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气氛热烈，人头攒动。为进一步发挥“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机制作用，充分激发作家与读者之间天然的情感共鸣，让文学真正与读者的日常生活深度交融，8月13日至15日，“行进的风景2025——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系列活动在上海书展期间举行。活动旨在通过作家见面会、作品分享会等形式，让“行进的风景”成为全体作家与编辑、出版人、读者共同绘就的时代长卷，为中国文学繁荣发展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孙惠芬、赵德发、祝勇、王尧4位作家分别携各自新作来到现场，与读者面对面进行交流。

推动乡土叙事不断实现新突破

在“追寻中国乡村精神的变迁——长篇小说《紫山》新书分享会”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收获》副主编谢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项静及该书作者孙惠芬围绕作品展开对谈。

何向阳表示，《紫山》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有着非常深厚的生活基础和情感积淀。从《歇马山庄》到《上塘书》《后上塘书》再到《紫山》，25年的跨度里，孙惠芬始终在关注和书写乡村，书写乡村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变化和心灵成长，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显著特征。书中人物间的情感纠葛，他们在人性伦理层面受到的拷问，以及在这种拷问下的挣扎、愧疚和忏悔，都得到了深度挖掘和刻画，实现了乡土写作在精神维度的新突破。同时，作者跳出家庭伦理范畴，从更广阔的视角呈现时代大潮中人的不同选择、命运波折与价值观变化，呈现出乡村与城市交织的开放、丰富的图景，真正做到了对乡村精神变迁的深刻表现。

潘凯雄用“爱、熬、缠、超越”概括《紫山》主要的情节特点。其中，“爱”是故事的起点，“熬”是核心冲突的体现，“缠”指多层关系的纠缠，这三个字构成了上卷的主要内容；“超越”则是下卷的主题，书中人物选择以不同的方式走出“熬”与“缠”，走出情感与过往的桎梏，走向未来。

谢锦从编辑视角谈到，《紫山》故事构思精巧，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延展度；人物塑造立体，作者真正走入了每个人物的心灵世界，即便是边缘角色也被一层层细腻解剖。作品紧扣城镇化背景，将人物的情感悲剧放置在20世纪90年代辽南乡村的时代语境中，让爱情故事成为观察乡村人心灵变迁的窗口，同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让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救赎。

《紫山》并非简单呈现乡村的外在变化，而是将笔触深入乡村“心灵史”这一更具挑战性的写作领域。“我一直在追问，乡村人到底有没有内心生活？我的父母亲常常在半夜无声地叹息，过去我从没想过其中的含义，但当我到了他们的年龄，我突然发现他们的叹息是有声音的，他们内心的声音没有地方诉说。”孙惠芬表示，自己的创作初衷就是想通过小说传达那些真正属于乡村人内心的声音，书写乡村真正的心灵生活。

在全球化格局下，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乡土书写具有何种世界性意义？在“唤醒中华民族的海洋记忆——赵德发《大海风》分享会”上，项静、《大海风》责编兴安及该书作者赵德发围绕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海洋文明书写展开了深入探讨。

项静谈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新的思维模式正在重塑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并深刻影响着文学创作，《大海风》正体现了中国作家对海洋文明书写的先锋性探索。小说延续了“农村三部曲”的史诗风格，通过海洋串联起青岛、上海、大连等沿海城市，生动再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渔业与航运业的发展历程，通过主人公实业救国的故事来呼应当下社会发展，成功突破了传统乡土叙事的边界，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展现了海洋题材特有的磅礴气势。

赵德发谈到，小说名“大海风”有多重含义。他在黄海之滨居住了30多年，对海风有着深刻的体验，曾亲身参与台风来袭时的抗洪抢险，漆黑夜色中直面滔天巨浪的经历令他终生难忘，“所以我写了一场又一场大海风，它们改变了人物的命运”。小说主人公邢昭衍经历海难，船毁人亡，尽管家中尚有两条小船和土地可以维持生计，但他仍坚持分家自立，在动荡时局中开启创业历程。在赵德发看来，人类在面对海洋时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一直在技术上进步、在精神上成长，积累下来的就是海洋文明。此外，近代史中除“西风东渐”外，“东风西渐”同样影响深远，不应被人遗忘。他在书中写了德国人卫礼贤受到中国文化思想影响，翻译中国文化经典，催发中学西渐“海风”、重构文明认知框架的故事，这与当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形成了某种呼应。

书写抗战历史 展现民族精神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现场特带来祝勇《国宝》、王尧《桃花坞》两部作品，它们各自以独特视角勾勒了抗战时期的社会图景，带领读者重温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记忆。

在《国宝》分享会上，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纳杨、上海师范大学讲师刘欣玥及该书作者祝勇围绕新书展开对谈，共话如何“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

纳杨谈到，《国宝》是一部厚重的文学作品，祝勇的学者身份为小说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成熟的散文技巧又赋予小说语言独特的质感。从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到小说《国宝》，代入感显著增强，作者带领读者深度回顾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小说还成功塑造了“故宫人”这一深入人心的群体形象，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家庭离散和国家危难，“故宫人”依然坚守“文物在，人在”的信念，冒着生命危险护送文物。“通过这部小说，我们得以理解抗战胜利的根本原因，正是千千万万像‘故宫人’这样的中华儿女在为家国而战，为守护民族文脉而战。”

在刘欣玥看来，《国宝》展现的是一群离家的守护者与一批离家国宝之间共同交织的漂泊命运。“故宫人”的生命虽然有限，但在亡国危机的重压下，他们用生命铺就了文物的生命线——南迁之路。特别是研究员那文松这一角色，为护送文物不惜舍弃自己的家庭。“这也为尚未出版的第三卷埋下重要悬念：那文松能不能回到自己的家？这批离家文物能不能完好无损地回到自己的家？”这种共情和期待并不是宏大渺远的，而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祝勇在分享创作心得时表示，《故宫文物南迁》侧重于史料挖掘与历史重构，《国宝》则采用文学化的表达方式，通过虚实结合的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以完整的小说叙事展现这段历史。他坦言，小说创作并非自己的专长，加之三部曲的宏大架构，确实面临不小挑战，但作品入选“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给予了他极大鼓舞。“《国宝》本质上是在书写我们民族的成长历程。我力图使这部小说具有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展现不同人物在时代变局中的抉择与担当。”

在《桃花坞》分享会上，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颜慧、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程永新与项静及该书作者王尧共聚一堂，为读者带来了一场兼具历史深度与文学温度的对话。

颜慧谈到，《桃花坞》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抗战题材作品。王尧跳出正面战场的硝烟，将笔触落在苏州几户有学术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通过他们的生活经历与时代抉择，来展现抗战时期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小说行文充满学者气息，人物名字皆有典籍出处，遣词造句间透露出作者深厚的学术背景。小说叙事虚实结合，在虚构的人物经历中穿插进众多真实人物的生活细节，时间线跨越80年，从抗战前延伸至当下，生动折射出国家发展与人民精神面貌的变迁。

在程永新看来，王尧与“桃花坞”的相遇是一种缘分，桃花坞这一意象所承载的理想色彩与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高度契合。王尧将自己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及思考成果浓缩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对西南联大“大先生”们的生动书写，传递出一种厚重深刻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对苏州生活的细节描绘也很有味道。“在那样的艰难时世中，《桃花坞》中的知识分子有无奈也有感伤，但他们依旧保持住了自己的气节和尊严，表现出作者对知识分子命运和处境的深度思考。”

项静谈到，《桃花坞》的突破在于将文史知识转化为“文学形象”。文脉传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融入具体人物的生命之中。作品对苏州的书写层层深入，三代人的故事都在这里发生，城市的风土人情与人物的成长深度融合，可谓是一封写给苏州的“情书”。对日常美好生活的诗性展现又与战争悲剧形成强烈对比，更凸显出历史的重量，让人刻骨铭心。

王尧在分享创作经验时说，《桃花坞》关乎他对苏州街巷的一种执念，他从1981年到苏州求学后扎根至今，一直希望能以“桃花坞”这类承载中华文化美好意象的地名创作一部小说。真正触发他写作的是在一次讲课中的自我追问：“如果回到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我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能不能挺过那段中华民族的艰难岁月？”这让他意识到，这部新小说可能要从抗战写起，从桃花坞写起，“我想在小说中传递出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最苦难的时期所展现的家国情怀，写出他们的书生意气、儿女情长，也写出他们身上崇高的民族精神”。

活动现场座无虚席，过往读者纷纷驻足，认真聆听这一场场文学交流的精彩盛宴。不少读者在排队签售时抓紧时间与作家交流，追问创作细节、分享阅读感受，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老者和活泼机敏的孩童。通过举办一系列分享活动，作家与读者拥有了面对面沟通的有效渠道，过去封闭于书斋中和纸面上的文学思考也被转化为可感可知的交流场景。这也正是连续三年举办“行进的风景——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系列活动的初衷所在：让新时代文学的丰硕成果走出文学圈层、走进大众视野，让每一个热爱阅读的人都能在与作家的交流对话中汲取养分，在书香的浸润中找到精神的栖息地，让文学真正成为点亮生活、涵养心灵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