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画书是一种以文图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艺术形式。一般认为，2008年前后是中国原创图画书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的重要起点。十余年来，本土图画书创作在题材选择、表达方式与审美取向上不断深化，其原创性的逐步增强，与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持续探索密切相关。

相较于儿童小说、童话等文体，图画书在中国真正形成规模化创作与接受的时间较晚，其发展已置身于中国文学现实主义观念多次演进之后，占据着反思性的表达立场。与此同时，得益于图画书的多模态特性，其在视觉、叙事与情感层面的协同运作，使儿童读者在感知与理解现实经验时，能够形成更具整体性的心理认知。因此，图画书所呈现出的现实主义精神，并不局限于现实题材本身，而是一种源自现实、指向现实的儿童性表达立场。此立场强调真实、同情与关怀，以及现实经验的可感知性、可承受性和可迁移性。

日常的现实如何进入儿童经验

现实主义在图画书中的新质，首先体现为一种以地方性和感官经验为起点的现实理解路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图画书为故事设置明确的发生地，这种在地性的强化并未削弱想象力，反而为故事提供了更为稳固的现实根基，使人们认识到儿童的情感体验与具体生活世界的牢固联系。这一趋势对儿童读者来说，有利于将他们的阅读感知与真实的社会空间连接起来，在连续的视觉呈现中感受深植于地方文化的童年精神气质，逐步认识现实的多样性。例如，《爸爸的茶园在山顶》（徐斌著、俞寅绘，2023年）通过采茶时指尖的黏痛、午间泉水的清冽等感官细节，呈现出山地劳动中坚韧而舒展的生命节奏；《喀什寻喵迹》（查璇著/绘，2024年）则借由巴扎的烟火气与即兴歌舞，营造出松弛而热忱的古城人文氛围。这些作品呈现的，并不是对现实环境的简单再现，而是一种以儿童性为核心视点的生活感受。

地方性与感官经验奠定了儿童现实理解基础，图画书的视觉叙事结构则能更好地参与对复杂现实的整体书写。因为相较于以情节推进为主的叙事，图画书更强调空间关系与时间秩序的可视化呈现，通过画面并置、翻页展示与节奏安排，使儿童在阅读过程中逐步理解自然、社会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邱承宗的生态绘本以空间剖面的方式呈现自然系统的内在结构，《盘中餐》（于虹呈著/绘，2016年）通过物候时序的展开，将日常饮食置入更长的自然与劳动链条之中，二者均显示出图画书在宏观结构与微观经验之间进行视觉转换的能力。从新疆皮勒村的地方生活叙事（《驼背上的梦想》，舒春著、刘向伟绘，2023年），到深圳小渔村的时代变迁书写（《大船》，黄小衡著、贵图子绘，2019年），再到毛乌素沙漠治理图景（《绿色的毛乌素》，段雪飞著/绘，2022年），这些作品通过空间变迁与视角并置，将个体生活置于时代进程之中加以观照，使儿童在差异性的生活经验中感知世界的共在状态。

在感官经验与视觉叙事的共同作用下，图画书还通过独特的文本设计，参与儿童对现实逻辑的理解过程。图画书往往通过翻页所带来的悬念和反转，使儿童在阅读过程中逐步体会现实中的真假事件和他者处境，从而在情感参与中理解生活的复杂性。例如，《牛言·蜚语》（许蚕原作、奇伟改编/绘，2022年）通过视角颠倒与双重结局的设置，引导儿童意识到单一叙述并不能穷尽事实真相，使儿童在反复阅读中主动思考现实表象之下的多种可能。在《小丑·兔子·魔术师》（林秀穗著、廖健宏绘，2018年）多线交汇式的时空书写中，儿童需在视觉选择与关系判断中理解现实。《这里，那里》（卢心远著/绘，2022年）通过可并行阅读的页面结构，将不同人生经验并置于同一叙事空间之中，鼓励儿童尊重、理解他者的经验。由此，图画书通过页面设置建构的开放性叙事，不仅拓展了儿童理解现实的路径，也使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在阅读过程中逐步显现，让其可感知、可理解。

沉重的现实如何以可承受的方式讲述

明晰了图画书的艺术特性对日常现实经验的适应、转化后，如何在现实主义精神指导下让图画书承载儿童经验便成为关键问题。图画书主要面向幼儿和学龄儿童，意味着它需要触及更早的、更难用语言表达自我的生命阶段。那么如何呈现这些年龄段的孩子面临的一些在情感上难以承受、在叙事上不易展开的现实议题，如失落、创伤等处境？

作为一种常被置于“睡前阅读”情境中的文本，图画书原本携带着温暖、抚慰与想象性的情感基调。因此，当它在有限篇幅中直面生活的艰难与不完满时，往往并不强化冲突，而是通过语图叙述空白中幽默感的衍生和情感克制，使现实以一种可承受的方式进入儿童经验。《我和我的脚踏车》（叶安德著/绘，2011年）并未正面放大贫穷带来的失落，而是通过孩子对母亲处境的理解以及“神灯许愿”中略带黑色幽默的天真想象，让失望被包裹在成长的收获感之中。翻页的空白设计可以创造“隐喻”的效果，《小黑鸡》（于虹呈著/绘，2019年）中鸡的家人被吃掉的残酷事实，是通过猫的页面行动轨迹和空白来呈现的，文字中“找不见了”标示空白暗示的恐惧和危险。一些具有成熟儿童小说创作经验的作家加盟，则催生出如《麻雀》（梅子涵著、满涛绘，2015年）、《桃花鱼婆婆》（彭学军著、马鹏浩绘，2017年）、《乌鸦眼》（曹文轩著、任保海绘，2024年）等深具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一方面，这种创作趋势使图画书的文字在叙事层次上更为深厚，承担着现实的张力；另一方面，带来了情感基调的变化，促成了独具风格的视觉传达。

在现实以可承受的方式进入儿童经验之后，图画书需要面对的，便不仅是个体困境的呈现，而是儿童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处境。这一表现难题在于儿童弱势地位、心理创伤与残障、留守等边缘身份的叠加，成人创作者需要建构一种可信、可靠的伦理立场，并能将其转化为普通读者可感知的情感体验。《父亲的月光》（罗榕榕著/绘，2024年）正是通过月亮这一美感的存在，让天生残疾的男孩醒悟自身的存在，并赋予读者希望。《青蛙小王子》（刘清彦著、六十九绘，2020年）则在童话结构中引入妥瑞氏综合征儿童的形象，使“特殊性”得以进入熟悉的叙事框架。相较于文字符号，视觉形象可直接呈现心理状态与行为姿态，而审美化呈现可以唤起读者的愉悦，从而实现儿童的身份议题从“被看见的对象”深化为“可被理解的主体”。

图画书也发挥注重细节的长处，通过“物”的叙事视角表达宏阔的时代情绪。《电线杆去哪儿了？》（李含著/绘，2024年）以电线杆的第一人称自述串联起城市现代化的景观，画面以冷静克制的风格呈现电线杆的变化，而文字则赋予这一“无生命之物”以温和、朴素的情感色彩。电线杆从被需要、被依赖，到被忽视、被替代，其“消失”并非突发事件，而是技术更新的结果。通过这种借物抒情的文图关系，作品避免了对社会变迁的抽象论述，而是在告别与沉默中唤起一种含蓄而深远的时代情绪。可见，图画书凭借多模态艺术特征在物质的现实书写上拓进，获得更丰富的介入现实的途径。

走向世界的现实主义精神

如果图画书能够讲好日常与沉重的现实，便自然具备了跨文化接受的可能性。换言之，原创图画书在现实主义精神上的成熟，使其不再依附于特定文化符号的解释，而是以儿童经验为中介进入跨文化理解的结构之中。在更大的价值尺度中审视现实主义精神，有助于我们总结可迁移的创作经验。

现实主义精神的辩证性在于，高度在地的生活细节，恰恰最容易被跨文化理解。原创图画书对市民街景的持续书写，正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街景、集市等题材高度契合图画书以情景认知为核心的艺术特征；另一方面，这类视觉书写又延续了中国传统风俗画的现实主义倾向。以周翔的《荷花镇的早市》（2006年）为代表，这类作品通过对食物、器物、服饰、职业与建筑的密集呈现，在画面关系中自然勾连起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与人际秩序，是一种社会缩影。在此基础上，市民街景的书写不断向当代生活延展。《西西》（萧袤著，李春苗、张彦红绘，2008年）“密集地”表现当代儿童游戏的情态；《你看见喜鹊了吗？》（戴芸著、郁蓉绘，2023年）通过长卷式的历史想象，使中国儿童形象被重新观看。因为集市、街景可以容纳儿童身体及气味、声音等感知，这些构成了儿童经验中最具通感性的现实形态。《翼娃子》（刘洵著/绘，2017年）、《我和爸爸逛巴扎》（周翔著/绘，2023年）等诸多作品也是如此唤起儿童对现实环境的整体感知，表明中国原创图画书创作已进行了有效的经验总结。

这些源于具体生活场域的经验，即便脱离原有文化语境，仍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被重新凝练，并在代际差异与文化调适中持续彰显现实主义精神。华裔创作者的图画书为此提供了有力验证。在《西洋菜》（陈郁如著、陈振盼绘，阿甲译，2021年）中，孩子最初无法理解父母关于贫困与节俭的记忆，也难以承受异样目光带来的心理压力，但随着家族历史被逐步讲述，日常饮食转化为理解他者处境的入口，从而重建起亲代之间的情感联系。类似的作品还有《午餐盒里的中国味道》（少君著/绘，小奇译，2026年），二者都将食物作为连接两代人家庭记忆、移民经验与儿童当下生活的情感触点。在此，食物并非文化符号的简单展示，而是一种可被儿童身体感知、可被反复体验的现实媒介。

可见，现实主义精神融入图画书后，赋予了现实经验可感知性、可承受性与可迁移性，并创造出具有原创力的精神标识，进一步助推原创图画书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22&ZD27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