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多民族文学迎来了突飞猛进的繁荣发展，进入与全国文学深度接轨、同频共振的新阶段。新疆多民族文学始终坚持以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凝聚力为核心的文化导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根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自觉担负起记录时代、反映时代的职责使命。这片土地涌现出大量植根于民族记忆与地域文化传统的优秀作品，成为新疆各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灵见证，其在美学上的融合与创新，展示着新疆多民族文学旺盛的生命力。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阔实践中，新疆多民族文学突出地彰显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与独特魅力。

与新中国同频共振的开创期

新疆于1949年9月25日和平解放，结束了长期以来文化相对封闭、停滞的状态，各民族的文学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全疆各地的同时，也带来了解放区文学的革命艺术传统。新疆文学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创作范式的现代转型：从以歌谣为主，兼含民间传说、故事、谚语等内容的民间文学范式，逐步转型为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多种体裁的现代新文学格局。可以说，新疆多民族文学的草创期是在全国主流文学的传入与影响之下形成的。以西部诗为例，早期的新疆诗人自觉地受到歌咏西部生活的李季诗歌的熏陶，也从闻捷的《复仇的火焰》《葡萄成熟了》等诗歌中汲取营养的甘霖。20世纪五六十年代，艾青、郭小川、田间、贺敬之、张志民等一批诗人都陆续来过新疆，他们留下的诗作极大地激发了伊萍、东虹、杨眉、洋雨等本地青年诗人的创作热情。本地诗人们歌唱新生活，赞颂边疆建设者，在与全国同步的诗歌主色调中显示出牧歌或小夜曲的地域特征。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怀着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深厚感情，讴歌民族的新生、人民的幸福，他汲取维吾尔族古典格律诗和民歌中的艺术经验，创作了大量思想犀利、感情奔放、风格雄浑恣肆、语言风趣幽默的诗歌，《爱情篇》《故乡抒怀》等诗篇传诵至今。

这一时期的新疆小说同样受到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影响，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是各民族作家创作的重要领域。作家王玉胡秉持高度的艺术自觉和为兄弟民族服务的精神，创作出一批反映多民族生活与历史变迁的作品，他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电影《哈森与加米拉》《阿凡提》中担任编剧，又创作了短篇小说《阿合买提与帕格牙》《晚秋春花》等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内容厚重、特色鲜明，深受各族读者喜爱，不仅是当时新疆文学的重要成果，也开创了“汉写民”的文学传统。维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先后创作了话剧《蕴倩姆》《喜事》、短篇小说《锻炼》《精疲力尽的时候》等作品，其中，《喜事》在1956年于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上获奖，成为当时新疆与全国各地文化交流的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作品。郝斯力汗·库孜巴尤夫是哈萨克族小说创作的奠基人，他与马哈坦、库尔班阿里·乌斯曼诺夫等作家一起，成为当代哈萨克族文学的开路先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创作的维吾尔族作家祖尔东·萨比尔，作品生活气息浓厚、语言生动，富有时代特征，长篇小说《探索》、短篇小说《刀朗青年》和短篇小说集《沙枣树窃窃私语》曾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维吾尔族作家柯尤慕·图尔迪的《克孜勒山下》被学者称为是“维吾尔族文学中第一部比较成熟的长篇小说”。此外，锡伯族作家郭基南，蒙古族作家孟驰北、沙海，柯尔克孜族诗人阿曼吐尔·巴依扎克、吐尔干拜克·利齐别克，塔吉克族作家木尼·塔比尔等，他们的名字也随着多民族文学的发展而被人们深深铭记。

新边塞诗的崛起与西部小说的昌盛

20世纪80年代，舒婷的《双桅船》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后，杨牧的《复活的海》、周涛的《神山》紧随其后，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他们以新边塞诗的诗名登上中国主流诗坛。正如谢冕所言，西部诗创造者们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创造性地把中国当代人的思考熔铸于西部特有的自然景观中，使那些粗犷的、强悍的、坚韧的，乃至荒凉的、悲慨的一切，无不洋溢着当代人新的心灵渴望和吁求。这一时期，周涛的《野马群》《伊犁河》《我属于北方》、杨牧的《火焰山》《我是青年》、章德益的《西部太阳》《荒漠天空》等诗篇，像灯塔一般照亮了当时新疆一批青年诗人们的文学道路。沈苇、北野、王锋、亚楠、王兴程、黄毅、周军成、曲近、孤岛、郁笛、王广田、李光武、秦安江、南子、丁燕、铁梅等一批青年诗人，共同构成20世纪90年代新疆的主力诗群。

新边塞诗所奠定的诗风强有力地影响着新疆诗人。他们延续了抒情主体的道路，在个人化书写中保持着对西部自然的观照，并不断向浪漫主义的高峰发起冲刺。沈苇是这支诗歌队伍的领军人物，其诗集《在瞬间逗留》获得鲁迅文学奖。他将从江南带来的语言珍珠投入新疆自然的瀚海风暴之中，磨砺出一首首混合着花香鸟语与辽阔苍凉的诗篇。北野是西部土生土长的儿子，他的诗集《马嚼夜草的声音》《黎明的敲打声》和《在海边的风声里》，是生命的河流在西部流淌出的灵魂之声。新世纪以来，青年女诗人吉尔敏感于新疆地域文化的多元与丰富，以塔里木河、龟兹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为歌咏对象，创作出一批优秀诗作。

生活在新疆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新时期以来，在朦胧诗等现代诗潮影响下，一批拥有新知识结构的青年诗人敏锐地追踪全国的诗歌流变，围绕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以及自我存在等主题进行深入思考。他们对传统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勇于革新，以全新的感知方式营造诗境，其审美风格相较于传统的民歌式诗风，有了更富于内涵性、象征性与启示性的变化。比如维吾尔族新诗保留了节奏美与音韵美的传统特征，同时突出了新诗自由奔放的激情和对生命存在的诗意探寻；哈萨克族诗歌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逐渐打破叙事诗、哲理诗和爱情诗三大传统样式的界限，以更现代的表现手法开拓新诗疆域。这些都代表着新疆多民族诗歌融入全国主流诗坛的自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新疆小说仍以民间文学为主的较为原始的状态，一批老作家怀着对统一的民族国家叙事的高度责任感进行创作，开创了“汉写民”的文学传统。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们继承前辈作家的优秀传统，将为民族文学代言视为自己的文化责任。持续不断有新疆小说登上主流文学刊物，彰显出西部小说的强劲力量。1980年代，王蒙的《在伊犁》系列小说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汉写民”传统推向主流文坛，成为多民族文学审美交流共融的成功范例。赵光鸣的《西边的太阳》所蕴含的文化意味使之成为一部自觉追寻地域文化源流的作品，也被视为寻根文学在新疆的代表。中篇小说《石坂屋》《芳草地》《远巢》等作品聚焦本土，以深刻的笔触刻画基层人物，关注他们的生存和命运，揭示平凡世界的人性之美，被誉为“西部流浪汉小说”。2003年，董立勃的长篇小说《白豆》引起评论界关注，之后一系列“下野地兵团故事”见诸各种文学刊物，《烈日》《清白》《乱草》《静静的下野地》等若干长篇的出版，标志着西部垦荒叙事取得新成就。董立勃的小说语言采用西部人单纯简拙的日常用语，书写垦荒故事时形成别具韵味、意味深长的艺术形式，使其兵团叙事具有高辨识度。

兵团作家韩天航的《回沪记》《我的大爹》《母亲和我们》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选载，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热血兵团》《戈壁母亲》；兵团女作家王伶连续出版多部长篇小说，由小说《化剑》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播出；新疆籍作家王刚的《英格力士》是以乌鲁木齐为背景的自传体小说，曾入围茅盾文学奖终评作品；卢一萍、刘永涛作为新疆“70后”小说家代表，以其形式新颖、探索性强的写作，致力于挖掘人性与自然的深度，试图将新疆当代生活的纵深面呈现出来。

新世纪以来，刘亮程的《捎话》《本巴》、红柯的《生命树》《乌尔禾》《喀拉布风暴》、李健的《脐血之地》等作品，都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与深化。“汉写民”的创作虽是一种“他者言说”，却自有其优势，超越了单一民族的眼光和视角，在多民族及多民族文学的联结中建构起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同时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的文学景观。也正因此，这种写作实践弥足珍贵。新时期以来的民族小说已不再停留在对地域民族风情的表面描绘，而是深入人性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历史的反思与文化叩问，同时在叙事手法与艺术风格上不断突破。

此外，同时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写作的作家群体是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他们发挥既懂本民族语言文字又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创作优势，以开放的心态、崭新的文学观念、娴熟的写作技巧，创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朱玛拜·比拉勒，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柯尔克孜族作家艾斯别克·阿比罕，锡伯族作家傅查新昌等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阿拉提·阿斯木是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维吾尔文写作而广为人知的维吾尔族作家。他的写作以当代性与地域性为纵横坐标，以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面貌，绽放出西域阳光下的独特魅力。其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中篇小说《玛穆提》《阿瓦古丽》等所呈现的当代生活的横断面尤为珍贵。朱玛拜·比拉勒的长篇小说《寡妇》则体现出哈萨克族小说从世界文学范围内吸收营养，既有对纯粹哈萨克族民俗生活的生动描写，亦流露出古老游牧民族与世界交流沟通的渴望。

“三山两盆”孕育的美文与报告文学

新疆“三山夹两盆”的辽阔壮美，孕育了这片土地的独特气韵：阿尔泰山、天山与昆仑山脉遥相呼应，三山环抱着两个聚宝盆——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从冰峰耸立到浩瀚沙漠，从高山草原到棋布绿洲，这方大美的自然天地必然会将灵气滋养生活于此的人们。

上世纪80年代初以新边塞诗闻名的周涛在90年代转向了散文创作，《稀世之鸟》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收入了《吉木萨尔纪事》《伊犁秋天的札记》《哈拉沙尔随笔》等优美智性的散文。大山河流、烈风猛禽、西域神马以及维吾尔族寻常院落等新疆物事，和着诗人浪漫孤寂的心灵呓语，都被美文铭记。周涛的散文是上世纪末散文大潮中强有力的音符，代表着西部散文的风度与魅力。在其影响下，一批青年诗人如刘亮程、李娟、王族、黄毅等也相继投身散文创作，并逐渐形成各自独特的风格。

继周涛之后，刘亮程的散文引起极大关注。《一个人的村庄》是刘亮程早期的代表作，奠定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此后他出版了《风中的院门》《库车行》《在新疆》等多部散文集。《库车行》放弃了对山河地貌、民俗风情的浅表记述，从最日常、最细微的小处着笔，真实而诗意地展现了当代维吾尔族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力图深入普通维吾尔族人的内心，表达具体而抽象的人类的本质存在。《库车行》的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选载，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刘亮程的散文已成为当代文学中一种独特且稀有的存在，多篇作品入选各类教材及教辅材料，使新疆散文再一次确立其在中国文学版图上的地位。刘亮程坚持文学是慢的结晶，忠实于自己的灵魂和内心，秉承庄子散文的张扬想象和虚静的人生态度，试图以此打捞人类心灵的记忆，对时间和永恒作了文学性的阐释。正如他在主编《住居新疆》散文丛书的序言中所写：我相信土地会像长出麦子和苞谷一样长出自己的言说者。

新疆有着庞大的散文写作队伍，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矫健、熊红久等作家，多年来致力于散文写作，构筑了新疆散文的高地。《永生羊》是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第一部散文集，全面展示了作家出神入化的文学表达，开拓了新疆散文新的表现领域。王族力求在周涛、刘亮程之外另辟蹊径，既描绘西部自然的雄奇物象，又进行深沉的文化思考，并在文体上积极探索创新，先后创作了散文集《藏北的事情》、长篇纪实文学《神山圣域》《守望阿尔泰》等作品。近年来，李娟以阿勒泰为关键词的散文创作，使其成为一位现象级作家。她的每部散文集几乎都能成为畅销书。早期她跟随哈萨克族牧民在阿勒泰大山里转场，她的生活方式与生存本身都与文学融为一体，真正体现了散文作为“个人的文学之尖端”的特性。她的文字充满新鲜感与生命力，将阿勒泰的山水人文生动呈现，字里行间贯注着其独特的感觉与情绪，赋予万物灵性。山野的率真、生存的艰辛与欢愉，共同铸就了《九篇雪》《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等作品的艺术生命力。

新疆报告文学的发展始终与全国同频共振。丰收、矫健、孟驰北、李桦、朱光华、王嵘、李宝生、吴连增等作家，多年来为报告文学创作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中，丰收和矫健无疑是成就最为突出的新疆报告文学作家。丰收的《西上天山的女人》《镇边将军张仲瀚》《西长城——新疆兵团—甲子》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题材作品，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扎实的采访调查，再现了兵团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为兵团存下宝贵的文学形象。矫健则代表了新疆报告文学的另一重要面向。20世纪80年代末，他因关注塔里木河生态恶化问题，自费沿河考察，写出《痛苦的河》，成为最早聚焦生态文明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其作品《在历史的连结点上——本厂内部消息》被《新华文摘》1990年第1期转载。由于某些历史原因该书主要人物用英文字母代替，导致《新华文摘》转载时以“小说”来分类，但实际可称之为新疆最早的非虚构写作实践之一。矫健的报告文学始终坚持西部视角，为边疆建设者树碑立传，同时敢于直面现实，直陈时弊，为百姓代言。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40周年之际，新疆先后出版了《太阳作证》《艰难与辉煌》《崛起的石河子》《创业者之歌》《我们新疆好地方》《隆起的西部》等报告文学集，这些作品集称得上是新时期以来新疆报告文学创作成果的集中呈现与展示。作家卢一萍在青年时期入伍新疆，后因工作调动离开，20年的新疆生活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滋养和土壤。2006年，他的报告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以“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的口述实录，深度报告了八千湘女怀着光荣与梦想，以母性的坚韧与自我牺牲精神，在荒原上铸起爱的丰碑。作者先后到湖南、北京、四川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寻访了上百位湘女，全景式揭示了这一段尘封的历史，获得业界好评。

近两年，何建明先后出版了以新疆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石榴花开》《如诗的大地——新疆70年纪事三部曲》，引发文坛广泛关注，也收获了大批新疆读者的喜爱。《石榴花开》以新疆塔城这个民族团结的典范地区为报告对象，将可亲可敬的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彼此交融的和谐生活，富有情感与诗意地呈现出来；《如诗的大地》分为“史篇”“诗篇”“史诗篇”三部分，以宏大历史脉络与鲜活人物故事相结合的方式，赋予新疆70年发展史文学的感性与温度。

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新时代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与文化润疆工作的全面推进，新疆各族作家创作热情高涨，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积极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推动新疆多民族文学走向全国文学舞台中央。自2011年“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启动至今，共计500多部作品得到互译与出版；2024年设立的天山文学奖，向海内外征集新疆题材的文学精品，充分展现出新疆多民族文学开放、自信的姿态；一支生机勃勃的文学创作梯队已然形成并不断壮大，麦麦提敏·阿卜力孜、唐嘉璐、顾汐润、瑞朵·海瑞拉等“90后”作者崭露头角，成为新疆文学的新鲜血液；青年作家亚生江·沙地克的长篇小说《诸王传》（维吾尔文）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之后，在短短10天内重印并不断加印，证明了文学在民间依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新疆作为“四大文明”交汇之地，70年来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往与交融，使新疆多民族文学呈现出多元一体的丰富与多彩，既决定了新疆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也塑造了其鲜明的美学气质。刘亮程的《捎话》《本巴》正是体现这种多元一体美学质地的优秀之作。《本巴》取材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人人永远25岁”的宝木巴传说，将本巴停留在没有衰老的青春。然而时间停滞带来的却是空洞与同质，小说以洪古尔与阿盖重返童年、回归母腹作结，昭示了一种对人的生存性的肯定。刘亮程被《江格尔》中“停驻时间”的史诗思维吸引，完成了从《江格尔》的“壮美”向《本巴》的“优美”的风格转换。整个文本的句法程式也借鉴模拟了史诗的宏大与轻盈，为多民族文学审美共存互融的文学话语体系提供了值得研究的文本案例。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近年推出的两部长篇《白水台》《歇马台》都聚焦哈萨克族的当代生活与生产，以真实细腻的笔触呈现了各民族命运与共的历史图景。作家深情地凝视哈萨克人民历来深厚的家国情怀，以及他们在现代化、全球化冲击下的内心世界，构建起国家叙事下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书写，及时展现了民族文学的现代性书写与认同建构。值得关注的是作家在语言形式上的审美探索，不同民族文化、语汇的杂糅与融合，使小说语言摆脱拘束，呈现出泼墨般挥洒自如的美学风格。回族作家阿舍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为题材所著长篇小说《阿娜河畔》，为两代农垦人的人生与命运立传，作家的民族身份与兵团屯垦题材的奇妙组合本身即是新疆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交融碰撞的生动体现。王族的长篇小说《零公里》获得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作品塑造了新疆汽车兵的英雄群像。

回首70年来新疆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上世纪50年代，和平解放的新疆开始了在共和国的怀抱中与主流文学同频共振的发展轨迹；80年代的“新边塞诗”是新疆文学的先声；90年代至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文学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核心使命，以充满激情与想象的创作实绩、多姿多彩的美学风格赢得全国文坛广泛认可，已深度融入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不可或缺的西北一翼。新疆文学既书写西部的酷烈风貌，也承载住居其上的生命体验，更彰显人世间的爱与尊严。它融汇了地域人文的博大与丰富，仿佛清冽的冰川雪水注入浩瀚无垠的沙海一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质地。正如王蒙在谈到新疆这个文学故乡时说道：“新疆的美丽、阔大、丰富，是永远学习不完、体会不完、书写不完的。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多彩多姿，他们是伟大祖国乐观、善良、灵动、忠诚的儿女。有生之年，我要继续歌唱新疆！”这，也是新疆各民族作家的共同心声。

（作者系湖州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