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老去

迷你剧《安妮机器人》（Ann Droid）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日常科幻故事：影片开头，因为摔跤被送到医院的老太太苏正在等待儿子来接，墙上的电视播放着“安宁港”（Haven Comfort）公司的机器人护工广告，苏很欣慰自己有儿子照顾。然而回家之后儿子提出，42岁的他终于要搬出去住了，为此订购了一台二手老式机器人来照顾独居的妈妈。

苏希望儿子陪在身边，认为自己并没有索取额外照护；儿子则觉得有了机器人，妈妈就可以继续独立生活——科幻故事背后是老年照护的现实困境。机器人时代虽然尚未到来，但智能养老领域已经有了快速发展。比如，智慧声纹监护系统就可以24小时监听独居老人家中的声音环境，一旦检测到风险信号，就会自动通知家庭成员和社区工作人员。但老年并不仅仅是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更是一种需要重新理解的人生经验。

我们常常在社交媒体上为“高精力”老人点赞，希望自己也能如此优雅地老去。但理想老年生活背后的伦理困境很少被讨论——当一个人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有用”，他是否仍然保有作为人的尊严？这正是陈明哲在《老去的尊严：工具性逻辑之外的脆弱性伦理》一文中反复追问的我们如何在工具性能力之外承认人的脆弱性，并重新理解老去的尊严。如果说陈明哲关注的是如何理解老去，那么黄家光、叶友恒在《以“文学”想象老年：平民化图景与共同体困境》一文中，则通过文学叙事呈现了个体如何切身地经历老去。在这些作品中，老年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带着过往经历，或幸福或遗憾的具体的人。

人不是准备好了才老去的，而是在老去的过程中才重新理解了自己的有限、脆弱与依赖。

—— 主持人 陈琰娇

以“文学”想象老年：平民化图景与共同体困境

【导读】张容南所著《不惧老去——哲学伦理学视角下的老年关切》一书，反思老年问题，给出了中国方案。然而，文学可以提供一种特殊的关于老年经验的知识，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互补——丁尼生的诗歌提供了一个理想老年图景，虽失之精英主义；而现代小说更好地呈现了平民化老年生活的图景。例如东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提醒我们，以“家”为轴心处理老年问题的方案可能遇到的困境。文学虽无法提供老年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提醒我们抽象之思所忽视的复杂性，因而有益于推进对此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老年想象 文学知识 家庭

01

不惧老去：从哲学伦理学转向文学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曾说：“回顾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老年’是最近几年才‘被发现’的，当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老人（他们自己也发现了）所代表的不是少数精英长者，而是一大群年老的人时，便需要重新定义老年。”[1]只有随着医疗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通人寿命大幅提高之后，老年群体变得足够大，老年或老龄化才成为问题。就老年问题而言，我们更习惯于以社会学（人口、经济、政策等）方式去思考，其中尤其以实践研究为主导。“成文的老年问题研究大都以实践研究为主，而对老年问题进行反思尤其是基于哲学思辨高度予以探讨的则很少。”[2]

实践研究中，不论是把退休视为“老年”的标志，还是把60岁或65岁视为老年的标准，都是从外部视角去观察老年，有整体而无个体，有心理而无情感。从哲学角度讨论老年相对较少，代表性的如西塞罗(Cicero)、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特别是后者，关注到老年人第一人称主体关于衰老的存在体验。这一内部视角提供了对老年经验的独到分析，是对纯外部视角的必要补益。对于老年问题系统的哲学研究在国内更是罕见，张容南《不惧老去——哲学伦理学视角下的老年关切》[3]可谓补缺。

张容南通过梳理西塞罗、先秦儒家、波伏娃对老年的讨论，揭示老年问题中身体与德行、个人与社会、生物学与政治学、外在视角与内在视角等不同维度，使我们得以从哲学伦理学角度进入老年问题，并指出“将德性伦理学与关怀伦理学相结合，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考老年问题最佳的理论框架”[3]37。从伦理学角度来把握老年问题，需深入理解“老年体验”。通过分析埃里克森的“生命周期理论”（心理学视角）和现象学—存在主义的老年体验，张容南揭示了老年体验中的模糊性和脆弱性，以及在叙事中将复杂而多样的老年体验综合起来的可能性。

所谓模糊性，其核心是人类行动者身上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并存，行动者不是绝对独立自主的。脆弱性是对被动性的进一步揭示，说明人类身上的依赖性与有限性。张容南从关怀伦理学视角出发，认为这些特质并非单纯消极，而是具有生长性。脆弱性通过揭示人的普遍的有限性，暴露了绝对自主性是康德主义式道德哲学的迷思，由此重建了人与人之间的内在依赖性。老年人的依赖性不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纯然的负担，而应该看作人类社会整体内在联结的展示。“老年人的尊严首先体现为一种地位尊严。地位尊严不依赖于人的自主能力，而取决于人在其伦理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3]120对老年的贬低是一种观念上的误认，这种观念将老年简化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机能衰老，或社会学上不再有效的工具。这种观念并非天然合理，老年更是一个文化事实。“我们先有了衰老的观念，才能将某些身体变化解释为这种高度复杂的衰老过程的表现。”[3]24

当我们把人作为目的而非工具时，就个体而言，人的不同阶段，从小孩到老年，是一个整体中各有其位置与价值的阶段；作为人类整体，小孩、成人、老人也各有其位置与价值，不可厚此薄彼。这是埃里克森“生命周期理论”所蕴含的伦理学逻辑后承。每一个阶段也都有其限度：“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不论是个人的老年，还是群体的老年，都不再能被简化为衰败的身体、不够好的工具、社会的负担。

如何应对这种脆弱性与依赖性，并将之外化为一种社会机制？张容南给出了一个现代化的儒家方案：

儒家伦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它将养老问题置于超越公私两分的全社会的背景下，让养老问题可以在以家庭为中心、依赖于社区组织、并受到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引导，这样一种涵盖多层次力量的模式下得到解决。……儒家伦理应对养老的对策是分层级的，首先应由国家从制度层面对养老给予政策的规划与资源的保障，通过向社会宣传尊老敬老的伦理精神来提升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再由老年人所在的社区和家庭来给予他们细致入微的照护服务。在这种分层设计中，对老年人的关怀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抽象层面的制度关心是具体层面的关怀照料的前提。……具体实施关怀行为的主体是家庭或社区，但这种关怀的实施需要获得制度层面的支持，即依赖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社区养老资源的支持。[3]106-107

这套方案极其依赖“家”，可谓其成败的枢纽。如何重建“家”，是近年来中国哲学的一大热点——张祥龙《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是其代表。[4]但问题在于，抽象的哲学思辨需要回应现实的问题：“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和社会价值日趋多元化，家庭边界的流动性不断加强，关于家庭的认知也在明显分化。……一些新兴的家庭形态缺乏制度性承认，诸如非婚同居家庭、同性家庭、形婚家庭等非传统家庭形态。”[5]家庭的内涵发生实质性改变之后，依托传统基底的“家”能否承载现代的老年生活？“家”的形态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就和人的生命历程一样。另外，以哲学概念的方式展开思辨，容易因概念的抽象性而忽视生活的具体性。就此而言，哲学与社会学进路一样，老人或被抽象为数字，或被理解为类型，或被抽象为衰老的无名身体（概念）。如何更具体可感地理解老年，文学别有助益。

02

经由“文学”的普遍之思

文学关注具体可感之物，但并未由此而失去普遍性关怀，于普遍与特殊、具体与抽象之间取得中道。好的文学同样有助于我们去思考普遍的问题：“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性、严肃性的艺术，因为诗表现带普遍性的事。”[6]此处之“诗”，与现代的“文学”概念相近。文学似是写具体时空中的事，实则写可能世界中的事，因而并非新闻与时评，而是对人与世界的诗性思考。

文学家的虚构和对具体事物的观照，非但没有让我们远离普遍问题，反而让我们在抽象（虚构）中，保留对事物思考的具体性和可感性。“故事以及文学想象和理性的争论并不矛盾，相反它们能为理性的争论提供必不可少的要素。”“文学想象是公共理性的一个组成部分……除非人们有能力通过想象进入遥远的他者的世界，并激起这种参与的情感，否则一种公正的尊重人类尊严的伦理将不会融入真实的人群中”。[7]正如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所言，文学想象并非可以取代客观制度，但是制度的制定如果缺乏由想象而来的“同情”，那么这种不近人情的制度虽或出自公心，仍难以赢得人心。理论上正确的制度，未必是此时此地合理的制度。

在相近的语境中，罗蒂(Richard Rorty)更激进地提倡：“背弃理论，转向叙述。”[8]他指出是文学艺术（小说、电影等）而非布道、说理是更好的道德进步的方式。我们不必将文学之功能限定在伦理向度上，文学还有认识价值等。[9]只需承认，文学亦有进行普遍性之思的能力。

文学与哲学之关键差异在于，理论化的追思无法替代文学艺术的呈现，老年体验的细节纹路通过文学艺术得到更好的理解，这些枝节构成了理解老年经验复杂性不可还原的部分。这些部分提供了一种关于老年经验的特殊知识。当然，我们会看到，好的“老年”哲学会一再迂回于文学，让文学与哲学对话。波伏娃的《论老年》就是这种风格的体现。

在讨论老年经验中的反思性经验和对老年生活的叙事性反思时，张容南也在其论述中引入文艺作品。比如，电影《遗愿清单》(The Bucket List)、小说《长日留痕》(The Remain soft the Day)，意在说明文学艺术作为叙事性和反思性工作展开的方式。但在此，本文与波伏娃、张容南在方法论立场上仍有差异。哲学本位的立场倾向于相信。哲学的理论分析需从例子中获得更一般性的认识，文学艺术只是哲学理论的示例。我们更倾向于相信，文学描绘指向具体情境中不可还原的呈现。在此，我们获得的是某种直观性的亲知。在这一语境中，理论只是把握经由文学所获得知识的协助因素。

让我们以如下故事来继续我们的讨论。19世纪英国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写过一首著名的《尤利西斯》（Ulysses）。[10]我们更熟悉的是两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奥德赛》(Odysseia)中的奥德修斯，正当盛年的奥德修斯先是戮战于特洛伊城下，后又在海上漂泊十年，历经艰险，终于回到故乡伊萨卡。丁尼生笔下的尤利西斯已是暮年，但功成名就的他无心于安享晚年，而是准备重新出海，回到命运的海洋：

那里是港口；我的船已鼓起了帆；

那里是黑沉沉的大海。我的水手

……你们和我都到了老年；但是老年

仍有其荣誉和操劳；死了结一切；

但在这终点前还可以有所作为，

创造些崇高业绩，从而也配得上

我们这些同天神也争斗过的人。

……因为我决心

要驶过日落的地方和西天众星

沉落到水里的地方，要到死方休。

……已经失去的固然多，剩下还不少；

如今的我们，力量虽比不上往昔，

不再能惊天动地；却依然是故我；

尽管这性情依旧坚忍的英雄心

被时光和命运削弱，意志仍坚强，

要奋斗、探索、发现，决不会低头。[11]

丁尼生笔下的尤利西斯是笔者想象中最好的迎接老年与死亡的形象。在世俗的意义上，他是一国之君，富有而高尚，兼具智慧与力量，并将之转化为功勋。他还有忠贞的妻子和优秀的儿子，家庭十分美满。即使人到暮年，他也没有陷入过多的疾病与昏聩，而是在衰老中依旧保持健康和清醒。但他不居于此，而是继续在探索自我与世界的过程中，走向最终的死亡。在此，他无意于回忆过往，而是把自我更深地投射到未来中去。于此，暮年所具有的脆弱性、偶然性都被一种绝对性的意志所克服。这虽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之外化，但仍有一股古希腊的蓬勃旺盛之力。

尤利西斯式英雄主义的老年，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图景，而更多人的暮年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中国当代作家东君的小说《美人姓董，先生姓杨》[12]1-20中，则典范性地展现了一幅平民化的老年图景。已到退休年龄的主人公“我”，退而难休：为了给孩子治病，“我”卖了城里的房子，已经耗尽家产，还欠了不少的钱。为有地方落脚，“我”五年内搬了六次家。“我”对生活的期待不是尤利西斯式的：通过思想和行动，将主体积极而主动地投射到未来；而是消极内敛的：“年纪大了，苦日子过惯了，也就不觉着有什么苦。再说，儿子好歹保住了一条命，我们也都安心了。有时我想，我们的余生不会太长，只要眼前的饭桌上方有一盏灯，对面坐着一个人，比什么都好。”[12]10

“余生不会太长”竟然成了一种“祝福”。“我”本来设想，“我们已经积攒了七万块钱，加上退休金，以后可以一边还债，一边凑合着过日子了”[12]11。不承想，“我的老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此后不久，租住小区拆迁，“我”不得不再次搬家。为安顿妻子，“我”在老城区租房，认识了90多岁的房东董老太太。在不长的相处中，于往事、谎言与包容里，董老太太安静地走向生命终点。此后半年，“我的老伴”也辞世了，剩下的将是“我”独自一人面对余生。“再过半年，老伴也走了。她走得很安详，脸上还带着微笑。我独自一人守着这座老房子。房子会一天天旧下去，我也会一天天老掉。”[12]20“我”为数不多的有意义的事，就是和朋友老许喝酒，听他讲故事，“老许讲的都是过去的事”[12]20。这里的董老太太、“我”、“我的老伴”，还有老许，共同构成了一幅日常而充满风暴的老年生活图景。

无人送终的董老太太以前有过一段恋情，对方是一个军官，死于抗战；多年后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无儿无女。同辈亲属也在时代中风流云散，了无音信，而她守着老房子孤独终老。“我”和“我的老伴”有过一份普通工作，终身劳碌，近乎世俗意义上的一无所成。老伴在阿尔茨海默病之后，于失忆中归于死亡；“我”的儿子治病尚要父母卖房帮助，无力替二老养老，大概自己生存就已用尽全力。

小说中没有交代老许太多背景，只写到“我”与老许经常喝酒。他大概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退休人员，不愁日常开销，爱讲故事：别人的往事。就此而言，他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我”也是一个老人，但“我”退休之后还要继续工作补贴家用，照顾生病的妻子；妻子死后，“我”最后也将独自面对死亡，儿子实际上是缺席的。这一幅图画给我们很多关于平凡老年的特殊启示。

西塞罗在《论老年》中曾历数老年人生活不幸的理由：“第一，老年使人退出了事业；第二，老年使人身体朽弱；第三，老年使人失去感官娱乐；第四，老年离死期不远。”[13]这四条，董老太太、“我的老伴”全部符合。老许还有饮酒之乐。“我”对此并无太大兴趣，贩鱼只为糊口，难言事业；至于死期，也许明天，也许还有些年月。老年人困境的诸多面向，通过几个人构成的群像，清晰地呈现出来。西塞罗认为，通过德行的修养，智慧与品德的提升，可以让我们获得良好的老年。这一建议与前文所述丁尼的观点存在同样的问题，即过于精英化，而且用德行去思考老年，同样是一种伦理化的偏狭。更重要的是，在西塞罗观念中，老年人的处境似乎可以依赖个人德行而得到解决，这忽视了他人和社会性的维度。波伏娃则认识到了老年的社会性，老年处境是一个与个体、社会及二者关系都密切相关的问题。

03

家庭：脆弱的共同体或风暴中心

家是老年社会性的基本维度。文学可以更具体而微地把握“家”与老年的复杂纠葛。回到东君的小说，我们很难讲东君小说中的人物是“幸福”的，亦难言“悲惨”。他们只是艰难度过有情的一生，这是客观抽象的医学、社会学和哲学视角所难以刻画，而需要文学描述加以呈现的真理。他们不太可能符合西塞罗所要求的德行：“我”为了能租到免费的房子，冒认董老太太的亲戚，这在道德上是欺骗；而董老太太对此心知肚明，却并未揭穿，直到死前不久，还把老房子留给了“我”。老太太对此的考量是个人的“情”，而非道德。

老许则是另一个面向，他饮酒为乐，沉浸于往事的回忆中，不再把目光投向未来，而是不断地回首和重构过往，且不是自己的过往，而是他人的过往，其实是逸事，甚至与事实或客观真相无甚关系。他的生活方式沉湎于过往与闲谈，几乎不关心自身。这些在传统哲学视角中，无一可称为善。更不必说，早已丧失自主性的“我的老伴”了。但是董老太太和“我的老伴”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安详离世。此处，东君暗示了一种残缺的临时的老年互助共同体。我们不能期待所有人成为古典意义上的道德完人，才能够安度晚年；更一般地讲，我们无法把所有好的条件都集齐，不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物质的或精神的，然后以逸待劳，迎接衰老与死亡，我们总是仓促应战。

东君小说中的“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这个家庭由“我”、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伴、劫后余生的儿子构成。老伴的养老与后代无关，都是“我”在照料，也由“我”送终。儿子与“我”的老年生活，除了制造了一场灾难和一些念想，似乎并无更多关联。董老太太很年轻就离婚了，也没有其他亲人在身边，独自生活，最后也由“我”这个外人送终。老许的家人一直缺席，他很可能是一个空巢老人。那么，谁为“我”送终？

当依赖“我”的人离开之后，“我”依赖谁？这是依赖性的另一面，不仅某人依赖于“我”，也在于“我”可以是某些人的依赖。这构成了老年之“我”的价值根系。我可以成为别人之依赖，是我所能依赖的有价值的生活的根系：由此相互支持而成为“残缺的临时的老年互助共同体”。其中隐含着一种温柔的力量，这个共同体的力量并不在于正确而强大的外部力量的介入，而在于几个同样有缺陷的人之间的相互扶持。

尽管这个共同体很长一段时间维系在谎言之上，后来逐渐走向瓦解，却为董老太太和“我的老伴”的晚年提供了一个可以承受的结局。在老许与“我”的饮酒与讲故事中，这个脆弱的共同体在变形中得以存续，“我”得以通过这个临时的共同体继续承受“我”的余生。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自发形成的脆弱的临时共同体，支撑了作为核心家庭的“我”的一家。这种脆弱的共同体难以概念化，却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文学尤其是小说对于想象这种脆弱的共同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安东尼奥·阿尔塔里巴（Antonio Altarriba）和金（Kim）合作的图像小说《飞翔的艺术》[14]中，我们得以深化对家与临时的脆弱共同体的认识。老安东尼奥与妻子感情疏离，孩子们各奔东西，晚年的他住进了养老院。书中有一段描述他在养老院中与室友兼病友相处的经历，构成了一个临时的脆弱的共同体。只是这个共同体没有支撑他走到最后，亦可见此种共同体之脆弱：他们的成员能力之脆弱、关联之脆弱、支撑力之脆弱。就老安东尼奥而言，他更大的困境来自别处。这也提醒我们注意老年脆弱性的绝对性，对此不可作过分乐观的估计。

《飞翔的艺术》的故事背景，从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老安东尼奥跳楼去世结束。他的诸多行动与悲剧，包括老年的处境，无法离开具体的历史事件去把握。这也是董老太太悲剧的重要来源。她的初恋死于抗战，她的婚姻悲剧也与特定的历史语境相关。历史偶然性造成了个人生命的必然性处境。历史的偶然性是具体的，无法通过偶然性这个概念穷尽我们对于具体的偶然性的体验，以及由此而来的每一代人的老年体验的差异。这种偶然性还表现为历史形成的文化建制所带来的性别、种族、财富、教育程度等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老年生命质量、长度的不同。

特蕾莎·吉拉尔杜奇(Teresa Ghilarducci)在《老而无休：新经济时代美国人退休的不确定性》中，通过考察美国养老金制度变革带来的影响，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因素与老年生命质量、长度的相关性。比如，“富裕人群退休时间更长”“女性退休时间更长但更不健康”“黑人退休时间短”等。[15]这都提醒我们，老年不是一个抽象的处境、一具不断衰老的孤立的肉身，而是身处在具体历史与社会文化中的人格。而对这种偶然性的呈现与传达，文学艺术是更好的选择。

另一个关于家庭作用限度的认知，我们可以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马佐夫来把握，这是一个极端案例。老卡拉马佐夫是一个德行有亏之人：“其特点是不仅品性恶劣，道德败坏，而且冥顽不化”[16]。他是一个酗酒好色、纵欲无度的人，虽然其精于理财、敛财。老卡拉马佐夫对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长子德米特里生而未养，在财产上有争端，并且同时追求同一个女人。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两人有很深的嫌隙和矛盾。

对于和第二任妻子所生的次子伊万、三子阿辽沙，老卡拉马佐夫同样生而未养。因为观念、欲望与利益的冲突，老卡拉马佐夫与长子德米特里爆发了激烈冲突。他的私生子斯乜尔加科夫借老卡拉马佐夫与德米特里的冲突，谋杀了老卡拉马佐夫。斯乜尔加科夫如此扭曲的心境，与次子伊万虚无主义观念的影响密不可分。老卡拉马佐夫一生乃至晚年，仍在各种欲望的作用下，肆意妄为，最终死于非命。他有过两段婚姻，家庭富有，身体健康，育有四子，三子阿辽沙富有仁爱之心，但这些仍然不能使之安然度过老年。

虽然对于普通家庭而言，走向谋杀的结局终究过于戏剧化，但在时代转型和观念更迭中，两代人的冲突仍然十分普遍。我们在构想老年应当如何时，我们设想的是德行高尚的人，或者至少是德行没有大亏的人。而对于缺乏德行的人——“老而不死是为贼”的人——该怎么办？在此，“家”又处在何种位置上？一种可能的方案是区分地位尊严和成就尊严：“它要求政府承认每一个人平等的道德地位，并基于这一道德地位而给予其相应的对待。享有同等的地位尊严并不排斥每个人基于德行的修炼而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尊严。”[3]122我们可以提倡成就尊严，但更大的问题是，很多人并无此成就，甚至有道德负债。对此，后代为何要“以德报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道德绑架。建立在道德绑架上的依赖与帮扶，不仅是脆弱的，而且是危险的。这是老卡拉马佐夫处境向我们提出的问题。

家庭可能是一个人的港湾，也可能是风暴的源头。比如在很多家庭中，父辈重男轻女，已经对女儿造成实质伤害，很多女儿因此选择远离原生家庭；就算未能远离，关系也往往恶劣。对此，我们能够以何种理由要求作为受害者的女儿原谅，并为父辈养老送终？强行将老人与子女绑定，可能导致一种“老卡拉马佐夫”式的困境：四个长期不在身边的孩子突然聚集到父亲家中，带来的不是天伦之乐，而是一场谋杀。国家制度层面所能提供的，更多是物质层面的最低保障；那些本应由家庭与社区具体实施的关怀，却很可能缺席。这几乎是一种无解的困境。认识到脆弱性和有限性，并非都是为了解决它，有时只是为了理解和承受它，承认人的无能为力。这不仅是老人的功课，也是与老人相关的其他年龄阶段的人的功课。

04

结语

经由文学思考老年问题，可以补社会学、哲学一般化的普遍思考之不足，而展开一种感性化、具体化的普遍之思。经由文学，我们得以更直观而深刻地认识到，以往作为老年问题之方案的德行进路，存在精英主义之弊，而家庭进路可能是港湾，也可能是风暴中心。作为一个可能方案的“临时的脆弱的共同体”，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然选择，不可忽视，亦不可高估。而老年的处境是具体的、历史的，不能为抽象化的老去之思所遮蔽。文学之思区别于哲学之思，在于其更多时候是提示具体的处境，而非给出完整系统的回答。这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局限。

老年时，人类的脆弱性更直观、更无情地表露出来。对此，很多问题并无答案。我们要与我们的脆弱性相伴而生。最后，我想以杜甫的一首诗《赠卫八处士》[17]作结：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这是我能想到的对待晚年最好的态度：意识到命运的无常与人生的有限，却并未由此走向绝望与恐惧的深渊，也没有走向太上忘情的超越之境，而是在承认生活中所有经历之合理性的同时，抱有一份“忧思”。这是“有情之思”：承认自己经历艰辛的失败与平凡，也承认生命的伟大，“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冯至语）。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需要习得的一种老年的艺术。

本文注释

[1][美]爱利克·埃里克森.生命周期完成式[M].广梅芳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27.

[2]吴遵民,姜宇辉,蒋贵友.论老年教育的本质——基于世界图景演变视角的分析[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2,34(1):11-20+39.

[3]张容南.不惧老去——哲学伦理学视角下的老年关切[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4]关于近年来儒家“家”哲学的探究现状，参见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张祥龙.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孟庆楠.生生与仁爱：21世纪以来儒家家庭伦理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2026(6):183-203,208.

[5]胡湛.“何以为家”与“家以何为”——理解家庭研究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质[J].中国人口科学,2026,40(2):3-16.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91.

[7][美]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M].丁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7.

[8][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8.

[9]黄家光.文学知识论是否可能？——从彼得·拉马克出发[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5(3):72-79.

[10]奥德修斯（希腊语：，转写：Odysseus）也作“尤利西斯”（拉丁语：Ulixes，转写：Ulysses）。

[11][英]丁尼生.丁尼生诗选[M].黄杲炘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149-151.

[12]东君.美人姓董，先生姓杨[A].东君.无雨烧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13][古罗马]西塞罗.论老年论友谊[M].王焕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3.

[14][西]安东尼奥·阿尔塔里巴,[西]金.飞翔的艺术[M].罗莲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25.

[15][美]特蕾莎·吉拉尔杜奇.老而无休：新经济时代美国人退休的不确定性[M].风君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6:120-126.

[16][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M].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3.

[17]杜甫.杜诗详注[M].仇兆鳌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427-429.

[本文为2024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省市合作”课题“唐湜长篇叙事诗与温州地方文学传统的建构”（24SSHZ080YB）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