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农民工写的高考作文《我的母亲》、初中生写的作文《旧轨还乡》、果农“沂蒙二姐”诗歌创作等话题屡登热搜，走红网络；期刊杂志刊登的“90后”王晚《我是外卖女骑手》、王瑛《清洁女工笔记》等非虚构新作引发关注，“素人写作”现象再度成为大众传播视野中热度不减的文学话题。这个夏天，鲁迅文学院也首次面向素人写作群体举办了作家研修班，足以体现对素人写作群体的重视和拥抱文学多样性的期许。

文学是人学，记录生活、追寻真相。溯源而上，从《诗经》里的“劳者歌其事”，到老舍的对市民生活的展现、赵树理的乡土写作，再到今天热议的“新大众文艺”，“素人写作”的精神底色始终没变：让大众自己说话，用语言擦亮真相。所谓“擦亮”，是以热气腾腾的“贴身肉搏”引发共鸣、触及痛感，用质朴而晓畅的语言把“平庸的恶”和“伪装的善”揭露给这个世界看。

老舍的小说《鼓书艺人》，入选今年高考（全国一卷）材料作文。“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可是心里直翻腾，开不了口。”很平实的一句话，却有着深刻的内涵。凡是读过小说的人会懂得，这句话还呼应着书中另一处细节，“他只知道每逢看到自己的国旗，就嗓子眼儿发干，堵得慌，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翻腾。”故事的梗概并不复杂，1938年夏，为了躲避战乱，鼓书艺人方宝庆一家，乘坐“民生号”白色小江轮从北平、天津来到重庆，靠卖艺求生。在船上，他顺着铁梯爬到甲板上，看到烟囱下面一群满身烟煤的小孩子，不由得心生悲悯，痛恨自己没有钱，能给他们买热气腾腾的肉包子吃。后来，他不顾唐四爷和琴珠的反对，自己出车马费参加抗战义演，并告诫养女秀莲，“你不自轻自贱，人家就不看轻你。”这样一来就不难理解，“他心里直翻腾”蕴藉着鼓书艺人的家国情怀，是身为底层人的尊严和底线，更是大写的中国人的骨气和信仰。

无论是《骆驼祥子》《鼓书艺人》，还是《茶馆》《四世同堂》，老舍的底层书写一以贯之，平民立场与朴素情感力透纸背，弱者抵抗与家国重构遥相呼应，让平民“开口说话”呼应现实，乃是永不过时的艺术之基。

■ 重构：“由内向外”的“破茧”

历史学家卡尔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交互的过程。“素人写作”的兴起无疑是对现代历史的精神重构。它是社会发展快速转型期“由内向外”的破茧重生，以底层视角完成对生命的体认、心灵的敞开，以及与时代的对话，于日常琐碎的罅隙里，化文字为斧头开凿出一束微光，不啻于“拆取胸旁的肋骨点燃成火把”（出自泰戈尔《跟随着光明》）。他们以写作者的姿态赢得尊严与体面。这种重构，得益于社会环境的开放包容、自我“越轨”的勇敢，以及媒介刊物的接纳。比如“外卖诗人”王计兵、“烧烤诗人”温熊珍、清洁女工王瑛等。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在《“打工文学”与壁橱》主题演讲中，曾把打工文学视作一个“壁橱”，他抛出一个让很多人耐人寻味的“心灵之问”：当一个写作者体认和坚持他的打工者身份时，他也应该警醒，他自己、他生命内部是否存在一个或很多个“壁橱”？作为“素人写作”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早年间以郑小琼等为代表的“打工诗人”蹚出一条持续进阶的精神之路，但是，我们也不妨多些“冷思考”，贴标签易、撕标签难，去魅更是难上加难。抑或说，“素人写作”如何在底层叙事与审美价值之间找寻到一个平衡度？要知道，“素人”不是“悲情叙事”的代名词，也并非“非虚构写作”的方便文体，过度捧高与一味贬低，都将走向极端。

当下的文学现场，需要多元共生与丰富表达，无论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还是非虚构作品，都应毫无例外地突破体裁束缚，深耕思想腹地和人性花田，允许新鲜和异域的空气涌进来，当然也要避免用力过猛、矫饰失真，后者无疑是致命的败笔。

■ 文本：“自我的他视”与照亮

“素人写作”最可贵的地方在于看见“生活的本来”，探寻“生命的去处”。温熊珍白天经营服装店，下班去烧烤摊做兼职，她诗歌中的扫地阿姨、打工姐妹、守护茶园老张等小人物，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的镜像，通过“共情美学”构建大众情感的共同体。“我喜欢看她拧开水瓶盖的动作/那里有悲伤，她总是拧得太紧”，此诗暗喻命运的走向。她写烧烤架是“炙焰中寻找梯子的人生隐喻”，她写菜市场是“挤在纸上的冬瓜豆角”，她写繁花是“一把进入春天的钥匙”。归根结底，她深掘的是内心深处的忧伤与富矿，自带“蛙皮的湿润”（出自诗人罗伯特·勃莱语）。

另一方面，“素人写作”使我们看到被忽视的人生和被遮蔽的自己。正如王瑛《清洁女工笔记》中的内心独白：“清洁工擦亮的是高楼，而我想擦亮的，是那些被忽略的人生。”王瑛退休前是学前教育的教师，她善于捕捉观察和捏合“碎片”，在售楼处做保洁以“物之索隐”为主线，看到财务室大肚罗汉、销售前台青花瓷瓶、大厅里的古董，也留意到桌子、地面、沙发缝里的指甲和头发。谁能想到，她低头干活的同时，乌桕树下的阳光、紫薇树下的香草，给予她片刻的自由。

再匍匐的灵魂里也有星光闪现，言说即照亮。在王瑛笔下，“小矮人”的求职歧视、保洁组长的打拼心路、香港女孩的无奈选择、甘肃农民的讨债艰辛……“微尘众”的种种日常，都给我以强烈而持久的“代入感”。特别是王瑛与广西大姐的误解与和好，她不避矛盾写出了复杂性，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人性的复杂之处。大姐辞工回老家，获得人生第一张奖状“季度满勤奖”，按照老家风俗60岁前就要修好自己的墓地，奖状的重量宛如死亡的重量，令人一声叹息。

与王瑛不同，王晚的非虚构作品《我是外卖女骑手》叙述相对口语化、随意化，她以“真实还原”和“以身正听”绘就外卖骑手的“浮世绘”，她还用侧笔勾勒出“外卖村”辛庄的生活图景。一边是读者的喟叹“原来跑外卖还有这么多学问”，一边是文本中“汗水、泪水、血水、苦水”的杂糅交织。在“快跑、多赚、跑单王”等多重利益的驱使下，骑手与骑手、骑手与保安之间的较量与博弈也是令人触目惊心：为了省钱充电被拔线而大打出手惊动110民警；因为失去方向感求助过路大哥骑车带过，不料回来时电动车又被保安藏匿起来。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解读莎士比亚，提炼出“自我的他视”观点，用在外卖骑手身上同样适合。“无论我们自己的痛苦有多大，相信这是他人在受苦，是我们共同的防御机制。”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就是，勇于直视人性的深渊。不得不说，女保姆、女骑手、女清洁工等，她们身上负载的是“双份的重轭”，既有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也有外部投射的精神暴力，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王晚这样的记录，我们很难知道社会的多棱面和人性的“暗物质”：跑到树林里小便而被保安误以为小偷；代替女顾客参加培训签到写错名字而深陷自责；一位妈妈带着年幼儿子送外卖，眼看单子超时面临罚款，母子俩边跑边哭……王晚的文字里处处可见“他者”的困境和自我的倒影，直击灵魂深处。

■ 回响：“使石头成为石头”

“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成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一直以来，我很认同俄罗斯文学批评家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的观点。每个人先是普通人，再是职业、家庭等加持下的社会人，“互联网+”为Z世代的生存注入无限可能，这就意味着“素人写作”已经拥有了多义性和复杂性。

“使石头成为石头”，是真实还原底层生活，力求刻画粗粝的、隐忍的、破碎的生活肌理，同时也是对个体生命的最大化尊重和理解，特别是对那些残缺的、异质的、失意的边缘群体。有目共睹的是，受文化程度、流动性大、原生家庭等制约影响，如王晚所说的，“作为北漂，我的每一次漂泊足以成为一个涨落，或是高潮。我无论待在哪里都和北京差不多。”大多数素人的写作状态停留在表层化、间断式、逐利性，当身体的符号大于作品的质量，当世俗的光环遮挡心灵的葳蕤，他们的写作局限性与可持续性暴露无遗，极易滑入价值变现和急功近利的泥潭，沦为情感的宣泄和倦怠的模仿，反而有损文学的严肃性和完成度。尤其是女性素人写作者，要走出自怨自艾的怪圈，真正把“小我”融入“大我”，塑造“雌雄同体”的意识，“我们要彼此交融，把我们的天分融合在一起，不让任何一行文字消失在风中”（出自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莱特演讲集《页边和听写》），离不开反复修改和语言素养。

因此，素人写作的“下半场”何去何从，取决于素人写作者本身的“归零”和清醒，以素人写作“投石问路”，用“污垢诗学”“疼痛意象”“边缘发声”叩开文学大门，但是，激越的情感从来不是一次性的“快消品”，而是值得反复咀嚼和提炼的人类共同经验，理应培养时间耐心、驾驭文学技巧，调动丰沛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努力追求一种向内深度求索的精神生活，以高质量的作品立身，抵抗现实的坚固壁垒。

人工智能的技术洪流，永远无法淹没底层的星光；民间的素人写作，亦是脚踏实地丈量梦想的精神刻度。让素人写作保持恒温，关键在于让文学的归文学，让真实的归真实。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地反思，素人写作大量涌现，是否也折射出了当下文学作品的单一性和匮乏性？当下文学评论家是否在激浊扬清和深挖“蚌珠”方面有待提升？毕竟，文学终究是一场灵魂的冒险，属于精神层面的劳作，素人写作从“文学现象”到“文学生态”还有很远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