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战文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红色革命文学，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义勇军文学、抗联文学、左翼文学、沦陷区进步文学等多种文学样态的十四年东北抗战文学，在抗战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和哲学意蕴，生成了无数抗战文学经典篇章。这些作品既有抗敌御侮的军歌，又有歌颂抗日联军的诗篇，既有左翼红色小说，又有抗日纪实文学。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重读东北抗战文学经典，赓续东北红色文脉，对加强当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传承东北抗联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抗战”的救亡呐喊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创作的军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肇始，此后东北抗联文学的诗歌、戏剧进一步丰富了东北抗战文学的内容。这一时期东北抗战文学凸显出很鲜明的“抗战性”特征，也就是说，是以文学的方式积极参与抗战的实践，即“文学抗战”。日本侵占东北，激起东北爱国军民的奋起反抗。在民族危亡之际，反抗侵略、保家卫国成为一种鲜明的社会意识，一部分义勇军战士和爱国文人以笔为枪，通过文学来宣传抗战、参与抗战，于是“文学抗战”也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直接服务于抗战，是唤醒民众、宣传抗战、组织抗战的重要媒介。

军歌、战歌和诗歌因其“短平快”和便于传播的特性，成为“文学抗战”的重要表现形式。《义勇军誓词歌》被认为是最早的义勇军军歌，其歌词“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和《血盟救国军歌》的歌词“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具有极强的宣传性和鼓动性，后来还成为田汉《义勇军进行曲》的素材。东北抗联文学主要以诗歌为主，作者多为抗联将领和革命战士。杨靖宇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是抗联时期流传颇广、影响最大的歌词之一，不仅汉族同志唱，还被译成朝鲜语，在朝鲜抗日军队中传唱。李兆麟的《露营之歌》颇具纪实和纪传属性，“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真实地记录了抗联队伍物资匮乏的艰难处境和不屈不挠的抗争意志。周保中《十大要义歌》，指出了抗联军人的十大要义，可以看成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东北抗联中的传承和发展。除了军歌，这一时期还有柏华杰、苏凤、江德奎、贾冠群等人的《战歌》作品。此外，赵尚志、赵一曼、李延平、李斗文、于保合、孟靖清、苗可秀等人也创作了不少革命诗作。这些军歌、战歌和诗歌成为早期抗战文学的拓荒之作。

抗日歌谣也是“文学抗战”的重要表现形式。现存《上起刺刀来》《九一八小调》《九·一八小唱》《提起九·一八》《贫农四季歌》《国耻纪念歌》《东北抗日联合军歌》《上山找抗联》《十劝当抗联》《投奔抗联扛起枪》《做鞋送抗联》《抗日联军真英勇》《四季杀敌歌》等数百首抗日歌谣在群众中广为传唱，起到了重要的抗日宣传作用。这些歌谣的宣传主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宣传抗战，记录生活。歌谣规劝亲人参加抗联军队，记录抗联将士出操、练兵、出发、会师、激战等部队生活。第二，歌颂党的领导。歌谣《共产党有主张》中：“共产党有主张，领导群众把日抗，工农的武装一齐上战场”，表明党的领导和引导得到人民认可，东北民众意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抗战胜利。第三，塑造抗日儿童形象。抗联歌谣中出现了《儿童抗日》《人民革命军少年营歌》《少年儿童团歌》《少年先锋队歌》《少年立志歌》《青年团员歌》《抗日救国儿童团歌》等儿童抗日歌谣，这标志着儿童开始作为抗战主体形象出现，预示着东北抗日斗争中军民前赴后继，战火中的儿童不断浴火成长，革命后继有人。

“文学抗战”是抗战社会意识的体现，是东北人民抗日救亡的呐喊，不同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义勇军和抗联文学以诗歌为主，不是简单的口号宣传，具有文学的基本特征。这些作品通俗易懂，宣传性、鼓动性、战斗性极强，感情充沛浓烈，读唱朗朗上口，易于民间传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抗日宣传作用，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和历史意义，是研究东北义勇军和抗联精神不容忽视的文本。

“抗战文学”的多元书写

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文学抗战的号召、组织等功能逐渐弱化，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的“文学性”逐渐丰盈。“文学抗战”的社会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抗战文学”是以文学的方式，对抗战英雄的颂扬和战争事件的记录，反映出东北人民在抗战中的革命文化和斗争精神。如果说义勇军和抗联将士创作的作品是纪实性的文学作品，那么抗战中后期的东北文学则更注重文学的虚构特征，侧重思想主题、人物塑造和人民性的挖掘。同“文学抗战”一样，“抗战文学”同样是对历史存在的反映。将不同阶段的抗战文学串珠成链，则能清晰地显示十四年东北抗战文学的全貌。以“反日救国”为总主题的十四年东北作家群文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学，作者群也是以金剑啸、舒群、罗烽、林钰等党员作家和李辉英、穆木天、萧军、萧红、塞克、马加、蔡天心、骆宾基、关沫南、梁山丁等左翼作家为骨干，这些作家把东北沦陷后的苦难和英勇抗日表现得最为真切。

东北抗战文学注重国族身份的认同，强调民族意识的觉醒。抗战之前，东北乡民们的身份认同如孩童般模糊，日本入侵东北后，殖民暴力如同打破镜像的“他者”，迫使国民意识到“亡国奴”身份的屈辱，在民族意识觉醒后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李辉英的《万宝山》是最早反映东北抗战的长篇小说，通过“万宝山事件”揭露了日本挑拨中朝关系，阴谋侵略东北的野心，唤起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作者通过文学镜像弥补地理身份的缺失，在想象中重建了“白山黑水”的完整图景。《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是“国防文学的提出之作品现实的基础和根据”（周扬：《现阶段的文学》），在东北抗战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被鲁迅称为“显示了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是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象征。唐老疙瘩在身份认同、革命纪律、个人情感的撕扯选择中，最终在战场上死亡，通过集体信仰实现主体整合，完成了身份的救赎。作品在凸显民族性和阶级性的同时，深刻地挖掘了人性。萧红的《生死场》聚焦“人与畜类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东北底层乡民，感同身受地书写了月英、金枝、二里半等乡民“老马”般的悲苦命运，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笔触批判了呼兰河人蒙昧的生存状态，同时也书写了李青山等人国仇家恨下的民族抗争。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在揭示抗日战争复杂性的同时，展现了民族意识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的觉醒，颂扬了东北人民对日寇入侵的顽强抵抗精神。作品揭示了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互动和转化，在民族话语与殖民权力的博弈中得以成功突围。这些作品具有极强的抗日意识，成为了东北抗战文学的经典名篇。

东北抗战文学中的短篇小说更是不乏经典佳作。这些小说或显性或隐性地表达出抗日主题，显露出作家深沉的民族意识、忧患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日伪在东北推行“国语”殖民政策，逼迫中国学生在学校学习日语，企图抹杀汉语传统，引发了广大民众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开始自觉运用本土语言抵抗日语规训。李辉英的《最后一课》是最早的东北抗日题材短篇小说，静真牢记老师的叮嘱尽力多学“中国文”，和都德的《最后一课》中小弗朗士学习法语形成了互文。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中果里失去祖国后流浪在中国，展现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和朝鲜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两篇小说揭露了语言剥夺对主体性意志归宿的摧毁，展现出战争年代被侵略的土地上保护母语与家国情怀的同构性。罗烽的《娄德嘉兄弟》和《三百零七个和一个》中，一个是不愿哥哥为日本人做向导而射杀了哥哥，一个是不愿看孙子赴日学习成为走狗而毒死了孙子。两篇小说的主人公有着清醒的民族意识，为民族大义不顾个人亲情，为了“大家”舍弃“小家”。描写东北人民的苦难，揭露战争暴力是东北抗战文学的又一主题。罗烽的《呼兰河边》《第七个坑》、林钰的《铡头》、端木蕻良的《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白朗的《生与死》等作品可视为代表，无论是杀死、摔死的孩童，还是被活埋、铡头的百姓，作品中充斥着暴力与苦难的书写，揭示了侵略战争本质的荒谬和残酷。这些作品中的平民悲惨遭遇构成了民族创伤的集体记忆。此外，反抗斗争也是抗战文学的重要主题。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沙》、舒群的《老兵》、蔡天心的《东北之谷》、白朗的《一个奇怪的问》等作品，塑造了一个个抗日英雄、革命者的形象，颂扬了民族革命中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

东北抗战文学的价值认同

东北抗战文学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文化的双重认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是中国“父法”的象征。日本入侵东北，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导致父法权威崩塌，社会秩序失序。不同于国民党的消极抵抗，“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在东北成立了义勇军。东北抗联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极大地加强了对革命队伍的领导。罗烽诗歌《五年祭》痛斥“是谁喊着不抵抗”，揭示了父法秩序的真空。而《八月的乡村》则塑造了共产党作为“新父法”的象征，共产党成为东北抗战的真正领导者。东北抗战文学清晰地显示了这条主线，义勇军歌谣《共产党有主张》和小说《八月的乡村》等作品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东北抗战领导者有力的佐证。东北抗战文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中国革命文化和东北地域文化的载体，是在抗战过程中形成的红色文化，“是先进文化，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有机统一体”。东北抗战文学通过“抗日救亡”话语重构了战时社会秩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文化抗战得到了社会认同。

东北抗战文学具有独特的存在形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成为日军占领下的独立“时空岛”，其中生成的抗战文学或可视为是东北抗战史上的“孤岛文学”，较上海时期的孤岛文学早了整整十年。东北抗战文学在存在时间、作者群体、作品数量、文学影响等多方面都为孤岛文学提供了沦陷区的斗争经验。1936年东北抗联成立，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虽然没有成立统一的文艺组织，但成分复杂的东北义勇军文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文学的作者自觉将“反日救国”作为文学创作主题，东北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具雏形。“中韩抗日同盟会”成立后，姜敬爱、李旭、张赫宙等朝鲜作家和绿川英子等日本反战作家的加入，赋予了东北抗战文学阵营国际性属性，一个拥有多阶层、多党派、多民族、多国别的“东亚文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涵盖中、朝、日多国文艺工作者的“东亚反战文学共同体”在东北十四年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后来的全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示范作用。

东北抗战文学为中国抗战文学提供了重要的文学范式。作家们自觉地将东北抗战文学置身于中国抗战文学、东亚抗战文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宏大视野中，显示出很强的世界格局。东北抗战文学作品中常见对于“异族”的发现，在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等人的小说《索菲亚的愁苦》《下等人》《羊》《无国籍的人们》《八月的乡村》《没有祖国的孩子》《邻居》中，塑造了大量俄国人、犹太人、朝鲜人、日本人、吉普赛人的形象，异国民族群像成为东北抗战文学中的一道风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可视为中国现代文学较早的军事文学作品，其后《遥远的风沙》《边陲线上》《东战场别动队》《大江》《战地》等军事题材作品次第出现，军事文学正式登上文坛。同时，东北抗战文学的牢狱书写较为成熟且集中，萧军的《羊》、端木蕻良的《被撞破的脸孔》、林钰的《女犯》、白朗的《生与死》、罗烽的《狱》《满洲的囚徒》、舒群的《已死的和未死的》、骆宾基的《罪证》等都是书写狱中生活的牢狱文学，这些作品为后世的同类题材文学作品奠定了基础。

东北作家是抗战文学的先锋队，东北抗战文学在中国抗战文学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意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文化，是东北抗战文学的文化原点。作为中华民族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东北抗联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东北抗战文学的精神原点。

东北抗战文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地域性的抗战经验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精神符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抗战文学脉络中，东北抗战文学及抗联精神的影响不仅贯穿十七年时期，在新时期以来的东北文学创作中也持续焕发活力。从十七年时期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沈默君、罗静的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等红色经典，到新时期以后出现的陈玙的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阿成的短篇小说《赵一曼女士》等，再到新世纪以来问世的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于峰、吴剑锋的长篇小说《红灯记》等，乃至进入新时代以来先后出现的张忠诚的“东北抗联三部曲”、刘东的《回家的孩子》、刘耀辉的《秋月高高照长城》等儿童小说，从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及影视改编中，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自东北抗战文学影响传递至今的艺术风格、革命传统和精神底色。在一辈辈作家的传承中，通过叙事视角革新、历史反思深化、艺术手法融合等方法，推动新时代东北文学不断突破与重构。传承东北抗联精神，弘扬红色抗战文化，可为当代青年提供精神力量与历史镜鉴，对强化现代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助力东北文化复兴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