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人工智能已嵌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诸种模型的加持下，我们寻求答案的过程被无限缩短。今天，问题比答案少，方法比困难多，制造的虚拟往往比真实更真实。不过，疑难的消失同时也是叙事艺术备受冷遇的时刻：既然问题都解决了，何必再劳烦文学去寻找“金羊毛”？因此，站在2025年岁末回顾这一年的文学，我们首先感知的并非这一年的文学成就，而是文学的不易与坚守。文学是一场不断重启的解惑练习，也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精神探寻。

亲情辩证法

疏离与认同的拉锯

暌违四年，刘震云推出了第十一部长篇《咸的玩笑》。上一部《一日三秋》写的是笑话，近来接受采访，他比较了这两本书，认为“笑话是个体的东西，玩笑是个体跟公众之间的关系”。当然，也不妨把这条比较的延长线推得更远：新世纪初秩以来，当刘震云写完《一句顶一万句》，日后他所有的创作，都只是要超越这部作品。

文学里的超越分两种：一种是藉由“误读”走出“传统”；一种是不断擦亮“传统”确定的母题。《一句顶一万句》确立了哪些“母题”？首先，是从民间立场的质询，回撤到民间内部的对话；其次，把原本用以揭露的缠绕风格，移作观察贩夫走卒心灵的一面透镜；最后，此前《一地鸡毛》中小林力图挣脱的关系之网，在此成了主人公苦苦寻求的情感联结。《一句顶一万句》里，本是次要人物的经理小温，道出全书核心题旨：“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从《我不是潘金莲》到《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再到《一日三秋》，我们一次次走进作家的故乡延津，也一次次发现：故事虽然不同，这句话的分量丝毫未变。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根底在于“亲人不亲”；正因为不亲，所以“亲人”不在身边，而在远方，于是那些孤独者踏上漫长的“寻亲”之旅。

《咸的玩笑》的引言和尾声，被冠以“正文”，正文写作“题外话三十三章”。引言写小和尚智明：幼年时，智明因在家中受虐待，从泰安跑到延津出家。这条路线，同正文里杜太白的轨迹恰恰相反：杜太白是延津人，起初是中学语文教师，因与校长就学术问题争执殴斗，被人拍下来传到网上。被学校辞退后，杜太白做起了红白司仪，又因一次错位拍摄，身陷“咸猪手”风波，再次丢了饭碗；再后来，更是阴差阳错被关了半个月。《咸的玩笑》一大新意，大概便是作者除了写杜太白寻找知音的行路，也写他的心路——行路局限在延津一隅，心路的部分，欲寻知音而不可得的焦灼，用了较多笔墨。该书另一新意，是刘震云对民间另一面相的照亮。作家此前的作品，民间与庙堂、底层和精英，赫然相峙。所以他更愿意暴露后者的“藏污纳垢”，之于民间，反以无限体认接纳下来。也就是说，《一句顶一万句》里老杨、杨百顺、牛爱国等人何以难寻知音？这件事的源头被作家隐去了。及至《咸的玩笑》，人们终于亲见一个零余者的来踪去影，并且看到了与世界互为镜像的延津（民间），是怎样“把一个知识分子，弄成了一堆垃圾”，又是如何在杜太白痛苦时，“一人向隅，全民皆欢”。

在该书尾声，作家以后设姿态现身主人公最终抵达的泰安，坐在杜太白与春芽开的饭馆，见证了杜太白如今的美满与新生：通过走出延津，杜太白找到了延津所没有的亲人。

今年作品中，班宇小说集《白象》中的《清水心跳》一篇，同样蕴藉着此类亲情的辩证法。小说主人公“我”是一个混迹影视圈的青年作家。某天夜里，友人邀“我”到酒吧一坐，在那里“我”遇到了女演员赵晓初。因有东北同乡之谊，赵晓初那晚对“我”倾诉了大半身世，包括她为何要来北京闯荡：在遭遇某次未遂的性侵后，父亲找到嫌犯用私刑处置了他，后来父亲由于此事失踪。迫不得已，母亲把赵晓初送到北京。写到这里，小说已有一个细节被大段的独白、对话掩盖：赵晓初愿意从三十公里外的顺义赶来见面，欲在影视圈有所作为仅是幌子，她在看了“我”的小说后似曾相识，才是问题的关键——那个在“我”的书中反复出现的“李小天”，正是当年意欲性侵她的炼油厂工人。但翌日重逢时，“我”也向她坦白那人是“我”的表哥。赵晓初因这个人骨肉离散，这个在性侵前已经疯掉的表哥，同样走进了黑夜深处。

班宇的叙事依赖于巧合，但并不结束于巧合，他也藉此刻写下那些身在异乡的东北人的处境。桑梓之谊意味着知音的可能：某种意义上看，“我”和赵晓初是仇敌，但值此凛冬，“我”也愿意陪伴着她，“就这么走下去，就这么写下去”，直到历史的巨轮从他们身边碾过。

如果说这是一种面向历史的哀悼，林雪虹的非虚构作品《林门郑氏》亦可如是观之。在那些倾泻而下的叙述中，作家对母亲不是持以简单的爱或恨，而是掺杂着不满、怨怼、疏离、愧疚、同情，以及最后一点点迟来的认同。因为是回忆，以上情感并无严格次序，往往随事生发；反思的贯穿，又让作家的哀悼始终摇摆在不满与愧疚、怨恨与同情、疏离与认同的两端。

林雪虹一方面痛惜自己的母亲，包括她为何要嫁给父亲，为何原本有着一番事业的她，最终没能成为一名独立女性；另一方面，她也从母亲和父亲的同谋关系中，洞穿母亲一辈子的志向是去服侍、满足毫不负责的丈夫。对林雪虹来说，写作《林门郑氏》不是要完成一部书稿，也不是为了“与忘却之痛苦作斗争”（《哀痛日记》），相反，写作对她意味着一种检讨、一次旷日持久的反省，检视这个女性与那位暴君、那个家庭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探求这个女性一生的心路：她不仅可以容忍丈夫一生的欺侮，还与他保持高度一致，把子女的质疑看作忤逆。究竟是什么让母亲既是受害者，也变成一个施害者？对观《咸的玩笑》，可知《林门郑氏》不曾述及类似“泰安”这样的应许之地，作者亦无力给出答案。但正是在那些悬而未决的地方，我们听到书页间作者的呼救：逃离之前，她反复求告；逃离之后，童年暗夜仍在袭扰着家的图景。那么，何处才是原生关系的逃生出口？

寻人与寻己

个体命运的双向叩问

作为宋尾的第三部长篇，《不存在的她》不仅拓宽了作者的重庆故事疆域，也赓续了此前两部长篇（《完美的七天》《相遇》）的侦探小说写法。较之传统侦探小说，宋尾始终致力于向读者呈现复数的真相，在他看来，事实的真相或有一个，动机的真相（人心）必有数种，因此重要的不是侦破谜底，而是侦破人心。在《完美的七天》里，“我”踏上寻找李楚唐爱人杨柳的旅途，但随着调查愈发深入，杨柳的下落已不是最重要的事，侦破的重心转移到男性叙述者身上。两相来看，《不存在的她》首先是减少了叙述侦探的部分，这一次，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心无旁骛地观照了侦探的目标黄秋芳。尤为重要的是，随着黄秋英以第二人称独白现身，《不存在的她》的体裁已由“寻人”的侦探小说（通俗文学）过渡到了“寻己”的成长小说（经典文学）。黄秋英不是等待侦破的目标，而是一个自为的个体；男性的疑问和惶惑，在此被女性的笃定与成长取代。

由“寻人”复归“寻己”，在谈波的《海边列车》中一样有迹可循。这部长篇的背景与班宇的《清水心跳》相隔四十年，故事兼有数个面相：从宏观时空来看，它写的是东北工业衰落前夕，工人的劳动、生活与爱情；就微观角色而言，《海边列车》涉及的是不同人物在历史关口做出的抉择。谈波也在这里埋下他对那段历史的洞悉：化工厂副厂长胡运升在市场经济下迅速褪去工人阶级本色，通过侵吞国有资产而跃升为新贵；工程师陈呈章，一个从“改革文学”走出的知识分子，不计“伤痕”与嫌隙，赤诚延续大厂的命脉；“厂花”金素，先是在胡运升与浪荡子李天南之间摇摆不定，后在众人撮合下与陈呈章走到一起。在得知李天南尚在人世，金素又义无反顾南下寻找自己的爱人；林雪鸽，尽管她的性格和金素迥然不同，但两人又都可印证女性在“新时期”的觉醒。总之，通过对不同人物命运的打捞，《海边列车》由静态的历史画卷摇身一变为动态的时代风暴。如今我们可确认那是“现代性”重启的时刻。

再来看东来的长篇《涉过歧流》。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出生于一个赤贫之家。读初中时，他偶然被角色互换类节目选上（原型是湖南卫视的《变形计》），并得益于此，进入县城一中求学。主人公的父亲不久因劳作亡故，百般困境下，他开始给媒体写信自陈身世。命运的垂怜也再度降临：曾与他互换生活的男孩家庭，决定接他到斯城收养，让他进入那里的一所贵族中学。然而，养父母后来与他断绝了来往，主人公一面在大城市谋生，一面在当地完成了学业。故事行进于此，可以发现《海边列车》的金素与林雪鸽，正是《涉过歧流》里“我”的先行者——她们早于“我”三十年搭上了那辆开往未来的列车。东来也是如此设计主人公的，不过，在《涉过歧流》的时空，“现代性”的工程已接近“完成”，阶层的固化又让跃升愈发如同幻景。这些后来的乘客，是否还能像林雪鸽那样如愿抵达他们的未来？较早回答这个问题的，是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东来的笔触无疑含蓄一些。

三十年前，林雪鸽梦见她与金素开走了那辆停在工厂的废弃火车，这是自由与希望的象征，那时的人们抛开历史，大步走向将来；反观《涉过歧流》，东来只能用主人公重访出生地燕子巢黯淡地收束整个故事。这一结尾，是否暗示了“走向世界”冲动的消散，抑或报告着“历史”的重来？不得而知。笔者可以确定的是，东来的主人公如想找到他的“自我”，只能求助于thirdxelf（意为“第三自我”，语见李洱小说《应物兄》），那也是火车抛锚时，唯一可让他的“旧我”与“新我”并存的方案。

谈及雷默的《水手》之前，不妨回想一下《人生》《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篡改的命》等作品。这些小说各有成就与局限，但底色都是“向上”，它们贴合于近一个世纪人们对于成长的理解：成长的路径理应叠加于向上跃迁的道路。如此叠合，主人公的命运即随外在的事态而改变，他的心性不变，他的生活是“各种差异对立状态的交替，如成功与挫折、幸福与不幸、胜利与失败等等”（文艺理论家巴赫金）。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类成长小说中，经典成长小说的“自我教育”，或“艺术家成长小说”中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冲突，是缺席的。此间原因很复杂，未必是作家之咎。同上述作品相比，《水手》显然不够“现实主义”，但它是一部纯粹的成长小说。书中的主人公从未渴慕“世界之都”与财富的中心，他以漫游小说的异国情调和考验小说的一系列锤炼，展示了成长的另一种可能性。借用一位论者的话说，主人公“我”不是向上跃迁，而是将自己放逐到更加底层的人群（水手兄弟）与更大的不确定性（海洋）之中，由此他找到自我，完成了一次“向下超越”。

日常见灵晕

庸常生活的诗意突围

《水手》的故事背景与《涉过歧流》的时空最为接近，家境的优渥，使得《水手》中的“我”无须为生计担忧，高中没念完便辍学了，终日在街上厮混。在他那里，幸福从不系于向上跃迁，可幸福究竟是什么，他也浑然不知，只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循环里轮回”。从某种角度而言，“我”的形象也肖似于“艺术家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其先驱首先是19世纪的德国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人物，此后亦有爱玛和于连），正是这批人最早发现了日常生活里神秘性的消褪，痛感理性的祛魅与现代生活的重复，试图用写作召回业已消失的幸福的战栗。从这里出发，我们便进入本年的另一批作品。

首先是齐东的三篇元小说：《河南讴》这篇，主人公路明曾在监狱系统工作十四年，“有了两个孩子之后，路明的生活完全毁了”。为什么呢？因为回到家他就要洗碗，洗完碗要给小妹妹冲奶与煮蝴蝶面，连哄带骗喂完，还要给孩子冲澡与换纸尿裤……以上这些都被他视作苦役，他感到“生活里的一切都在摧毁”他的写作。《米粉店里的舒尔茨》是一篇借着舒尔茨与郁达夫来自怨自艾之作。小说对舒尔茨的虚构含有明确的移情想象：舒尔茨是一个患胆囊炎而彻夜写作的大师，叙述者“我”是投稿即石沉大海的新人；舒尔茨是连婚姻殿堂都未走入、仿佛献身文学的烈士，叙述者“我”投身文学的下场是“收获了无数发表不出去的垃圾小说，还有一个憎恶我的前妻”；舒尔茨至少留下一部被全世界追踪的遗稿《弥赛亚》，叙述者“我”只会抱怨生活毁掉了他的写作，而写作又被职掌灵感的缪斯遗弃。《宋朝的老虎》有助于我们从总体性上把握“艺术家成长小说”晚近以来的歧路。这一篇写的是两个在网上交谈的写作新手，他们分享彼此的素材，交流小说写作的困境与意义。可通读整篇小说，我们发现两个人中的“红”仅仅是“我”的幻想：“我”原想通过写小说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纠正现代性的重复，但经验的匮乏与虚构的无力，最终只是让“我”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齐东的这三篇元小说蕴藉着同一个“艺术家成长小说”的主题，但由于它们同时也是症候式的文本，所以主人公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反观牛健哲的小说集《现在开始失去》、李唐的中篇小说《存在之虹》以及沈大成的新作《白文鸟公司》，则与齐东的小说构成一组对照。

《现在开始失去》是牛健哲的第一本小说集，其中同题作品写的是一对恋人渐行渐远的过程，只不过作家把全部功夫都放在了深描两个点（确定恋爱关系、恋情的终结）之间的空白上，同时又以他者面孔的模糊喻示关系的疏离。其中，《盛大》一篇写的是精神行将崩溃前的种种迹象，这也是一个绝对新颖的写法，作家不仅让主人公的身体与精神发生互文，也让我们在他的抽搐中感知其精神的悲苦。《音声轶话》中，牛健哲虚构了一种具有成瘾性的洛佐语，以此放大了当下语言污染的严峻性。这一篇使人想起安德烈耶夫对语词“实体化”的偏爱，对牛健哲来说，他所挑选的每一个意象，则是在为精神危机赋形。当精神危机清晰到纤毫毕现的程度，笔法之细腻又有如贴着读者的神经来写，读这样的小说，真实就会导向战栗。

在这本小说集里，笔者最喜爱的是《这个夜晚可以》。尽管本篇有一些细节不那么合乎规范，但我们仍能从这个质朴无华的故事里，察觉到作者的另一种才华，亦即把完全相反的感觉融合在一起：一面是温柔和煦，一面是晦暗惊险。二者融合之后，又从中升腾起一种诡异的温柔。《这个夜晚可以》所书写的故事，在我们每个人生活里都有可能发生，那就是陪一个人走一段夜路。这是再寻常不过的小事，却也能考验一位作家的笔力。文学的质感从来不在于编故事、造奇景，而在于从庸常生活里萃取经验的灵晕。

在《存在之虹》里，李唐写到的是童年的灵晕：某天午睡醒来，“我”看到身边同学仍在熟睡，这个时候除了四台电风扇嘎吱嘎吱转着，整个教室阒然无声。“我”于是猛然觉悟到自己是一个孤零零的存在，此刻已被正常的时间秩序放逐——“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诸如此类的体验日后还有一些，但它们无一例外都在主人公成年之后消失了。仍然记得这些是痛苦的，更痛苦的则是身边亲近的人对此也嗤之以鼻。在李唐的小说里，“我”的生活便是怀揣着秘密行走在人世，有时“我”也会想起那些被真实与赐福环绕的瞬间。而在沈大成的《白文鸟公司》里，“存在之虹”却被演绎到了俯拾皆是的程度。

沈大成是当下值得期待的城市文学作者，她惯以戏谑又裹挟着荒诞玄学意味的笔调，对现代都市展开充满奇思的玄想。在《白文鸟公司》中，主人公汤加是个略带悲情色彩的小职员，他终日周旋于毫无意义的工作之中，却能凭借一种想象的视觉，恍若“返璞归真”般化身19世纪的法国工人——他们“吞噬着工厂的烟尘，呼吸着棉花的花絮，让铅白、水银以及生产人间杰作所需的种种毒药都渗透进自己的身体”（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他对此浑然不觉，兀自欣赏着城市的美景。

综观本年文学作品，无论是寻求知音，还是寻找自我，作家们都能把故事置于历史的经纬加以展开。毋庸讳言，这段历史也正是现代性的历史——随着《海边列车》发车，黄秋芳与《涉过歧流》中的“我”，才有望奔赴他们的世界之都，只是抵达之后，他们也会明白自己是一个迟来者。如果说不逃离便没有自我实现的可能，那么逃离之后，这种可能性依然在饱受着意义消失的嘲弄。此一二律背反的境遇，与班宇、齐东笔下的青年作家殊途同归。在这个意义上，《白文鸟公司》毋宁提供了一条解救之道：面对城市生活的一体两面，汤加既忍受着“必要”的异化，也欣然领受每天都会降临的奇迹。这大概也是一种thirdxelf：既不为毫无意义的工作强作辩护，也不对现代性发出卢梭式的激烈抨击；汤加坦然接纳生活的复杂与矛盾，让日常与灵晕得以共存。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