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收到作家何永洲寄来的散文集《生产队》，已是他第17部文学专集。该书曾被确定为“湖南省作协2022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选题”项目，入选“中国乡存丛书”，还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2023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常规出版。

素以谦逊、低调著称的何永洲，是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事文学创作50年来，曾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青年文学》《文艺报》《湖南文学》《芙蓉》等报刊发表作品，出版小说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16部，获中宣部、中国文联、《人民文学》等市级以上奖励40余次。

作为书名的“生产队”，曾是我国基层政权的最低一级组织，发端于人民公社时期。那时，生产队直接管理农民。农民因失去独立的生产资料和财产权利，而演变为“社员”，由生产队统一调度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生产队里实行队长负责制，设有会计、出纳、记工员、保管员之类。他们基本上是本队成员，本乡本土，工作待遇均实行“工分制”，通过粮食分配来实现。1978年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逐步推行，带来生产经营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生产队体制土崩瓦解，被村民小组所取代，从此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里。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记忆。站在新时代，回望那段不堪回首的尘封岁月——生产队，始终是乡土中国变迁史上无法绕过的一个时代符号，影响了一代人。土生土长于雷公仙生产队的何永洲，在书中以亲历者的口吻，分3个章节来讲述“在脑壳里打架”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日子，通过30篇短小精悍的文字，客观实在地描摹生产队时期的特殊人物、典型事件、特色生活，全方位呈现昔日生产队的千般样貌，为后人了解那段历史留下弥足珍贵而真实感人的文字，去唤醒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日常生活中的人间情味

作为一名乡土作家，乡土题材是何永洲创作的主要内容，乡土生活则是他创作的源头活水。

“打我记事起，就有生产队。”“记得上小学时就会唱的歌，‘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父亲常对我说，‘你一出生就开始吃生产队的大锅饭了’”。他在《生产队记忆》的代序中这样写道。可见，那个时代铭刻着他生命的深深印迹，是他情感出发的原乡，熔铸了浓郁的生活积累和厚重的感情累积。

开篇的《恶队长》，写的就是生产队长，那年头农民身边最大的“官”。“恶队长”叫何保财，五十出头。他为什么可恶呢？在队班子眼里，他从初级社干到高级社，又从高级社干到人民公社，一直干到人民公社结束，都没办法取而代之；在老婆心里，他一个“芝麻官”，几乎天天夜晚在家里开会，且一开就是大半夜，泡的茶叶、烧开水的柴火、点灯的煤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还有吃住在家里的驻村干部，少则一两个月，多则一两年。老婆嘟哝几句，他恶狠狠地甩过来一句话，“谁叫你老公是队长！”在几个识字的年轻人嘴巴里，他就是一个文盲。把明明写着“壹拾元”的支条，说成是五元，骗取他的审批。后经会计审核发现，他取消年轻人一年的预支资格，还在大会小会通报批评。他还按每只糟蹋庄稼的鸭子五毛钱的罚款来惩罚“逆户”，重罚瘸脚光棍偷梨等等。一桩桩，一件件，读后丝毫感觉不到“恶队长”的“可恶之处”，反倒觉得是一个亲切真实、大公无私、正直善良的好队长。

“陈兽医”唤陈修，原本是个蒙冤的劳改犯，平反昭雪后安排到公社兽医站。在给生产队养猪场的三妹的服务过程中，一个善医猪，一个爱养猪，双方暗生情愫。陈修给猪打针时，三妹就去煮鸡蛋给他吃，那种独属于他们俩之间的浪漫。一来二去，久而久之，他们就在一起了。改革开放后，公社兽医站慢慢被新的模式替代，三妹承包的生产队猪场也成了个体猪场。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陈修和三妹的猪越养越多，猪场越办越大，陈修和三妹成了全县有名的猪老板。人世间的情事，超乎世俗功利，全然发自本真，就是如此美好。

还有余会计“耕农哥”的为人和善、有求必应，驻村干部熊组长的粗鲁火暴、救死扶伤，小木匠郭生文精妙绝伦的牙花床，女油匠王秀蓉的独立自尊、扶贫济困……何永洲以细腻的笔触，来描摹这些村庄群像，营造出一种生命多棱的镜像感，鲜活而饱满地走出历史的尘埃。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些可亲可敬可爱的乡亲们，以及贯穿其间的邻里乡情、乡风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展示了湘南山区的乡村风貌，刻画出那个时代的农耕图景。

从质朴文字的乡村叙事里，何永洲深入描绘人物的情感和心理，挖掘每一个小人物身上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生活故事，展现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农民们为追求美好生活的坚忍不拔与艰苦奋斗。无一不流淌着对命运的慨叹，折射出人性的淳朴和美好，还寄托了对那个时代的关照和思考，也传递着传统生活方式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失落、蜕变和创新。

二、艰苦岁月里的精神火花

在书中，何永洲不可避免地写到了生产队时期缺吃少穿、精神贫乏等一些充满苦涩与心酸的画面，看到农村曾经历的贫寒、饥饿，但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顽强、乐观地直面生存的困境。

文学的本身是一种唤醒，唤醒人性，唤醒良知。令人欣喜地是，何永洲凭借独特的美学品质，突显文本铺叙的张力，使全书透着悠远、纵深的文化意味，可以感悟到村人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底色。在那个年代里，村人的快速成长与思想升华，在人世间擦出一缕缕精神的火花，去照亮那些苍白暗淡的时光，给人以正确的引导和奋进的力量，给灵魂和人心以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感。

如《瘸保管》里的王三崽，是一个食物保管员，主要负责队里食物的分类、除杂、归仓保鲜，以及分发食物时配合会计过称。在那个年代，食物是社员的命根子。这个王三崽不简单，瘸了的左脚是在抗日战场负的伤，名副其实的抗日英雄，是带着战功回乡的。他专门自制了一杆土枪，来震慑心怀不轨者，以表达自己坚守好粮仓的决心。三崽是个文盲，但思想不“盲”。远方战友来信，他无力读更无力回复。一天夜里，扫盲识字老师陈兰妹提出条件，可以帮他给战友回信，但需要换取“两担壮实谷”，他拒绝了。“他守仓的事迹又何止这些……他每天查谷守仓，虽没有那么惊天动地，也不是那么耀眼，但是正是千百个这样普通又鲜活、平凡而伟大的人物筑起了当初‘大国粮仓’最牢固的基石。”“多年以后，白发苍苍的王三崽忆起当年守仓的事，内心仍充满着骄傲和自豪。”

《小木匠》文中写道，“叫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小木匠也知道山路没通，木材难卖，就十分同情地说，牙花床工钱暂不收，红包更别提了，就等明年修路他再来买点林木抵工钱吧。群众感动了，小木匠走时不少村人用手帕包了鸡蛋，用蛇皮袋装了土特产什么的，一路拥着他，一路擦着眼泪送到山外。走在最前面的那个给郭师傅挑担的是歪脑，歪脑坚持要亲自把郭师傅送到家。”这一幕场景无疑像在为英雄送行，这位英雄就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一位在山村流动辗转的小木匠。情深意切，跃然纸上。可见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心地是干净纯洁的。

《出行》一文说，村人为省时间，爱抄近道去赶圩或办事，而抄近道必坐渡船。七生老倌在这儿摆了大半辈子渡船，年岁高了耳朵聋，总习惯地望着树下，见有人招手就利索地把船开过来。“为发展经济，方便百姓生活，公社作出决定，免费提供渡江服务，七生老倌就成了拿公社固定工资的企业人员。”

这些真场景、真情感、真感受所引发的共鸣，是难以比拟和无法言表的，是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在他们身上闪现出来的光芒，亦是我国农民善良品质的呈现。普通村人的生命故事里都有着打动人心的真善美，都有支撑前行的精神力量。何永洲作为农民的儿子，与乡村没有距离，与村人没有隔膜。正如路遥所说，“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的，像土地一样的贡献。”

三、字里行间满是家国情怀

生产队，是我国农村农业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个章节。集体作息，按工分配，队长、保管、知青，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交公粮、赶大集、看露天电影……这些都已成为凝固在时间纪念碑上的永恒记忆。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滋养灵魂之所。何永洲，这位出生、成长于生产队时期，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时，还曾担任过几年生产队会计，可以说是参加过生产队管理的当事人。如今，他以近古稀之年，用敬畏之心，回望自己的故乡雷公仙生产队，回忆起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日子，截取一个剖面，讲述属于那个年代的故事，对农民的命运充满关切之情，真实记录农村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和伟大成就，彰显了那个时代无数青年的伟大信念与家国情怀。其实，这种深沉的情怀，便是文字的灵魂，具有超越文字本身的深刻内涵和核心价值，能与人产生同频共振的紧密联通。

在《穿戴》一文中，他清晰记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父亲和三个叔叔四兄弟总共才五条裤子，而且是清一色的布料，四兄弟每人一条，多的那条叫公用裤子。即便是亲兄弟，“但渐渐地各自便有了‘私’心，自己的裤子舍不得穿却争着去霸占那条公用裤子，于是，在我们这个穷得响叮当的家庭里，常为争裤闹风波。”奶奶没办法，不得不为公用裤的管理和使用，实行“定人定时排班轮号”的管理办法。“比如：每月初一到初五大叔穿；十一到十五二叔穿；二十一到二十五三叔穿；其他时间我父亲穿，因为父亲年纪大，上山下地劳动多，衣裤磨损当然要大。”文末，他不由得感叹，“现在，农村穿戴破烂的清苦日子早已远去，单从穿着上已经区分不出谁是城里人、谁是农村人了。”

在《出行》一文中，他写道，七岁上小学时没见过大队和生产队的任何车辆，只见过一辆绿色的自行车，隔三岔五往学校跑。听老师说是来送报纸的邮递员。十四岁上初中时路上爬过公社的拖拉机。那是一台刚买的“东方红”牌大型拖拉机，也是全公社唯一的机动车，既可耕田也可搞运输。十六岁上高中那一年公社通了客车，记得开始是每周一趟，后来每隔一天一趟，头一回坐客车直达县城票价是一块四角。这时大队有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好像有人买了自行车。因为自行车是凭票供应，一般人根本买不到。在结尾时，他感慨万千，“如今，摩托车、电动车、面包车、小轿车逐渐进入家家户户。现在的农村，购买小车的家庭很多，走亲访友几乎都是车来车往。而路呢，宽敞平坦的水泥公路贯通了村村组组、家家户户。”

在《听广播》一文中，结合自己的经历，他是这样回忆的，“我管理广播室的几年里，有些歌听了大约有上百遍，真是深深地烙在了脑海中。一九七八年我荣幸地考上了师范学校，大队的广播只好转交别人。参加工作几年后我回到家乡，广播已经冷清下来。村里分了地，社员们各忙各的，不再需要吆喝出工，开会学习也取消，大小队干部也清闲起来。”后来，通过所见所闻，他又写道，“又过了些年头，高音喇叭被摘下了，家家户户屋檐下的小广播也废弃了。当有线广播在农村普及一段时期后，黑白电视、彩色电视相继走入了寻常百姓家。这些不仅能听见声音，还能看见人像，确实比有线广播先进多了。”

“生活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只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才可能使自己的劳动有一定价值。”（路遥语）何永洲在叙述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日子的字里行间，贯穿跳跃着浓浓的乡愁，可以感受到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和对村人的美好怀念，还有村人的磨砺与蜕变、生活的坚韧与美好、时代与社会的深刻变迁、家国情怀的深沉与伟大。

本书不仅是何永洲作为亲历者的回忆，更是一段岁月的深情回眸，还是一曲献给新时代的赞歌。在时代语境不断变化发展中，“生产队”的人物和故事离当下的主流情感已渐行渐远。但是，何永洲以对当时生活的独到理解和感悟，用娴熟细腻的笔触予以艺术呈现，不失为一部有社会意义和时代印记的好作品、一幅记录农村发展变化的艺术长卷，如陈年老酒一般，散发出醇厚的思想艺术芬芳。

作者简介：唐晓君，笔名晓君，瑶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散文学会、湖南省作协会员。湖南省首期少数民族作家班、湖南省第十四期专题文学（散文）研讨班学员。著有文集《行走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