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以来，人类已见证并深刻认识到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及塑造人类文明方面所展现的巨大力量。然而，技术发展特别是现代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迫使人们开始思考人类自身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这种思考更进一步演化为技术是否会反噬人类的担忧。对这一议题的思考和解答，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显得意义更为重大。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

梳理技术哲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得知，技术与人类关系的命题很早就被纳入了哲学家的研究范畴。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1］，便是哲学家早期对技术与人类关系的乐观阐述。持类似态度的学者认为，技术是对人类自然局限的延伸，没有独立价值。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哲学家们对这一命题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支配工人、压迫工人的异化力量。［2］一些哲学家认为，技术具有自主性和系统性，能够自主扩张。进入本世纪以来，大数据、AI和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算法统治、数字异化、数据监控，以及基因复制等问题，使得技术与人类关系的讨论显得更为迫切。今天，学者们关于这一命题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技术与人类之间简单对立的二元框架，逐渐达成了人与技术双向构建、共同演化的研究共识。如何在技术赋能和风险防控之间寻求平衡，如何以人文精神规约技术发展、守护人的主体地位，成为学者们在AI时代探讨“人何以为人”的主要内容。

作为类型文学之一，科幻文学不仅承担着通过故事解释技术、探索技术发展对人类影响的责任，还应具有社会批判的意义。如何在运用科学知识和合理想象的基础上，通过描摹未来图景，探讨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问题，激发读者对现实世界的思考，是科幻文学作家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从这个意义出发，若以技术哲学的视角审视当代科幻文学，辨析它们在向读者描摹未来世界的同时，能否融入作者关于技术与人类命运关系的思考，以及这种思考能否丰富我们对技术哲学相关议题的理解，应该能为科幻文学的总结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因此，不妨以技术哲学领域关注度较高的四个问题作为切入点展开讨论，或可见证当代科幻文学给予我们的思辨与启发。

技术发展是否会走向

对人类的支配？

技术发展是否会使技术从辅助人类走向塑造人类，并最终替代人类？这是一直以来困扰人们的问题。技术哲学家在这一命题上的见解并不相同：海德格尔、埃吕尔、温纳、马尔库塞、阿伦特等学者以批判态度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芬伯格等学者则认为技术可被人文精神所定义，其发展取决于人；而库兹韦尔则以奇点理论给出了预言式的结论——“技术将超过人类的能力”［3］。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不再是中立的工具，其本质是“座架”，具有支配人的力量。［4］埃吕尔和温纳将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发展成为技术自主论——技术具有自主性，按照自身的效率逻辑运行，社会的一切领域都必须服从于技术系统的要求，人不过是这个系统中的组件。马尔库塞和阿伦特认为，现代技术似乎已经具备主宰人类命运和自然发展的力量，而在某些学者的表述中，这一观点已延伸成为“人类的命运极有可能更多地取决于机器的行动而非人们自己的行动”［5］。

库兹韦尔的奇点理论以“奇点”定义了人工智能超过人类智能的历史转折点，预言了超级智能体诞生、人机深度融合的未来状态，以一种极端的推演结果隐喻了技术发展对人类主体性地位的威胁。其所构想的人机共生的未来形态，消解了人们关于技术与人之间是否还会面临“支配”的疑问——当机器不再是纯粹的机器，人也不再是纯粹的人时，技术是否会支配人的讨论是否还具备现实意义？

纵观中外科幻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在众多科幻文学作家的笔下，关于技术与人的权力关系的探讨已在作家各自所构想的未来世界中，得到充分想象和深刻隐喻。罗杰·泽拉兹尼在《光明王》［6］中，即以一个深刻的隐喻来警醒世人关注技术对人的支配——某些掌握了科技的人，在未来的类地行星成了垄断星球的神，技术披着宗教的外衣成为支配人类的工具。斩获多项科幻文学大奖的“海伯利安四部曲”［7］，作者丹·西蒙斯通过技术社会中人工智能与人类终极战争的主线，以及围绕该主线的复仇、救赎、爱情、亲情等主题叙事构建，以史诗般恢宏瑰丽的手法探讨了技术对未来生命演化、社会形态和传统伦理可能带来的冲击。作者既不回避技术对于人类的积极意义，如小说中关于女主人公人类之神伊妮娅通过纳米机器聆听“缔之虚”声音的描写，同时作者也冷静地预想了技术会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威胁，如超级人工智能“技术内核”妄想奴役人类的企图。这种对技术既非全然拥抱又非彻底抵触的辩证态度，奠定了“海伯利安”四部曲成功超越简单反乌托邦叙事的基础，使其成为思想性与文学性兼具的科幻文学作品。在作为伊恩·M.班克斯大型科幻文学“文明”系列开篇之作的《腓尼基启示录》［8］中，作者构想了一个名为“文明”的银河乌托邦。在“文明”社会里，人类（包括其他生物）和智能机器共存，这个社会不仅物质富足、技术发达，而且人机平等，和谐相处。整个社会由超级人工智能“主脑”施以管理，但它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统治者，而是人类的守护者和陪伴者。“文明”乌托邦不仅承载了作者对技术解放人类的乐观期望，也以具象化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未来的理想图景。

对于技术如何重塑未来世界及以何种形式介入人类社会，诸多科幻文学作品都在遵循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展开了合乎逻辑的想象。如在丹尼·科林与伊藤·科林合著的《边缘人》系列［9］中，技术支配人的物理实现途径和社会场景均被作者淋漓尽致地展现——GCI组织利用把芯片植入人体神经系统的方式，来实现对公民的监管和控制，并以此达到统一地球和控制地球的目的。Priest在《残次品》［10］中对这一命题的呈现是，人的大脑可以借助脑联网接入任何设备获得人工智能，但前提是失去自由与隐私。作者对技术是解放还是禁锢人类的思考于这一情节得到透彻表达。萧星寒的《终极失控》［11］构想了一个在人类放任不管的环境下，通过自我进化、野蛮生长并最终成为人类无法控制的技术产物——钢铁狼人。小说以人类沦为钢铁狼人“试验品”的描写对技术是否会支配人类这一命题做了明确回答，并以此作出警示：一旦放纵对技术的规约，使其获得自主演化的能力，人类便可能从高高在上的造物主沦为被审视和被定义之物。

如何定义技术与人的边界？

如何定义技术与人的边界？现代技术的发展，正使这一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心脏起搏器等医疗器械的植入使机器成为人体的一部分；算法与AI几乎渗透到现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没有导航软件就寸步难行，没有媒体平台便无法娱乐……技术不仅在物理层面实现了与人体的嵌合，还以“技术环境”的形式将人包裹其中，使人的认知和行为都受到算法的影响。如何界定技术与人的边界，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见解。伊德认为技术是人与世界之间的“调节者”，可放大或缩小我们的感知，塑造我们如何看待世界以及世界所呈现的样子。斯蒂格勒认为，技术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代具”，技术既是人类创造力的外化，又反过来重塑着人类的认知方式和存在样态。［12］人与技术相互构成，无法分离。美国学者哈拉维提出的赛博格理论，对科幻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赛博格理论有别于伊德的“调解者”理论和斯蒂格勒的“代具”理论，不再纠结于追问“技术如何调节人的感知”以及“技术如何构成我们的存在”等问题，而是把人机界限日益模糊的当代人直接喻为赛博格，定义其为“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体”。［13］

哈拉维在阐释该核心议题时，曾引用多部科幻文学作品加以佐证，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14］正是其中的一部。这部被誉为“赛博朋克”流派奠基之作的小说，塑造了两个典型的赛博格形象：凯斯是一个意识与机器相连的赛博格，代表着意识层面的赛博格（技术扩展的不是人的肉体，而是认知）；而莫莉则是一个身体经过改造的赛博格，代表着肉体层面的赛博格（人体与技术紧密嵌合）。在另一部至今仍被科幻迷津津乐道的科幻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15］中，作者所构想的仿生人高度类人化，其外表与真人无异，情绪可通过机器调节而实现外在表达。仿生人与真人的唯一区别仅在于没有共情能力。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情节却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反转——仿生人开始渴望自由，而真人的共情能力却在不断下降。作者以“仿生人进化得比人更像人”这一戏谑的设定，深刻质疑了人与机器的边界以及“真实”的意义。在玛莎·威尔斯创作的《杀手机器人日记》［16］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思考：杀手机器人梦想着成为真人，不仅渴望拥有对自身完整性的认知，还渴望拥有与人一样的情感表达。作者以杀手机器人作为叙事主体来阐述其内心独白，或许隐喻了技术与人边界消融的另一种可能——技术产物已不再满足于作为“调解者”或者“代具”的身份，表现出了主动向“人”这一端的移动（演化）。这恰恰表达了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当技术产物开始具备能动性时，人与技术边界的界定或许不再是那么紧迫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重新理解和审视这一共生地带。换言之，在数字化与智能化社会，如何与具有一定能动性的“技术行动者”共存与协作，已成为人类所面临的重要课题。［17］小说中还使我们警醒的一点是，杀手机器人所渴望的对自我的完整认知和真诚的情绪表达，恰恰是身处技术环境下的我们正逐渐丢弃的宝贵之物。

哈拉维所预言的赛博格越来越多地现身于科幻文学作品中，无论是《荒潮》［18］中因感染病毒而催生出超人工智能意识的小米，还是《玩偶之家》［19］中通过外部脑区恢复视觉功能的安妮，抑或《七重外壳》［20］中突破传统机械义肢设定，受机器干预而无法分清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甘又明……当这些赛博格被越来越多地呈现于作者笔下的未来世界时，我们相信，这样的形态既是作家关于未来场景的一种想象，其中也一定蕴含着作者对未来更为复杂的人机关系的深刻思考。

技术是否承载文化价值？

技术不仅是人类改造社会的工具，还是体现人类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技术与人文并非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存在着深刻的辩证关系。每一项技术的诞生和运用，都反映了其时社会的伦理取向与文明观念。海德格尔以技术批判的视角，认为技术是一种遮蔽方式，“原子能可以为毁灭或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释放出来”。［21］芬伯格提出的技术民主论认为，技术不只是纯粹的工具，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能够被社会伦理、文化观念约束和重塑。技术具备“两重性”：不仅技术体系的使用中具备社会价值，技术体系的设计中也包含社会价值。［22］因此，可通过技术的可选择性实现技术民主化。

金·斯坦利·罗宾逊的“火星三部曲”［23］堪称表达芬伯格技术民主思想的典范文学样本。作者笔下的火星乌托邦由一群火星殖民者通过技术民主实践而实现。小说通过正面描写，展示了当技术不再被垄断，而是实现了全民共享并服务于公共利益时，在推动社会达成平等、共治和生态可持续目标的过程中所释放出的强大力量。刘慈欣的《时间移民》［24］，以高度契合芬伯格哲学立场的叙事视角，以未来作为探索和反思现在的出发点，讲述了一个以时空为坐标的“追问”故事。小说中的太空移民，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时空流浪并见证了未来不同的极端文明形态后，才惊觉，真正适合自己的生存状态是“绿色的大地”和“不离开我们的大地母亲”。作者通过对未来文明的构想，以“追溯”的形式反思了人文在未来文明形态创造中的重要性。

更多的科幻作品通过想象技术与人文的背离来对上述议题做出回应。乔治·奥威尔在反乌托邦科幻文学作品《1984》［25］中，构想了“电屏幕”“记忆洞”等被极权政府用来统治社会的技术物。这些技术物被用于监控民众思想、篡改历史和压制言论，政府还通过向民众传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等畸形理念来麻痹民众。在这部小说中，技术沦为异化文化和愚弄民众思想的工具。作者以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揭示了一个道理——技术一旦背离人性和伦理，将会对社会和个体造成难以弥合的创伤。在《起风之城》［26］中，作者张冉以机器人被资本设计成压榨工人工具的描写，对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作出了回应。作品结尾关于普通民众通过改造机器人来实现与资本抗争的描写，不仅反映了技术与文化产生冲突可能导致的社会矛盾，还揭示了技术可被不同价值观念重塑的可能。

人类应该如何承担技术发展

带来的伦理责任？

现代技术的发展给传统伦理带来挑战已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基因技术使新生命的人为选择和人为定制成为可能，引发了人从“人”沦落为“物”的风险和争议；人工智能所实现的对人情绪的精准分析，使机器“读取人心”成为可能，人的情感隐私面临泄漏风险；社交媒体凭借用户上网痕迹及情感算法为其精准“制造焦虑”，使人的自主判断逻辑受到侵扰……在对技术与伦理关系问题的探讨上，哈贝马斯的批判态度尤为鲜明。他不否认技术的作用，承认它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但同时也指出，技术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统治形式或统治力量。现代技术使人类的生活世界被技术化和工具化——“根据第三者的偏好和价值取向，有条件的工具化地创造人类生活”。［27］而约纳斯的责任伦理思想为理解这一命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他认为，充分评估技术所带来的危机及灾难十分必要，对技术的评判应以时间维度做长期考量——人们不仅需要对眼前的行为负责，还应考虑这种行为对未来的人类、其他生命及大自然的长远影响。这种立足未来、敬畏生命、警惕技术异化的思考，与科幻文学的批判性高度契合，在不少科幻文学作品中都得到了表达。

在《美丽新世界》［28］中，作者阿道司·赫胥黎构想了一个与传统伦理观完全割裂的未来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人类由胚胎工厂培育，通过基因改造技术被划分成不同的社会等级。社会通过睡眠教育对人实现长期精神管控，人的幸福感通过精神麻醉剂和纵欲享乐而获得……小说以“野蛮人”约翰无法忍受这个畸形的社会而自行走向毁灭作为结局，无情批判了对技术的无底线滥用，揭露了反人性社会残酷、虚假和丑陋的真实面目。小说以悲剧叙事对“人类伦理责任缺失”进行了无情鞭笞，以反乌托邦的“新世界”警醒世人——当技术脱离了伦理的约束，便会导致人性异化并催生社会悲剧。

王晋康的《类人》［29］，讲述了一个技术异化催生全新社会矛盾的故事：人类凭借人造技术制造、奴役类人，并通过法律剥夺了类人的生育权利。类人成为一种高度类似于人但彻底被剥夺人权的新物种，除不具备指纹外，外表、身体构造都与真人无异。小说围绕类人何剑鸣寻求身份认同展开，通过其为类人群体争取平等权利的抗争过程，阐释了作者关于技术与伦理关系的思考：人造生命是否也拥有生命与尊严？人类是否可以掌控人造生物的生命，拥有对其绝对的权力？……虚幻场景的背后，是作者对技术失控后果的深刻质疑——那个造物伦理遭到致命挑战的社会，是否还是我们一心向往和追求的未来世界？

在《赡养人类》［30］中，刘慈欣构想了一个技术高度发达但贫富差距极度悬殊的未来社会，改变阶层身份的唯一通道已被技术完全封锁——向人的大脑植入超级计算机的技术已经成熟，但只有富人才能支付得起这笔费用。在这个富人永远都是富人、穷人永远只能是穷人的社会中，技术成了少数人压迫和隔离底层的工具，穷人沦为“人”以外的另一物种，毫无生命尊严。作者将自己对技术与伦理关系的思考和质疑蕴藏于看似荒诞的情节中——人类应该如何约束自己的贪婪，避免技术成为破坏社会秩序、践踏生命尊严的“武器”？

在对人类技术伦理责任的思考上，刘慈欣的《三体》［31］迫使我们直面这样一些伦理问题：如果某项技术被赋予了“毁灭”的定义，且该定义与执行者的个人道德自觉发生冲突，那么，执行者应该如何抉择，其抉择的依据又是什么？一个更高等级的技术力量降维打击一个低等级文明，而低等级文明被迫消亡，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必须遵循“技术决定论”的路径演化——凭借技术的无限升级和迭代才有可能获得生存的权利？抑或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所有的技术文明，无论等级高低、力量强弱，都必须被某种普世伦理约束？显然，无论答案是什么，作者于这场气势磅礴的宇宙叙事中所完成的思想实验，都不是为了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因为当我们追随这场叙事的时候，已经不自觉地开始思考技术与人性的根本问题，而这种思考的价值，早已超越了答案本身。

当代科幻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技术与人类关系的独特视角，它以深刻的哲思和丰富的人文内涵，促使我们思考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当下，尽管科幻文学的创作面临着前瞻性、文学性、创造性，以及在AI时代如何更好地守护原创性等问题，但我想，在这个技术狂奔的年代，科幻文学仍然是丰富和涵养我们精神世界的最好载体之一。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

注释

［1］尚新建：《论“知识就是力量”——培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界定》，《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2］王晓梅：《人类解放进程中的技术困境及其破解》，新华出版社2023年版，第64页。

［3］［美］埃德·沃尔特斯：《数据驱动法律 数据分析和新的法律服务》，周蔚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24年版，第40页。

［4］李玉用、李克章：《从海德格尔的“座架”看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及其批判》，《兰州学刊》2007年第6期。

［5］曹昕怡：《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智能存续发展的哲学反思》，大连理工大学2025年博士论文，第12页。

［6］［美］罗杰·泽拉兹尼：《光明王》，胡纾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

［7］［美］丹·西蒙斯：《海伯利安》《海伯利安的陨落》《安迪密恩》《安迪密恩的觉醒》（“海伯利安四部曲”），潘振华、官善明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

［8］［英］伊恩·M.班克斯：《腓尼基启示录》，雒城译，新星出版社2022年版。

［9］［美］丹尼·科林、［美］伊藤·科林：《边缘人 逆袭》《边缘人 崛起》，黄安琪译，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

［10］Priest：《残次品》，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11］萧星寒：《终极失控》，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2］张云龙、宋知寰、张淼煜：《后人类伦理如何可能——技术具身化的批判性反思》，《自然辩证法研究》2025年第7期。

［13］周灵：《新视域、新方法与新路径：元宇宙与数字艺术的变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35页。

［14］［美］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Denovo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15］［美］菲利普·迪克：《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姚向辉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

［16］［美］玛莎·威尔斯：《杀手机器人日记》（全四册），黎思敏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版。

［17］李恒威：《适应“新环境”的未来人类及其演化逻辑和适应机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年第22期。

［18］陈楸帆：《荒潮》，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19］杨晚晴：《归来之人 杨晚晴中短篇科幻小说集》，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版，第90—160页。

［20］王晋康：《七重外壳》，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1］张静：《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本质追问的方法论及其启示》，《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2期。

［22］许腾、张卫：《技术民主化设计何以可能？——基于芬伯格“自我赋权”的思路》，《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年第1期。

［23］［美］金·斯坦利·罗宾逊：《红火星》，陆絮译，中国友谊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版；［美］金·斯坦利·罗宾逊：《绿火星》，王凌霄译，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美］金·斯坦利·罗宾逊：《蓝火星》，王凌霄译，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

［24］刘慈欣：《梦之海——刘慈欣科幻短篇小说集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387—402页。

［25］［英］乔治·奥威尔：《1984》，刘绍铭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26］张冉：《起风之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

［27］任祥伟：《哈贝马斯对基因技术医疗应用的伦理思考及其启示》，《自然辩证法通讯》2024年第9期。

［28］［英］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张晖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29］王晋康：《类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版。

［30］刘慈欣：《梦之海——刘慈欣科幻短篇小说集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332页。

［31］刘慈欣：《三体》，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刘慈欣：《三体Ⅱ·黑暗森林》，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刘慈欣：《三体Ⅲ·死神永生》，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