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历史题材创作的发生与研究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战文学的创作流变与主题演进与“二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变动密切关联。“鉴古知今”一直是国人的文化传统，遭逢民族危亡之秋，深谙“居今志古”之道的知识分子自然会将目光投向华夏文明的纵深处，从中汲取砥砺民族气节、鼓舞抗战意志的精神能量。与此同时，掣肘重重的历史情境，也促使创作者必须借镜历史记忆的隐微，抒发自身的郁结激愤之情。抗战时期历史题材创作由是走向繁荣，最终成为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关涉抗战时期历史书写的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其研究深度与范围随时代发展而逐步深化，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抗战历史剧、《甲申三百年祭》以及历史小说等领域。关于抗战历史剧的研究，主要围绕戏剧文本与戏剧演出两大领域展开，且呈现出鲜明的时段印记。具体到戏剧文本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剧评与戏剧史著作大都注目于史剧的政治性，其后的研究则多从专业性入手，阐发抗战历史剧的戏剧史意义，揭示其与国家意志的互动机制，发掘其现代性质素与美学风格。新世纪以来，融通政治与学术，构建综合性视野渐成共识，抗战史剧与战时思想文化的内在关联，历史剧审美想象背后的文化政治等议题成为研究者的关注重点。戏剧是舞台艺术，其成功不但依赖案头之文，更需要导演、演员的诠释与观众的接受，这是演出研究兴起的底层逻辑。近年来，对于历史剧战后的海外传播、抗战剧团的组织运作、演剧与城市文化生态关联的研究，以及尝试从性别维度或是以戏剧家个案研究打通“文本/演出”的学术探索都有效地拓展了研究的纵深，为还原历史的复杂面目提供了可能。而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抗战时期历史小说的相关研究，则主要聚焦于文本的历史想象、叙事形态与作者创作心境的发掘与剖析。

抗战时期历史题材创作的世界性及其来源

通过对既有研究的回溯不难发现，这些研究虽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依然存在可供拓展的学术空间。首先是可以进一步强化对抗战时期历史题材创作内在世界性的发掘，在全球语境下观照历史书写与国际局势之间的互动相生。其次是有必要对抗战时期历史书写的海内外传播与国际文化影响作更为全面、细致的把握。之所以提出上述动议，源自笔者对战时文艺史料的广泛阅读。抗战中敌我双方的国力差距催生了中国争取国际支援，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现实需求。在《打击共同的敌人》一文中，茅盾极言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申明“今天在大陆上和日本法西斯苦战的，还只有中国。如果没有中国的坚忍抗战，世界大局也是不堪设想的”。翻开阳翰笙的战时日记，我们更能窥见一位左翼文化人与世界战局休戚与共的心路历程。他时而愤懑于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担忧持续的战略退缩终将导致中国失去世界四强的地位；时而为魁北克会议、诺曼底登陆、苏军光复斯大林格勒，以及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纳粹德国行将覆灭而欢欣鼓舞；时而投身文化外交，陪同郭沫若接待苏联大使潘友新，与日本反战领袖鹿地亘聚谈，尝试为韩国流亡政府撰文控诉日本殖民侵略暴行。由此可见，国际联动的战争态势、苦撑待变的抗战情势确实重构了战时文艺的创作情境，推动了战时文人的视野拓展与心态转换。自此以后，无论是创制新文学还是利用旧形式，聚焦东方战场、胸怀国际战局逐渐成为了战时文坛的共识。

与此同时，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也深刻地影响着战时文人的创作理念与作品题旨。如前所述，独特的言说情境造就了战时文人借镜历史的偏好，视野的转换则赋予历史书写中外共振的世界性。书写注入时代精神、呼应国际变局的历史的真实，成为中国战时文人抵抗法西斯势力对历史改造与蒙蔽，构筑全民文化心防的重要策略。田汉在阐发史剧的战斗性时就曾说：“历史在今天是起很大作用的。法西斯恶魔们就害怕历史，害怕它告诉人类以他们将被历史车轮碾碎的必然。”而在论及题材选择时，周钢鸣、张庚则指出创作者务须放眼世界——“因为我们的民族斗争并不是狭义国家主义的，所以一切殖民地的英勇反帝事件我们都可以当作剧作的题材”，“作为激励我们民族的自觉和借镜”。这种取向具体到文学创作层面，则体现为对史可法、文天祥、郑成功等民族英雄及其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传统的重新阐发（如《海国英雄》《八十一梦》《亡明讲史》），以及对秦并六国、南明覆灭、天京悲剧、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历史事变经验教训的剖析总结（如《棠棣之花》《赛金花》《李闯王》《天国春秋》《清宫外史》）。这些对历史人物、史实重释重构的文学实践，其内在价值逻辑不仅与抗战形势互动相生，也与全民御侮、寰球反殖的时代关切紧密相连，其主题嬗变更是与世界秩序的转变遥相呼应。

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时期历史题材创作与国际局势之间并非单向度的“冲击-反应”关系，它在受到国际局势影响塑造的同时，也以文化的形式参与、影响了战时与战后的国际秩序演变。譬如在筹款援华的南洋戏剧运动中，新加坡业余话剧社排演夏衍的《自由魂》，泰国则两度上演于伶的《大明英烈传》的改编版，均取得不俗效果。国民外交协会搬演顾一樵所作的《岳飞》招待英法美苏等同盟国大使，报纸记载演出期间演员下场赠予各盟国大使上书“还我河山”的旗帜，以示同仇敌忾之意。苏联大使潘友新在重庆观看话剧《屈原》时大受震撼，盛情邀请作者郭沫若在胜利后与剧团一起赴莫斯科公演。在华反战领袖鹿地亘盛赞阳翰笙的《天国春秋》，阳翰笙赠予美国文化专员费正清以四川保路运动为题材的剧作《草莽英雄》的油印本。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应柳无忌之邀，为美国国务院翻译郭沫若的《屈原》、杨村彬的《清宫外史》等剧。及至新中国成立后，抗战时期历史书写的国际影响力依旧绵延不绝。日本左翼剧团“前进座”在日演出《屈原》300余场，取得巨大影响。《屈原》此后不仅亮相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重要活动，更在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芬兰、越南、阿根廷等国轮番改编上演。

全球史视野的引入及其对当下创作的启示

通过对抗战文艺史料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的确重构了战时文艺生产情境，引领了历史书写的题旨风尚，深刻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姿态，为抗战时期历史书写注入了难以磨灭的世界性。在战时文人的意识里，书写中华历史记忆与怀想世界局势变迁并行不悖，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可的创作心态。与此同时，以左翼文化人为主导的抗战时期历史书写在战时与战后的演出、传播与译介，在海内外产生了相当显著的国际影响。对东方主战场与中华民族坚韧抵抗的艺术化呈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援的步伐，俨然文化外交与跨国动员的精神利器。与此同时，左翼文化人也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实现中华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跨越意识形态壁垒、推动文明对话、凝聚全球华人共识的宝贵实践经验。相关经典案例与经验总结在其后又成为了共和国时期文化外交工作的“前史”与“先声”。

综上所示，抗战时期历史题材作品既是中华民族重构传统、赓续文明的抗战心路的艺术写照，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揭示其在世界文学和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与意义价值，我们需要引入全球史视野与方法，再次将抗战时期历史书写置于全球语境之中，使其重新对象化，进而全景复现其在战时、战后与世界秩序的互动相生，以世界为参照，重新发现中国。同时借助文学善于吸纳个体对历史事件的观察、意识、记忆与想象的特性，多维度发掘历史书写在中国形象变迁历史进程中的结构功能与文明意义。

全球史视野的引入不仅为研究者贡献了全新课题，同时也为当下的创作者提供了别样的视角。回顾近年来出版后引发广泛关注的、出自当代作家之手的抗战题材作品，可以发现很多作品聚焦特定国际性事件、场域，细致刻画法西斯侵略者给不同种族平民带来的精神创伤。以见证视角凸显受难个体如何跨越人性的荒原体验，重拾对生命的热爱与信心，成为创作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而这种观照普遍人性、呼唤和平公义的创作追求，恰与老舍的《四世同堂》、李广田的《引力》等抗战文学作品关注人类共同命运、反思战争给个体造成的创伤与灾难、促进国民精神成长的创作主旨一脉相承、彼此辉映。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