中，除了“我”父亲，“我”母亲也是这样的奉献者。她在省城本是名医，响应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一竿子插到底，来到沁多草原，不但用自己高超的医术和医者仁心服务病人，成为牧民口中的“菩萨”，而且很快就把近乎摆设一般的沁多卫生所办成了一所高质量的医疗机构。更加可敬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麻风病人，知道生别离山后，她竟然孤身犯险，一个人到里边去探望病人，被病人的悲惨状况所打动，动员丈夫和周围的人一起努力，在里边建起了一所现代化的医疗站，经常悄悄地来这里治疗病人，后来，干脆在这里驻扎下来，探究治疗这种绝症的方法。她在手术时受到感染，但仍不放弃，一边自我治疗，一边探究病理，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找到了救治之道，治好无数病人，为他们带来了再生的希望，可是她自己却因为长期劳累，溘然而逝。

当然，不只是“我”父亲母亲帮助草原人民，草原人民同样帮助“我”父亲母亲。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结成一个大家庭。想一想，如果没有赛毛的牺牲，“我”父亲早就被汹涌的野马河水冲走了，哪里还有后来的那些作为？如果没有角巴德吉的帮助，“我”父亲的哪一件事情能够取得成功？是他把自己家的大帐篷让出来，“我”父亲才在草原上办起了第一所学校。学校建起来后，没有学生，又是他，利用自己的威望，东奔西走，劝说牧民，学校才有了学生，顺利开学。他还让妻子姜毛到学校帮工，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学生，得到学生们深深的爱戴，但她却在探家回校的路上被狼吃掉了。就是“我”父亲在草原上声名远扬后，也依然离不开他的帮助。最后，为了说服野马雪山边的牧民搬迁，他陷落雪渊，被雪山大地收走了。

这种精神、这种意识，是可以传承的。这不，“我们”这些晚辈就在“我”父亲母亲们的感召下，先后回到沁多草原，继续团结协作。天才少年才让，在拿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后，留校搞研究和教学，但就是父亲的一个电话，他就放弃了那里的理想工作，回到草原，做了父亲的助手。父亲去世后，他又承担起父亲留下的重担，殚精竭虑，劳心劳力，带领草原人民把沁多建设成“高原最佳景观城市”和“最具活力、魅力、想象力的社区群落”，阿玛尼卿草原也入选“中国最美草原”，可他也因操劳过度，在黎明时分猝死在办公室。还有梅朵，草原上的大歌星，星途正盛，却突然放弃演艺事业，不但把积攒的金钱捐献给生别离山医疗所，而且学习医疗技术，来到医疗所，从事植皮、矫形、整容、护理病人的工作，接过了母亲的衣钵。

正是一代代人的接续传承，使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缘分”融入生命中，不但成为共同的事业，而且成为共同的命运，像雪山大地一样巍峨广博，“是天空的表情，是城市的符号，是草原的标志，是乡村的神态，是一切璀璨之上的璀璨”，是各族人民“永不放弃的爱念”。

书写这共同事业、命运的好作品还有几部，比如阿舍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在高原》，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三 在美好生活中多元一体

就像我们在《雪山大地》《阿娜河畔》等小说结尾部分看到的那样，随着中国革命建设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物质产品越来越丰裕，精神产品也相应丰富，美好生活越来越成为中国人民的关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是党的奋斗目标，我国各民族人民在这个目标引领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协作。这种联结，少了往古时代“蒙昧”的力量带来的撕裂感，也少了近代以来因革命和建设而带来的急切感，因其日常，反而如蒙蒙春雨，润物无声。但恰恰是这种日常感——我们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才换来了这种日常感——显现出新时代民族团结、民族互助的独特性和必要性，提醒我们：如果少了这种日常的努力，我们的民族团结事业将遭遇挑战；如果少了这种日常的努力，我们的生活将难以美好。

令人欣悦的是，我们的作家也抓住了这种日常中的文学性，以或朴素或诗意的笔触，讲述了中华民族人民在新时代多元一体的故事。

在这个方面，给笔者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土家族作家少一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因为长期从事公安宣传工作，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警察。不过，在他笔下，警察们从事的大都是鸡毛蒜皮的琐事，即使发生一两次大事，也充满偶然性因素，因而人物形象难得高大。对此，他有充分的自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虽然影视剧中公安工作主要集中于破案追凶，充满传奇色彩，但实际上，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公安部门，特别是基层公安部门，平时做得最多的是服务性的工作，是服务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的工作，并不陌生，更不传奇。所以，作为在场者，作为知情者，他有责任把自己知道的讲述出来，让读者知道真正的警察，或者说大多数警察，是什么样子的。由于他自己是少数民族作家，加之工作的湖南省石门县地处湘鄂边界，是民族杂居之地，所以，他在讲述“真实”的警察故事时，也有“副产品”——讲述“真实”的民族交往故事。

这些故事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短篇小说《丛林深处》。故事内容非常简单：一条河流穿山而过，将灵秀的姊妹山一分为二，两山之间直线距离不过百十米，形成自然的楚河汉界。河的南边属于湖南湘西，河的北边属于湖北恩施，凑巧的是两架山的半坡上各住着一户人家，湖南这边的老胡是“土司的子嗣”，湖北这边的老麻则系“苗裔”，“这两户人家是空间距离最近的邻居，炊烟袅袅，山风送香，谁家煎炒了什么菜，彼此都能闻到香味儿，端着饭碗，两边也尽可聊得亲热”。但现在这两家邻居却闹起了矛盾，老胡家的鸡不知怎的，竟然飞跃山谷，飞到老麻家了，但老胡有些疑惑，不相信自己家的鸡有如此高超的飞翔技能，可老胡的疑惑伤害了老麻，“摆在眼前的事实令他们解释不清，但无论如何他们也扛不起偷窃的骂名”，于是，老胡要想把鸡抱回去，“必须先得把话说清楚，将名誉还给人家”。就这样，两家杠上了，把110都打爆了。由于涉及民族矛盾，“屁大”的事变成了天大的事，惊动了乡政府，派出所长老戴把任务交给“我”—— 一名年轻警察，并叮嘱我说：“处理好这件事情，所里今年的工作就可以交代了。”

“我”跟老胡、老麻约好时间，一起到老麻家处理这起纠纷。爬行在山路上，“我”正心里不安，怕处理不好，影响两家——也是两个民族——的安定团结时，遇上了一位健谈的老伯，言来语去，他竟然对“我”的任务一清二楚，说自己以前在“我”工作的派出所待过，愿意以返聘的退休警察的名义陪“我”去处理这件麻烦事，并让我“见机行事，配合好就成”，“我”正苦于无策，就顺水推舟答应了他。没想到这位老伯到了老麻家，简单勘察现场后，三下五除二就把问题解决了：他先通过“情景再现”，让老胡承认是自己家的公鸡飞到老麻家的事实，在老胡承认后，他又批评老麻不该不考虑“鸡情”，把公鸡全杀了，剩下一群发情的母鸡，老胡家的公鸡不得不来“履行职责”，同时批评老胡、老麻，“天下鸡们一家亲。人怎么能动不动就为点小事闹矛盾呢？难道我们连鸡都不如吗”？就在老胡、老麻犯傻时，他趁机用一百块钱买老胡的鸡，老胡不同意，坚决要送给他，他一番推辞后接受了，同时也让老麻把这只鸡半个月的饲养费给免了。然后，他又把这只鸡“捐”出来，冲抵伙食费，让麻婶炒了，做了下酒菜。

就这样，“老胡出鸡，老麻出酒菜，我和老伯出嘴巴”，喝了一顿天昏地暗的“和气酒”，老胡和老麻两家的矛盾随之烟消云散。在返程路上，面对“我”为什么要杀了老胡家的鸡的疑问，他回答说：鸡跟人一样也是讲感情的，如果让老胡抓回去，它还会三天两头地往老麻家扑腾，所以，这样做是斩草除根，是从根上解决问题。面对“我”“白吃人家的鸡影响不好”的困惑，他以一句“问题是你白吃了白喝了，人家高兴呀”做结，让“我”想起了所长老戴的那些奇门怪招。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老伯是戴所长的师傅，以前的老所长，戴所长怕“我”处理不好这件事，特意请师傅出山协助。说完，戴所长还给“我”讲起师傅在大山里办案受伤的往事。听着听着，“我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不知不觉，“我”“发现自己的眼眶湿润了”。其实，读到这里，我们心里也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眼眶也湿润了。老伯那些看似奇怪的招数，里边蕴含着多少智慧呀！而这些智慧，得经历多少事情才能磨炼出来！而且，他之所以要磨炼出这样的智慧，只是为了“人家高兴”，为了人们团结、和气，过上美好生活。更感人的是，这样的智慧，这样的责任心，在基层干部中代代相传。

如果说少一的笔触是写实的，那么海勒根那的笔触则是浪漫的。但不一样的笔法，一样的初心，他们都写出了民族团结的深厚情意。

在这个题材上，海勒根那的短篇小说《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堪称精绝。这篇小说开篇颇为突兀，极富幻梦色彩：哈图布其嘎查的牧民们正在准备庆祝丰收的欢宴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个“高大的家伙”：他泰然自若，“见谁都咧咧那张乐呵呵的大嘴，好像相识已久的样子，那满口牙齿颗粒饱满，雪白坚硬，在阳光下像白玛瑙一样闪闪发光，一看就是蒙古男人钙质充盈的牙齿，是专吃牛羊肉喝马奶子铸就的，再衬上一张典型的蒙古脸”，那么的相得益彰，“搭配起来显得那么舒服，得劲，充满别样的神采”。除了样貌，人们还注意到他的穿着，“那身略显古旧的藏青色长袍仿佛中世纪的布料，一柄精致的蒙古刀悬在右腿前。而他脚下那双雕花讲究的靴子更非同一般，至少应该是博物馆玻璃罩里的物件，尺码之大像两艘小船”。

这位充满古典气息和精神的巨人，是从什么地方穿越而来的呢？牧民们和我们一样好奇，可面对追问，他只指指远方，用瓮声瓮气、令远山微微颤抖的声音说：“从那边来的。”他一来，就引发无数奇观。先是几个赛摩托的少年撩拨他，让他骑摩托，可他一跨到摩托上，“仿佛大象骑在小羊身上那样”，只轻轻一落屁股，摩托的轮子就瘪了。到了吃饭的时候，他的饭量更是惊人，惊得牧民们不再动刀动筷了，“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吃肉，这种吃相仿佛只有蒙古秘史中的祖先才有”，一眨眼的工夫，“桌上已风卷残云，整整一大盘肉只剩下一堆堆干净如洗的骨头”。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的酒量，牧民轮番敬酒，他来者不拒，“一会儿的工夫，二十几碗酒就灌进了肚子里”。草原上的狼赫尔（蒙古语：酒罐子）来敬酒，两个人你一瓶我一瓶对“吹”了起来，从无败绩的狼赫尔醉入梦乡，他也只是“有了些许醉意”。吃饱喝足后，展示了精湛的传统技艺，他就告别哈图布其，再次走向远方。

他是谁呀？他是人还是神？他来自何处，又走向何方？……要想回答这些谜一般的问题，必须回到现实中来。就在这位巨人大吃大喝时，“嘎查唯一的汉人”，第一书记来给他敬酒了。这位“上边（中宣部定点扶贫）派来的帮扶干部”，酒量实在不怎么样，才两杯落肚，“脸顷刻间红灿灿的，眼神也迷离起来”。可这位酒量不怎么样的“第一书记”却是这位巨人的答案，在他那里，隐藏着其来源与去处。

在笔者看来，这位巨人其实是蒙古精神的象征。结合上下文看，尤其是狼赫尔敬酒时的话，可以看出，作家写这篇小说就是想表达在“第一书记”——党和政府的代表——帮扶下，经过精准扶贫，草原重新焕发生机，重新恢复活力，就像这位巨人一样，精神蓬勃地从远方——历史——走来，又精神蓬勃地走向远方——更加美好的未来。是的，就是在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中，中华民族越来越团结，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文明，越来越美丽，大步行进在复兴的伟大征程中。

回望历史，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光，为此，中华民族各族人民付出了极其巨大的努力，甚至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在历史的蒙昧时代，中华民族各族人民有时是在血与火的征战中痛苦地碰撞、撕扯、纠结和交融的。进入近代，由于世界体系转换，传统的文明古国无法与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帝国抗衡，内忧外患，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苦难深重。为了将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在一代代先行者的艰难探求、热情传播下，中华民族意识日益觉醒，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大潮中传入中国，且在激烈的思潮竞逐中胜出，成为思想主潮，中华民族是一家的现代意识更加巩固，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目标，更是其实践目标。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生产生活中，各民族求同存异、同气连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通过脱贫攻坚等国家行动，各族人民更是在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中手拉手、肩并肩、心连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更加稳固。在这一漫长的历程中，发生了无数石破天惊的重大事件，产生了无数光彩照人的杰出人物，出现了无数刻骨铭心的历史场景，这都是最具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的文学题材，也已经有了比较多的文学作品。但跟这个题材的丰富性相比，跟中华民族共同体事业的时代需求相比，这一书写还远远不够。真心希望作家们继续挖掘这一文学富矿，写出更多好作品，让中华民族的儿女永远连心执手、多元一体。

鲁太光，评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出版有《新时代优秀文艺作品理论初探》等。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