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等系列相关政策，同时先后实施两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并接续推出《“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持续完善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与特殊教育支持体系。这些都为我国残疾人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指明了方向。

作为新时代文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残障题材儿童文学创作日益丰富，让更多孩子得以看见多元的生命样态，理解差异、尊重不同，形成健全的生命观。基于此，我们将目光投向残障题材儿童文学创作，展开相关观察与探讨。

——编 者

进入新时代，我国残疾人事业持续发展，残疾人的文化权益、社会参与和融合发展受到高度重视。随着新时代儿童文学观的进一步成熟，残障题材儿童文学创作日益丰富，书写对象和表现范围不断拓展，人物塑造也由横向拓展走向内在深化，逐渐突破单一化、模式化的书写局限。儿童文学对于残障儿童的书写，愈发侧重引导读者体察真实多元的残障童年，跳出刻板的叙事框架，呈现人物丰富复杂的成长状态，凸显残障孩子冲破社会偏见的主体建构力量。与之相应，作品里的残障成人形象也挣脱标签化塑造，常常作为精神向导参与少年儿童的成长历程，更多地扮演着儿童成长的“引路人”角色。整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从残障类型与个体生命体验、成长状态与主体意识等层面，不断拓展残障人物的书写深度，显现出真实化、立体化、主体化的创作走向。

走进真实而多元的残障童年

步入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不断拓展残障儿童的人物光谱，极大丰富了中国式童年的文学样貌。创作不再止步于残障病症本身，开始重视同一残障群体内部各不相同的生命境遇与个体性格。残障儿童形象逐步告别符号化、模式化的写作套路，向读者呈现出层次丰富、面貌各异的残障童年图景。

自二十世纪初现代中国儿童文学诞生起，各类残障儿童形象便陆续进入儿童文学作家视野。然而，由于智力与精神障碍儿童在外表及外显能力上与普通儿童差异并不显著，因而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进入新世纪后，智力障碍儿童逐渐受到关注，但其他内倾型残障儿童的书写仍较有限。步入新时代，随着残障观念的发展和对儿童科学认知的深入，内倾型残障儿童得到更多关注，与之相关的文学书写与形象塑造显著增加。其中，对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儿童形象的塑造呈现集中增长态势：从刘清彦的《弟弟的世界》（2016）到巩春林的《白屋子黑眼睛》（2026），大量贴近现实的孤独症儿童形象走入读者视野。部分作家还将目光投向创伤型精神障碍儿童：如汪玥含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2014）中的林岚、黑鹤的《驯鹿六季》（2017）中的男孩都因亲历亲人去世而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并伴随失忆、暴食或失语等症状；赖尔的《女兵安妮》（2020）中的安妮则是在目睹日军暴行后出现PTSD和失忆症。除此之外，文学作品涉猎的残障类型的整体边界在拓宽：譬如，听障儿童形象不仅包括完全失聪者，还有一木秋的《茉莉的耳朵》（2023）中的茉莉，是单耳残障的听力受损者，海林林的《转身听见》（2024）中的娅娅，是能依靠助听器感知声音的听障者。此外，残障人物谱系中既包含先天残障儿童，亦出现如谢倩霓的《草长莺飞时节》（2012）中的柳莺莺这样的后天残障儿童形象。这些细微的差异深刻影响着残障儿童的认知方式与成长经验，也丰富了儿童文学中的残障儿童童年图景。

新时代儿童文学对残障童年图景的呈现不仅表现在残障类型的横向拓展，更体现在对残障经验的纵向挖掘上。在儿童文学界，创作主体残障经验的普遍缺失，往往也会在客观上削弱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的真实性，常常表现为以固定特征对应特定残障类型。这种艺术处理方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人物特征的典型性，却会遮蔽同类残障者之间的个体差异。新时代以来，越来越多作家开始重视个体经验的真实性，并通过采访调研、接触残障群体及参与相关工作等方式深入其生活，以呈现更加真实多元的残障童年。

对残障儿童形象与童年图景的真实呈现，主要体现在对残障经验的真实表征上，最典型的即是对视障儿童的感官经验呈现。此类书写不再局限于视障儿童面对的黑暗困境，而是更加深入地表现其多重感官经验。比如，孟宪明的《花儿与歌声》（2017）中的心明，能够凭嗅觉和触觉察觉到河水的减少、小鱼的消瘦；郝周的《白禾》（2020）、牛鑫志的《你好，小鼹鼠》（2021）和舒辉波的《听见光》（2024）等作品，依托采访调研或作者自身经验，以更加自然和融合性的笔调展现了听障儿童多重感官能力在日常生活中的综合性运用。此外，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经验呈现也更加科学和多元：胡永红的《我的影子在奔跑》（2014）以第一人称视角向读者展示了高功能孤独症儿童的生活困境与内心世界，解释了其面对的社交障碍与超凡的数学逻辑；王如的《星星河》（2018）中的黎星星与袁晓君的《星星的孩子》（2019）中的萌萌，同为低中功能典型孤独症者，面对着相似的自理障碍、社交理解障碍与语言发育迟滞。周锐的《吹鲸哨的孩子》（2016）与巩春林的《白屋子黑眼睛》都向读者呈现了真实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群像，两位作者通过扎实的深入考察与定期采访，刻画了一个个生动且拥有差异化残障经验及童年图景的孤独症儿童形象。

总的来说，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中的残障儿童形象在残障类型的覆盖上持续拓宽，对残障经验的表征更加真实丰富，呈现了多元而真实的残障童年图景。

超越模式化的复杂成长面貌

在残障童年图景越来越丰富的基础上，残障儿童形象逐渐突破固化的塑造模式，呈现出更加复杂而完整的成长面貌。他们不仅拥有丰富多样的个性与情感，也如健全儿童一样，需要面对亲情、友情、理想等普遍的人生课题。

人物塑造的复杂化是新时代残障儿童形象突破模式化塑造的重要表现。以往作品中的残障儿童常被置于相对固定的形象模式之中：或是敏感脆弱的弱者与受助者，或是纯真善良的“天使”，或是乐观坚强、克服困难的励志者，或是孤僻、神秘的封闭者。部分模式特征还容易与特定残障类型形成固定联系，如智力障碍儿童往往被塑造成善良的天使形象，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也有被塑造为神秘的封闭者形象的倾向。这类书写虽然能引起读者的关注，却容易遮蔽残障儿童真实的特征差异与成长需求。

进入新时代以来，残障儿童形象逐渐突破了“单声部”的塑造模式，呈现出“多声部”的丰富面貌。以智力障碍儿童为例，相关书写不再仅强调其“善良”与“天真”，而是更加注重人物性格的多重侧面及个体之间的差异。在曹文轩的《丁丁当当》系列（2012-2013）中，丁丁与当当不仅有着善良的品性，也表现出近乎执拗的韧性和较强的共情能力。兄弟二人在性格倾向与危机处理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充分展现出智力障碍儿童形象之间的个体差异。舒辉波的《河底的秘密》（2013）中口吃且智力落后的小八则更具矛盾性：他怯懦、自卑、脾气暴躁，内心深处又有对家人的依恋与善意。正是这些看似冲突的性格侧面与不完美的复杂性，使其形象塑造更加立体丰满。黄蓓佳的《童眸》（2016）中眼睛斜视的闻庆来有极强的自尊心与自卑感，他会通过智力反击、借助实力证明自己，同时其内心深处也藏着善良与脆弱的一面。刘海栖的《街上的马》（2020）中的腿疾少年何健以冷静坚毅为性格底色，面对欺凌时不卑不亢，对朋友与亲人则表现出温柔细腻的一面，这也赋予了他极大的人格魅力。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残障儿童形象跳脱出了模式化的塑造框架。儿童文学作家们致力于挖掘残障儿童性格的矛盾性与立体性，丰富了新时代残障儿童形象的人格内涵。

残障儿童成长面貌的复杂性还体现为人生成长课题的不断丰富。以往儿童文学中的残障儿童形象往往围绕残障本身展开，人物的生活多集中于治疗、克服残障与社会接纳，残障几乎成为其人生的中心。这种塑造虽能突出人物的特殊处境，却容易忽视残障儿童同样需要面对的普遍的成长问题。新时代儿童文学逐渐将残障儿童置于更加具体、普遍的生活之中。残障虽仍会影响其身体经验、社会交往与自我认识，却不再必然构成人生叙事的核心，而只是成长经历的一部分。舒辉波的《天使之翼》（2021）中，对天翼的单眼视力障碍着墨不多，天翼最重要的成长课题是学会面对与亲人的离别和死亡，以及如何在与死亡的朝夕相处中找寻到奔赴未来的希望。《听见光》中，对于哲源而言，更关键的成长课题是选择——在“能力”与“热爱”之间如何作出抉择，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找到未来的方向。这类塑造突破了原本以残障为中心的模式，展现了残障儿童更加多样的成长路径与生命追求，既为残障儿童读者提供经验参照，也为非残障读者开拓了新的思考视角。

通过复杂人物特征的呈现与多重成长课题的展开，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逐渐摆脱了标签化叙事模式，更加生动鲜活地展现出血肉丰满的生命姿态与成长面貌。

打破社会偏见的主体性建构

主体性建构是新时代残障儿童形象塑造进一步深化的重要表现。新时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逐渐挣脱健全中心主义的社会偏见束缚，文学作品中的残障儿童角色也得以在成长中建立起自我主体意识，摆脱他者定义并接纳自己的特殊身份。

在儿童文学的形象谱系中，残障儿童曾长期处于边缘化位置，并以被动接受的姿态存在于叙事中。进入新时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残障儿童形象成为作品的主角，居于叙事核心。他们不再是健全儿童的陪衬，而是有着自我意识、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独立主体。《草长莺飞时节》中的柳莺莺、刘海云的《无腿裁判》（2017）中的吉平、汤素兰的《绣虎少年》（2024）中的梓屹、童喜喜的《飓风回家了》（2025）中的小树等残障儿童形象都是叙事中的主角，故事围绕他们的成长发展铺陈情节，向读者发出了他们自己的声音。在《无腿裁判》中，失去双腿的吉平在担任孩子们比赛裁判的过程中重拾初心，成为足球比赛裁判的愿望在他心里生根、萌芽。在《绣虎少年》里，背部和下肢畸形的梓屹在成长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长处和兴趣所在，他没有因为世俗的偏见就放弃绣花，也没有因为班主任的劝诫而放弃艺考，而是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热爱的道路。

此外，新时代以来的残障儿童配角形象也不再是功能性、符号化的存在，他们同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意识。譬如在一木秋的《头脑国历险记》（2023）中，主角丹丹和腿疾少年程天、瘫痪女孩杨小枝在互帮互助中各自成长——丹丹并非完美的主角，胆小的她在残障儿童朋友们的帮助下学会了勇敢，程天和杨小枝也在丹丹的帮助下学会拥抱现实生活，他们都在成长与互动中建立了各自的主体性。

残障儿童主体性的建构还体现在角色对自我残障身份的认同与接纳。相较于健全儿童，残障儿童的身份认同更容易受到社会偏见声音和凝视的干扰，歧视性的话语或目光会影响他们，引起他们的身份焦虑和自我排斥。《草长莺飞时节》中的柳莺莺在手术后因身体的残障和面貌的改变而痛苦，无法忍受同学们怜悯的目光。在《茉莉的耳朵》中，只有一只耳朵的茉莉被同学们嘲笑为“怪物”，对自己身体的自卑让她走在路上连头也不敢抬。这些孩子都在外界的凝视目光中对自我的身份产生焦虑，却也在成长中完成了不一般的精神蜕变。莺莺最终学会以乐观面对现实，重拾希望和动力。她接受了自己的残障，并因此更加珍惜现在已有的一切。茉莉最终也接受了自己的身体，认为只有一只耳朵也是自己的“财富”。通过成长中不断地自我对话和自我认识，他们不再将残障的身体视为自己的敌人，而是欣然拥抱自己的身体与身份，真正意义上接受了“自我”，为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内在支撑。

不难看出，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中的残障儿童形象逐渐摆脱社会偏见与他者目光的束缚，在参与现实实践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彰显主观能动性，并在认识、接纳自身差异的基础上形成自我身份认同，在主体性建构中深化了形象塑造。

相较于丰富的残障儿童形象，新时代儿童文学中的残障成人虽仍较为有限，却也在儿童的成长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他们同样摆脱了“被照顾者”的弱势姿态，更多的是以特殊“引路人”的身份参与儿童的成长。譬如《白禾》中的童师傅、《听见光》中的艺术团前辈和《绣虎少年》中的张医生，凭借切身的残障经验，为残障儿童提供生活经验、精神支持与人生参照，引导他们正视自身差异，帮助他们探索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另一方面，舒辉波的《逐光的孩子》（2020）中的齐老师、曾维惠的《无声的爱》（2022）中的屈老仙人和《亲亲你的眼睛》（2022）中的夏叶父母等残障成人形象，则在教育实践与家庭养育中引导儿童。他们以残障身体承担起巨大的社会责任，不仅在言传身教中向残障儿童传递对生命价值与美德品性的认识，也帮助非残障儿童理解与尊重残障。由此，残障成人不再只是被关怀者，而成为经验传递者、价值示范者与儿童成长的重要引导力量。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残疾人事业稳步推进，平等共融的社会理念持续普及，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笔下的残障人物书写，从题材范围的铺陈转向精神内核的挖掘。中国儿童文学对残障人物的多层次书写，映照出新时代尊重个体差别、推崇多元融合的价值取向。这既拓展了残障题材的文学审美空间，也能够启发读者建立健全的身体认知，理解并拥抱差异化的生命姿态。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22&ZD27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