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战争的历史书写中，我们往往习惯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宏大叙事：将军的谋略、国家的意志、战役的转折与战略的意义。这些叙事构筑了我们理解战争的基本框架，却也常常在无形中遮蔽了战争最核心的载体——无数普通个体的生命体验。韩生学先生所著的《胜战1945——湘西会战口述史》，以近乎人类学田野调查般的执着，深入雪峰山的褶皱与历史的缝隙，为我们打捞起一段即将沉入时间深渊的“血肉记忆”。作为一名和平研究学者，阅读此书，深感其意义远超出一部地方抗战史的记录。它是一次以声音对抗遗忘的勇敢实践，一场对战争创伤的民间疗愈，更是重构和平记忆、培育和平文化的珍贵尝试。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和平，不仅建立在条约与胜利之上，更植根于对每一个破碎生命的深切体认与铭记之中。

（《胜战1945——湘西会战口述史》）

和平研究的根本关切之一，在于理解暴力的根源、形态及其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复杂创伤，进而探寻通往持久和平的路径。笔者看到，在这一视野下，《胜战1945》的价值首先在于其方法论上的突破：它将历史叙述的麦克风，从庙堂与史馆，郑重地交还给了战争的亲历者与承载者，那些普通的士兵、农民、妇女、老人乃至其后代。书中，93岁的韩国志老人颤巍巍展开手绘的日军入侵地图；81岁的刘满香老人回忆母亲为防其哭啼暴露而几乎将其捂死的恐怖；98岁的周光元老兵展示腿骨上触目惊心的伤痕……这些细节，没有经过史笔的过滤与修饰，带着生命原初的震颤与温度。这种“平民视角”和“口述方式”，正如作者所言，旨在呈现“这场伟大胜战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我们从和平研究的角度看，这一“另一面”至关重要。主媒体的、宏大的胜利叙事，往往强调敌我的分野、牺牲的价值与最终结局的辉煌，这固然是凝聚集体认同所需。然而，这种叙事也可能在无形中简化战争的残酷性，将个体的巨大痛苦消融在集体的荣光里，甚至使战争本身在历史记忆中呈现出某种“合理性”或“清洁感”。韩生学所记录的，则是战争赤裸裸的肉身性：是子弹如筛米般落下时孩童的恐惧，是伤员血肉模糊的哭嚎，是一个连队在朝夕之间近乎湮灭的惨烈，是“万人坑”无声的控诉，是深植于土地与家族记忆中的恐惧与仇恨。这些声音，构成了对战争本质最直接的揭露：战争是对人类生命与尊严最极端的摧残。聆听这些声音，是任何有意义的和平反思不可或缺的起点。它防止我们将和平仅仅抽象为一种战争缺席的状态，而时刻提醒我们，和平必须是具体的，是让母亲无需捂死孩子，让土地不再掩埋白骨的生活。

《胜战1945》通过口述史的方式，生动展现了战争状态下一种自发的、弥散于民间的“韧性和平力”（resilient peace agency）。书中令人动容的部分，不仅在于国民军队的正面抵抗，更在于在民族存亡关头，湘西大地上迸发出的那种全民性守卫家园的力量。共产党员王勤华组织的“农民自卫军”，小学教师姜定耀的“民众转移队”，中学生组成的“抗日志愿队”，乃至绿林好汉谌志锦的“抗日尖兵队”，瑶族首领兰春达的“嗅枪队”……这些形形色色的民众武装与支援组织，跨越了阶级、身份，甚至过往的政治或道德分野（如土匪的参与）。他们行动的初衷，并非抽象的国家主义，而是最朴素的“在家里打强盗，纯是家事”的家园意识。这种基于地域认同、血缘纽带和直接生存威胁而激发的自卫行动，是民间社会在极端暴力面前自我保护本能的集中体现。

和平研究关注非国家行为体在冲突缓解与和平建设中的作用，本书则提供了战时民间社会自我组织的鲜活案例。它表明，和平的种子（即对安宁生活的捍卫）即使在最残酷的战争土壤中也可能萌芽。这种草根的、自组织的抵抗，虽然离不开国家军队的正面战场，但其本身构成了战争史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另一种磅礴的力量”。战后，这些参与者大多“默默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不求封赏，甚至忍受不公，这种沉默的回归日常，本身也是一种对和平生活的极致渴望与践行。记录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为历史补白，更是对民间社会所蕴含的和平能动性的一次深刻致敬与挖掘。它提醒我们，可持续的和平，必须最终根植于并能动地唤起每个社区、每个普通人的守护之心。

但我们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口述史的价值与力量是与其脆弱性并存的。韩生学在寻访中感受到的“刻不容缓的紧迫与沉重”，正是和平记忆传承面临的核心挑战。这些口述者是“国宝”，也是即将消逝的“孤本”。他们的离世，意味着一座座活的记忆库的永久关闭，一段段带着体温和情感浓度的历史细节的最终湮灭。《胜战1945》因此也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记忆抢救”。和平的维系，不仅需要物质的建设与制度的保障，更需要代际之间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创伤记忆的传递。断裂的记忆会导致历史的简化与遗忘，而遗忘往往是重复悲剧的前奏。通过录音笔与采访本，作者将那些“微颤的嗓音”转化为文本，使其得以跨越个体生命的限度，进入公共记忆的领域，成为“穿越时空的坐标”。这个过程，本身即是一种和平的实践，它对抗遗忘，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为后代保存了理解战争残酷性与和平珍贵性的原始材料。

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口述内容大多聚焦于本土（湘西雪峰山区域）的遭遇与抵抗。这使得战争记忆不是漂浮的国家概念，而是与具体的山脉、河流、村庄、家族血脉紧紧相连。“山记得，水记得”，这种地方性知识的保存，对于构建具有深厚根基的和平文化至关重要。它让和平教育可以落地，让孩子们能在故乡的泥土与遗迹中触摸历史的真实，从而培养起对脚下土地及其伤痕的敬畏。这种基于地方认同的和平意识，比任何空洞的说教都更为牢固。

当然，作为和平研究者，我们也需以审辨的眼光看待口述史。记忆并非对过去的全息复制，它受到时间磨损、后期经历、当下语境乃至叙事者主观情感的影响。书中老人们的讲述，难免带着八十年的情感积淀，可能会有细节记得模糊，或是在讲述中不自觉地把过往的事梳理、拼凑成自己印象里的样子。但这并非缺陷，而恰恰是口述史的魅力与深度所在。它记录的不只是“事实”，更是事实在亲历者心灵中激起的持久回响，仇恨、恐惧、自豪、伤痛与和解的复杂心绪。这些情感的真实，同样是历史真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理解战争长期社会心理后果的关键。和平建设中的“和解”过程，其难点往往不在于厘清史实，而在于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交织的、代际传递的情感遗产。

《胜战1945》的尾声“让声音成为历史的坐标”，这是一个充满和平智慧的命题。坐标，意味着定位与参照。这些来自历史深处的声音，为我们定位了暴力的深渊曾有多么幽暗，也为我们参照出和平的日常有多么值得珍惜。它们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通过对苦难的诚实追忆，筑牢“永不再战”的心理堤坝。作者指出，唯有倾听并理解这些声音，“这祥和安宁的根基才得以更加坚实”。

总之，《胜战1945——湘西会战口述史》是一部超越常规军事史或地方志的杰出作品。从和平研究的视角看，它是一部关于战争创伤的民族志，是对民间和平能动性的发现之旅，更是一次紧迫而成功的记忆抢救与和平文化遗产的构建行动。韩生学先生以笔为桥，连接了即将沉寂的过去与必须清醒的现在。他让我们听到，在宏大的胜利凯歌之下，那些沉默的山川与平凡的儿女，曾经以及正在诉说着什么。这些诉说，是关于毁灭的警告，关于抵抗的颂歌，更是关于和平的最深沉、最具体的呼唤与吁求。在历史逐渐远去、声音日渐稀薄的今天，这样的记录，无疑是为我们的时代，点亮了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照亮通往一个更深刻理解战争、更坚定捍卫和平的未来之路。这本书因而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所有关心人类如何告别暴力、走向和解与共生的当下与未来。

（作者系中共芷江侗族自治县委原副县级干部，怀化学院湖南省和平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芷江侗族自治县作协主席）

*原载于《湘江文艺评论》202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