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田沁鑫导演，根据老舍同名作品改编的话剧《四世同堂》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用京腔京韵演绎胡同里的人间百态，也让人重新回顾老舍先生的抗战岁月、家国情怀。

今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北京文联成立75周年。老舍作为北京市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他的生命历程始终伴随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跌宕起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无疑是他生命中承受最重的篇章，其作品是中华民族在炮火、恐惧、奔波、饥饿、失望、痛苦、希望中应运而生的信念之作、生命之歌。

笔作枪炮墨为弹

当卢沟桥的炮声撕碎北平夜空时，老舍的《大明湖》《骆驼祥子》等长篇小说才相继问世不久。那时，他已目睹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在作品中反映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北平的上空突然被战争弥漫的硝烟遮盖，老舍听见胡同里传来逃难者的哭嚎，看见城墙上飘起刺眼的太阳旗，这位以京味文字见长的作家，此刻胸腔里翻涌的不再是北平胡同的家长里短，而是黄河壶口瀑布般奔突的愤怒。他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战争不会让作家走开，笔该换一种写法，人该换一种活法了。

从英伦三岛到新加坡，从上海到济南，从武汉再到重庆北碚的茅屋，老舍的行囊里始终装着三样东西：砚台、稿纸和一支洞察世事的笔。突如其来的战争，使他不得不搁置酝酿已久的《二马》续篇，思绪转而飞回他熟悉的北平小羊圈胡同，他看到祁家四代人在小羊圈胡同里经历焚心之痛——钱默吟从诗人变作复仇者，祁瑞全冲出沦陷区参加游击队，就连最懦弱的祁瑞丰，也在冠晓荷的汉奸嘴脸前露出一丝人性的挣扎。他看到战争阴霾下的北平苍生，没有金戈铁马的壮阔，却有千万人在“惶惑”中坚守、在“偷生”中觉醒的微芒。他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我要写出北平人的骨头，哪怕它被碾成粉末，也该带着城砖的坚硬。”

这种坚硬化作《火葬》里的复仇火焰，化作《国家至上》里回汉同胞的携手御敌，更化作无数篇鼓词、快板和街头剧。在重庆防空洞的油灯下，他学着写“数来宝”，把“汉奸卖国有报应”编进韵脚；在伤兵医院的病床前，他用《新刺虎》的故事点燃战士们的斗志。有人劝他“莫失文人风骨”，他却指着窗外逃难的妇孺笑道：“风骨若不能护佑生民，不如化作街头的呐喊。”彼时的老舍，笔是枪杆，墨是弹丸，每一个字都带着硝烟的温度，砸向侵略者的狼子野心。

振臂为旗聚文坛

1938年的武汉，长江边的码头挤满了流亡的知识分子。当老舍与郭沫若、茅盾等人聚在一间破庙里商议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抗敌文协”）时，窗外正飘着细雨，如同整个民族的泪。老舍被推举为总务部主任，这个听起来像“账房先生”的职务，实则是“文协”的“总舵手”。没有经费，他揣着空口袋去见冯玉祥将军，用一段自编的相声换来了募捐；没有场地，他把自己屋子让出来作为会议室，让南来北往的文人在八仙桌上讨论剧本；有人闹矛盾，他揣着两斤烧酒上门调解，酒过三巡便拍着桌子说：“国难当头，谁再窝里斗，就是给鬼子递刀！”

在老舍先生的奔波努力下，“抗敌文协”成了散落在各地文人的精神堡垒。他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让巴金、曹禺的笔触到前线的战壕；他开办通俗文艺讲习班，教乡村教师写抗战小调，让太行山的窑洞里流传出《放下你的鞭子》；他推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运动，使《新华日报》的副刊成了士兵们的“精神干粮”。有记者问他为何如此奔波，他指着协会墙上“团结御侮”四个大字说：“一根筷子易折，一捆筷子难断。文艺界拧成一股绳，就能顶得上一支方面军。”那些年，他的衣衫上总沾着风尘，皮鞋底磨出了洞，却让“抗敌文协”的旗帜插遍了大后方的城镇乡野。

茅盾在文章中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方，也是文艺界同人的公论。”

风骨如碑照千秋

重庆北碚的茅屋漏雨时，老舍正在写《四世同堂》里祁老人被日军殴打的那段文字。雨水打湿了稿纸，晕开的墨迹像老人脸上的血污，他索性赤着脚站在泥地上写，任凭寒雨浇透脊梁。妻子胡絜青送来棉衣，见他笔下的文字带着哭腔，劝他歇歇，他却摇头：“我冷，北平的百姓更冷；我难，流亡的同胞更难。这稿子多写一行，或许就能多暖一个人的心。”

这种共情让他的作品注满了对苍生大众的温情。《四世同堂》以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为背景，以小羊圈胡同内祁家四代人的生活为主线，展现了社会各阶层在战争中的命运沉浮。全书分为《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刻画了从忍辱偷生到觉醒反抗的民众群像，成为抗战时期史诗性作品。《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不是高大全的英雄，而是在忠与孝之间撕扯的普通人，他为了照顾老父幼子不能奔赴前线，却用教学生读《史记》的方式传递民族气节。老舍懂得，抗战不仅是战场厮杀，更是每个灵魂在抉择中的淬炼。就像他自己，放弃安稳的创作环境，选择在炮火中颠沛，用文人“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担当奔赴国难。

1945年8月，重庆的报童在街上高喊“日本投降了”，老舍正给“抗敌文协”的同仁写感谢信。他放下笔，走到窗前，看见满城的灯火像星星落在人间。那一刻，他再次想起了北平的胡同，想起了小羊圈胡同里升起的国旗，想起那些在笔下死去的角色——他们没能等到胜利，但他们的坚守，早已化作民族精神里的钙质。

八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读《四世同堂》，依然能触摸到老舍先生的心跳。那支在战火中磨秃的笔，不仅记录了一个民族的苦难，更写下了永不屈服的誓言。它警醒我们：和平从不是等来的礼物，而是无数人用信念与风骨铸就的长城。老舍先生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文人，从来不是时代的旁观者，而是在风暴中挺立的大树，根深扎在泥土里，枝叶向着光明不断生长。

这株在抗战岁月里倔强生长的大树，如今已亭亭如盖。我们正站在它的浓荫下，重温那段不可忘却的历史，缅怀先烈，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凝聚起捍卫和平的磅礴力量，共护人类共同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