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路富民路路口的梧桐浓荫里，有一栋素净简约的建筑——灰墙、木门、钢窗，线条利落，若非有心留意，很难发现墙内别有洞天。

墙身上的铭牌刻着“合众图书馆旧址”几字，在城市烟火气里，静静诉说着一段“孤岛”时期上海守护中华文脉的传奇往事。

烽火之中合力守护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公共图书机构藏书散佚甚多，私家图书收藏等先后遭劫。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是藏书家，因身在武汉，好友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便到其家中帮助整理照看藏书。

“当时，中山公园旁就是沪杭铁路线，大概就是今天地铁3号线高架的位置，铁路线外面就是郊区，经常发生战事，张元济冒着生命危险去整理藏书，这让叶先生非常感动。”张元济之孙、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张人凤告诉记者，那时起，叶景葵就和张元济谋划成立一个图书机构，把战乱中流散的古籍图书收集起来保护，这是合众图书馆的缘起。

两人请来当时横跨政治和文化两界、社会声望极高的陈陶遗担任共同发起人，于1939年8月成立合众图书馆。“合众”，有三人成众、众擎易举之义，比喻大家同心协力做成这件事。

考虑到租界内相对安全，众人便在辣斐德路614号（今复兴中路近思南路）租了一处洋房，作为合众图书馆筹备处和草创时期的书库。后由叶景葵捐资购地，在长乐路富民路口建造图书馆新楼，3层18间，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1941年竣工投用。

与合众图书馆一墙之隔，今天的富民路210弄，是叶景葵旧居。当年他购下这片土地时，将东部划为馆舍，西北部作为住宅。“昔日我为主而书为客，今书为馆所有，地亦为馆所有。我租馆地，而阅馆书，书为主而我为客，无异寄生于书。”由此，叶景葵自号“书寄生”。

有了场地，还需得力人手。叶、张二人年事已高，便邀请在哈佛燕京大学图书馆供职的顾廷龙南下主持图书馆日常业务。顾廷龙是苏州人，家学渊源深厚，多年从事古籍编校工作，富有经验。他拟写的《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提出：本馆创办于此时，即应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

在抗战烽火中，一场守护中华典籍的无声较量，就此开始了。

苦心孤诣保存文脉

藏书主要来自当时文化人士的捐赠。

作为合众图书馆发起人的叶景葵，将自己历年收藏的各类珍贵古典文献合计3万余册捐入馆中，张元济、陈陶遗及文化界人士也纷纷慷慨捐赠所藏，很多是罕见、珍贵的地方文献。

“叶景葵等人捐的以传统古籍为主，而上海当时有其他各类型的图书馆，但独缺历史文献方面的，所以合众以此为专藏。”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古籍整理研究部主任陈雷说，除了图书，凡期刊、报纸、书画、书札、拓片、古器、服物、照相、照相底片及书板、纸型等，合众图书馆亦均收存。

为防侵略者觊觎，合众图书馆面向路口的正门不挂任何牌子，也从不打开。张人凤告诉记者，当时一般要经熟人介绍才能从后门进馆看书。顾廷龙之子、著名飞机设计师顾诵芬回忆，钱锺书是“后门”的常客，自己年少时多次为他开门。

饶是如此小心，租界势力、日本势力仍多次以“检查”“借场地”的名义来打探虚实。馆员巧妙周旋，不怀好意者才未得逞。

由于当时经费紧张，无法大规模印刷书籍，顾廷龙亲笔誊抄了不少珍贵的古籍。“当时图书馆对面就是爱埃令夜总会，顾老经常伴着舞厅的喧嚣声，在馆内通宵安静地抄书，一字一句把古籍善本保存下来。”陈雷说。

更为难得的是，当时合众图书馆还收藏保存了一批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与进步、介绍中国共产党活动情况的珍贵革命文献，秘藏在书架顶端与天花板接合之处。

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宣传部曾派员到上海征集有关革命史料，在“合众”觅得一大批珍贵资料，包括1921年版《列宁全书》第一种《劳农会之建设》、1926年版《中国农民运动近况》等百余种。

顾廷龙在《我和图书馆》一文中写道：“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合众’为搜集保存革命文献所承受的政治风险，旁人是很难体会的。”

上图馆藏重要组成

合众图书馆诞生于抗日硝烟之中，烛照至今。新中国成立后，张元济等将合众图书馆完整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彼时，馆内已有图书25万册，金石拓片1.5万种。这些典籍成为今天上海图书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年，上海图书馆先后出版了合众时期编纂的《合众图书馆丛书》《合众图书馆典藏目录》，去年还把1万多种古籍的数字扫描件对公众开放，其中就包括不少合众图书馆当年的藏书。

2024年，合众图书馆位于上海长乐路的旧址正式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合众图书馆旧址”未来将作为上海图书馆家谱馆向公众开放。

“郑振铎先生说过一句话：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陈雷说，当年这批知识分子心怀强烈的使命感，冒着各种风险，使珍贵古籍免于在战火中散佚，保存我国固有文化，非常不容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