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这首诗，是在一个嘈杂的午后。读到“欲识机缘听禹泉”时，耳边骤然清净，仿佛一脉细泉从石缝间缓缓渗出，清润凉意，不请自来。彼时我正伏案批改学生听写，满页稚拙字迹与朱笔圈痕忽然退向远处，只余一个“听”字，在纸间安静地站着。

令我心安的，正是这个“听”字。岣嵝峰禹王碑矗立山间，真伪、释文、断代，千年来聚讼纷纭，至今未歇。王秀会开篇便抛出这桩跨越五千年的公案：“石碑成讼五千年。”一个“讼”字，将古碑从神坛带回人间：碑本不是现成答案，而是一道恒久的追问。他本是法官出身，一生断案无数，退休后上山读碑，面对的却是一桩永远断不清的案子。他却绕开这场公案，第二句轻轻一转：“欲识机缘听禹泉。”若要领会它的真意，不必执着于这场千年争辩，不妨静听山间泉响。禹泉生生不息，不做辩驳，只静静流淌。这一个“听”，便是全诗的呼吸——由纸上墨，转向石间泉；由千年争辩，转向一人静听。

这份宁静，并未久留，后两句忽然活了。“七十七头蝌蚪吵”，值得细品。禹碑传世七十七字，字字形如蝌蚪，古奥难辨。诗人以“七十七头”称之，不曰“字”而说“头”，不取“论”而用“吵”，堪称全篇神来之笔。一个“头”字，将冰冷碑文唤作有性灵的小生灵；一个“吵”字，化静为动，化古为活，化沉为灵。沉寂千年的蝌蚪古文，仿佛化作七十七头带着脾气的小生灵，在苔砖之上挤挤挨挨，争先发声。历来咏古碑之作，多落笔于沉寂、苍凉；唯独这一句，写出文明的鲜活、文脉的生机。以“头”“吵”这般浅白家常的字眼，承载禹碑千年厚重，举重若轻，以俗为雅，毫无滞重之感。

它们在争些什么？末句一语收束：“争居岣嵝一苔砖。”原来五千年的文史之讼，七十七枚文字的喧闹，终究只为争夺一块覆满青苔的碑砖。这个结尾，轻语藏千钧。语气是松弛的，如同长者静看稚童争物；分量却沉厚：文明所有喧嚣争辩，最终落脚于一个“居”字。争是求索的过程，居是文明的归处。那群喧闹灵动的蝌蚪文字，不争史册盛名，不逐后世荣光，最终栖落在岣嵝峰一方生苔砖石之上。五千年文史纷争，终归一山一石、一苔一草。宏大的上古文明，无数人前赴后继的考据求索，全都沉降在乡土最朴素的风物之间。诗人并不评判、不裁断这场千年公案，而是将世人万千执念，轻轻收纳进一块苔砖之中。

苔砖之上的这份喧闹，尚有更深一层意蕴。王秀会此诗最动人之处，在于同时兼顾两样特质：史笔持重，与童心灵动。前两句，是学者式的叩问与抽身；后两句，是孩童般的静观与会心。身为书法家，他对蝌蚪古文自有专业体察；作为诗人，又始终保有一份灵动的自省——不曾被古文字的厚重所裹挟，反倒放它们出来自在喧闹。这便是以诗破讼、以静纳史、以灵焕古意。

再往深处体味，这一方苔砖，藏着通透的文化传承观。大禹治水，贵在疏导而非壅堵；禹碑静立深山，默然不语。王秀会的诗作亦是如此，不立论、不辩难，只任由蝌蚪文字自在喧闹。文化不是一尊只能仰望的碑石，而是一群鲜活灵动、吵而不息的蝌蚪，在一代代人的心底栖息、生长、延续。五千年之“讼”，讼出的是对源头的执着；而“听泉”与“争居”，便是今人对这执着最温润的承续。

读到这里，我重新看向桌上学生的听写本。满页潦草的字，有的缺了臂腿，有的多了尾巴，竟如那七十七头蝌蚪，在纸面簇拥、争鸣，欲努力长成规整模样。他们与当年在岣嵝峰下辨析禹碑的文人，说到底并无二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靠近那个难以完全说清的文明源头。王秀会这首小诗，既可交付学者，亦可打动孩童；既属于遥远历史，也属于眼前当下。短短二十八字，搭起一座无形的桥：桥上有人静心听泉，桥下蝌蚪自在喧闹，桥墩扎根苔砖，苔砖深处，沉睡着禹王的故事。

这首诗的妙处，不在于破解禹碑的千古谜题，而是将谜题归还青山，将争辩交付岁月，把苔石间的安宁，留给每一个愿意登临岣嵝、听泉读碑的人。

这人，可以是皓首学者，可以是稚子孩童，也可以是偶然掠过岣嵝峰的一朵闲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