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各省兴起了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高潮。1957年2月，“山东省地方志资料征集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成立，并于1958年创办季刊《山东省志资料》。山东省档案馆存有若干相关材料，笔者在此查档时，即发现一封1958年沈从文写给《山东省志资料》负责同志的书信，不见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沈从文全集：补遗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沈从文年谱长编》，此前亦无研究者披露，当为沈氏佚信，现迻录如下：

负责同志：得赐信询及胡也频同志材料诸问题。一九三一左右我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名《记胡也频》，记得当时在上海时报发表，另印小册子，由光华出版，在上海方面或者还可找到。有些事，当时不能写，如在济南被压迫，由青岛逃回上海情形，在上海时曾详细谈过，当时不记下，现在却多忘掉了。其时丁玲同志，必然还记得。又因为有一国文教员董每戡，因在一处，也必明白许多事情。只是现在情形下，是否宜问丁玲，望斟酌。又董在广东，似乎也已列入右派，所以在济一段详情，您还得找当时接近他的同学和同事，才能详悉。至于其他诸事，我过些日子或能重写一些（但也只能根据旧作补充材料），如得不到原来小册子，也不易着手，因相去已廿八年，即自己写的内容，也记不大清楚了。目前所知道的是有好些事还未写上去，需要补充而已。他在西山的住处和北京一个住处，将来也可为照相来，目前作不到。

敬覆颂安好。

沈从文敬启 四月十一

北大有一苏联莫斯科大学副教授，正在北京作胡也频等论文，前不久曾来谈过一回。我若有时间，当可就《记胡也频》和《记丁玲》二书重新好好写部小书。目前办不到。因为二书通通不在手边，前的材料也不清理出，不好着手。

依据山东省档案馆藏诸材料，不难了解沈氏回信的“前因”：“为了向全国人民进行传统革命教育，和为将来编纂山东省地方志积累资料”，有关方面决定创办《山东省志资料》，预计1958年4月底或5月初出刊。因为冯毅之（时为山东省文化局副局长）在胡也频执教济南高中时任学生会主席，对这一阶段胡的革命活动较熟悉，特约他写一篇《记胡也频同志在济南》。1957年12月15日，冯致信《山东省志资料》编辑同志，并寄去手稿。是月20日，王祝晨在冯的来信上批注：“要个胡也频小传，有像片最好！”按理说，写作“胡也频小传”的最佳人选乃是丁玲；但此时丁玲正处于旋涡的中心，编辑同志便找了胡的一位好友，也就是沈从文。在1958年4月8日致沈信中，负责同志这样写道：“现收到冯毅之同志写的‘记胡也频同志在济南’一篇稿件，拟在‘山东省志资料’创刊号上发表。但由于上文的作者对胡烈士的生平实际了介[解]的还不够全面，因此这篇文章只是片断地反映了下胡也频在济南的情况。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和学习胡也频同志的革命事迹，我们拟再写一胡也频烈士的小传，与上文在这个刊物上同时发表。获悉您与胡也频友宜[谊]深厚，因此，特函请您在百忙中为我们写一篇胡也频烈士的小传”，于是有了沈从文那封回信。由于沈婉拒了写作小传的请求，负责同志只得参考丁玲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与刘绶松《中国现代文学史》相关章节等材料写了一篇“编者按”，后誊抄、修改为一篇“编者附言”，并再次致信沈从文，请他“代为核对一下”；但实际上，1958年8月10日出版的《山东省志资料》创刊号并未登载这篇《记胡也频同志在济南》。念及1958年的历史语境，这倒也不足为奇。幸运的是，《记胡也频同志在济南》与“胡也频小传”的手稿均得以保存，使我们能够窥见某些历史细节。

1950年12月1日，《人民文学》第3卷第2期刊出丁玲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系开明书店1951年7月版《胡也频选集》序。1951年1月1日，《人民文学》第3卷第3期刊出一篇题为《忆胡也频在济南》的呼应文章，署名“鲁风”，亦即前文提及的冯毅之。1980年6月，《柳泉》第1期刊出冯毅之的《缅怀胡也频老师》，后收入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版《冯毅之作品选》。冯还写过一篇《记胡也频同志在济南》。比较起来，这篇未刊稿的最大特点，在于只字未提丁玲。且不说《忆胡也频在济南》对《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的反复征引、处处呼应，就是《缅怀胡也频老师》亦未遗漏丁玲：“过了不多的时日，丁玲女士也来到济南，看望胡老师。她到济南的第三天，正巧学校开运动会，举行开幕典礼。她同胡老师一块走进了学校，会场立即轰动了。”“为了学生运动和文学研究会的事，我经常到胡老师的宿舍去，因此也经常与丁玲女士见面谈话。”据丁玲序文写成的“胡也频小传”，谈及沈从文与胡也频的交往：“一九二四年与朋友在北京《京报》上办了一个《民众文学周刊》，发表了一些小说和短文。不久又认识了沈从文等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思想上受到重大的影响。一九二八年回到上海，学习马克思主义及文艺理论，与沈从文合办‘红黑出版社’，出版《红黑》杂志”，却对胡的爱人完全无视。由此不难体味出沈氏信中那句“只是现在情形下，是否宜问丁玲，望斟酌”的分量。

关于《记胡也频》的初刊、初版信息，沈从文的记忆是比较准确的：“一九三一左右我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名《记胡也频》，记得当时在上海时报发表，另印小册子，由光华出版”。1931年2月7日胡也频遇害后，受英文周刊《中国简报》编者萧乾之邀，沈从文开始撰写胡也频传记，后因《中国简报》停办而改刊于上海《时报》。自1931年10月4日至11月29日，胡也频传记连载共34次。前10次（《沈从文全集》《沈从文年谱长编》均误载为前11次）由编者加若干小标题，总题为《诗人和小说家》；后为“尊重作者之意”，从第11次开始取消小标题，并改题为《记胡也频》。1932年由上海光华书局初版单行本，是年11月再版。1935年10月，上海大光书局依再版本纸型印行第三版；或许受此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沈从文年谱》将《记胡也频》初版、再版机构也误记为大光书局。这一点在2009年修订再版的《沈从文全集》中已经得到纠正，但初版时间的疑问却并未澄清。据初版本《记胡也频》版权页显示，该书于“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印刷，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六月出版”，《沈从文年谱长编》即据此将时间定为1932年6月；而据再版本《记胡也频》版权页显示，则为“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出版，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再版”，《沈从文年谱》《沈从文全集》即据此将时间定为1932年5月；如此看来，《记胡也频》的初版日期似有进一步考订的必要。

根据一些史料可以看出《记胡也频》发表、出版以后产生的影响力。1931年11月18日——《记胡也频》尚在连载中——蔡元培致信周养浩时提到“《时报》中近有沈从文所作《胡也频》小说，所说穷文学家（夫妇均治文学）养小孩子之难，甚为感动；剪奉一览。”（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蔡元培全集》第12卷）。1932年单行本出版不久，《新时代月刊》第2卷第6期即登出主编曾今可的书评《沈从文及其〈记胡也频〉》，肯定了这本“不满一百个Page”的小册子的价值。诗人柳亚子曾将上海《时报》刊登的《记胡也频》一页页剪下，贴为一册，并题：“革命文库之一。记胡也频。沈从文撰，柳亚子辑。”（现存苏州博物馆，详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柳亚子史料三集》）。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2期曾刊发袁洪权、李向东两位研究者的一组文章，后者指出“《记胡也频》写于1931年，沈从文1933年6月又在《〈记丁玲〉跋》中说：写作《记胡也频》时，‘由于那时的环境不同，记载上有些故意作成的疏忽’，不难推断，有意隐去的，是胡也频从事革命活动的具体内容。”在沈从文的信中，该推断可以得到印证：“有些事，当时不能写，如在济南被压迫，由青岛逃回上海情形。”而这一部分，正是“以征集近代革命历史特别是现代革命历史资料为主”（《山东省地方志资料征集委员会征稿启事》）的《山东省志资料》所需要的。但这些“在上海时曾详细谈过”的“胡也频从事革命活动的具体内容”，“当时不记下，现在却多忘掉了”。实际上，由于“相去已廿八年”，沈从文连“自己写的内容，也记不大清楚了”，遑论这些未曾落实到纸面的内容。他最后说，倘能找到《记胡也频》《记丁玲》二书，“若有时间，当可就《记胡也频》和《记丁玲》二书重新好好写部小书”，但因这两本小册子通通不在身边，“目前办不到”。我们无从知悉沈从文是否真有这种打算（还是推脱之辞），也不知道他可曾付诸实践，但他猜的很对，“上海方面”确有这两部书：上海图书馆即收藏了三个版本的《记胡也频》及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9月1日初版本、1935年6月20日再版本《记丁玲》，此外还有1939年9月普及本初版《记丁玲续集》。1979年10月9日赵家璧致信沈从文时，也提到“自己藏有良友版《从文小说习作选》和初版删节本的《记丁玲》”“上海图书馆藏有良友版《记丁玲》前后两册的平装本”，需要时可以借他或设法帮他借出（《沈从文全集：补遗卷4》）。但一直到《诗刊》1980年第3期发表丁玲那篇《也频与革命》以后，沈从文“才重新翻翻朋友从香港、从美国寄来的《记丁玲》前后集”，并坚称“《记丁玲》恰是充满了好意且为之辟谣，把她高举而产生”的（《沈从文全集》第26卷）。

了解到丁玲被捕后沈从文的一些行动，你不难明白他的愤怒从何而来。据《沈从文年谱长编》，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捕，5月23日沈从文即“在文化界38人为营救丁玲事联名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司法部的电文上签名”；5月25日作《丁玲女士被捕》，后刊于6月4日北平《独立评论》第52、53期合刊；5月28日为丁玲事致信蔡元培；6月4日为丁玲事致信胡适，另作《丁玲女士失踪》，后刊于6月12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84期，文后有编者（吴宓）识语：“按约二年前，喧传鲁迅君已死。后蒙李秉中君由日本以鲁迅致李君手书寄登本刊，读者乃知其消息非确。深望本文出后，中央政府及上海地方当局，能速将丁玲女士寻获，送交其亲友，以解全国文人作家及读者之惶惑忧惧也。”7月24日至12月18日，《记丁玲女士》开始在天津《国闻周报》连载，共计21次；9月23日，《〈记丁玲女士〉跋》刊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期……在1988年9月30日（丁、沈已决裂）写作的《怀念从文》中，巴金这样写道：“他还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天津《国闻周报》上的连载《记丁玲》。根据我当时的印象，不少人焦急地等待看每一周的《国闻周报》。这连载是受到欢迎、得到重视的。一方面人们敬爱丁玲，另一方面从文的文章有独特的风格，作者用真挚的情感讲出读者心里的话。丁玲几个月前被捕，我从上海动身时《良友文学丛书》的编者赵家璧委托我向从文组稿，他愿意出高价得到这部‘好书’，希望我帮忙，不让别人把稿子拿走。我办到了，可是出版界的形势越来越恶化，赵家璧拿到全稿，已无法编入丛书排印，过一两年，他花几百元买一位图书审查委员的书稿，算是行贿，《记丁玲》才有机会作为《良友文学丛书》见到天日。”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逝世。巴金在纪念文章中着重谈论此事，已暗含某种判断。但沈从文终究没有机会“就《记胡也频》和《记丁玲》二书重新好好写部小书”，不能不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知识分子史上的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