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喜”与“悲”

相比前面讨论过的武侠、推理、玄幻、魔幻、言情、恐怖叙事，科幻叙事大概是当前最“主流”、社会认可度最高的一种，因此正在某种程度上变成类型叙事中最复杂也最“拧巴”的一种。

自从2015年刘慈欣获“雨果奖”，2019年郭帆导演的改编自刘慈欣同名小说的《流浪地球》票房超过46亿，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全社会都知道了科幻这种类型叙事在文化和经济上的潜力。在此背后，则是商用领域科学技术，尤其信息科学在近二三十年快速发展。互联网、个人移动终端、多模态大模型，这些东西让我们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未来已来”。几百年来，“现实主义”都是文学艺术中的绝对主流，而现在“科学幻想”似乎正在成为表现“现实”的另一种方式。

这会让我联想起人类历史上的某些时段。比如19世纪又被称为“科学的世纪”，热力学、电磁学、生物学、医学的发展，让那个时代的人们切身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正在从根本上被一点点改变，于是玛丽·雪莱、儒勒·凡尔纳、H·G·威尔斯

带来了科幻叙事。生活在网络购物、视频直播、二维码付款、大数据算法中的我们，和19世纪第一次用白炽灯、打电话、坐火车轮船的人们一样，需要一种名为“科幻”的方式来宣泄我们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浪漫情绪。

哪怕是一些壮丽的正剧或悲剧，里面也承载着我们对于发展的“沾沾自喜”。

但与此同时我们大概也知道，科学的发展总会带来一些问题。且不说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生态演变，大家都能感觉到，那些看似能让生产效率成倍提升的科学技术，并没有让所有工作都变得更轻松，也没有让所有人的心态都变得更平和。现在看一看社交网络上人们的抱怨就会知道，似乎信息科学越发展，一些专业技术或行政管理岗位反而更忙，且这种忙，未必指向明确的价值创造。不少人因此迷茫、内耗，比如不少人怀念即时通信发明之前的工作状态——他们当然不会想那时候下班之后约会、恋爱想碰个头有多麻烦，只知道没有微信、钉钉，下班就是下班了。

于是，那种对于发展的“沾沾自喜”就要和反思、批判联系在一起，形成科幻叙事独有的复杂感。

这就导致科幻由乐观催动，但结果往往导向悲观。比如20世纪40至60年代的“科幻三巨头”，阿瑟·克拉克、罗伯特·海因莱因、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创作中，有科学的迷人、未来的魅力，但同时也会让读者看到自己的一身毛病，知道我们如果就这样走向未来，肯定是不行的。

乐观和悲观的并存，催生了科幻叙事两个既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的面向。

二、有用还是无用

科幻创作者的创作人格，经常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前一半以作家之名，行“先知”或“异教徒”之实，故事、人物、场景不过是障眼法，批判现实、影响未来才是他们真正想做的。后一半正好相反，“未来”本身变成幌子，下面兜售的其实是新奇的脑洞、炫酷的视觉效果、恐惧或刺激的审美体验，和现实没什么关系。

很多读者、观众、玩家对科幻叙事的兴趣起因于后者，但倘若只有后者，科幻便不足以成为科幻——科幻越不仅仅是消闲解闷的东西，人们就越会对前者有所期待。

看看比科幻更不“严肃”的其他类型叙事，这个道理会变得更明白。

看武侠小说，有时你会分不清自己想看的到底是打打杀杀还是热血、义气得到伸张；看侦探推理叙事时，死亡现场的可怕、凶手的可恨，和案件背后的逻辑、智慧同等重要；看言情片时，我们会在俊男靓女带来的荷尔蒙冲击中，分析一个时代的人们是变得更浪漫了，还是更物质了。

这就是类型叙事的命运，越是离奇、超现实的东西，我们可能越会将之与现实联系。对于科幻来说，一旦浮华褪去，人们总会在意科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命中了未来，又在多大程度上改写了现实。

只要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简要的梳理，就会发现科幻的“拧巴”之处。

一部分人认为科幻影响了现实中的科学技术发展，其中一个特别典型的例证是阿瑟·克拉克和卫星技术的关系。1940年代，克拉克发表过一篇讨论人造地球卫星的论文，1965年第一代国际通信卫星发射，后来“地球静止轨道”被命名为“克拉克轨道”（Clarke Orbit），克拉克也在文章中调侃自己错失了十亿美元的专利费。看似这是一个“科幻”影响“科学”的绝佳案例。但实际上这里面暗藏玄机，比如，克拉克发表这篇文章时，他还有一个身份，是服役于英国皇家空军雷达方面的技术工程师。某种程度上，克拉克“刚好”也是个写出过有世界级影响力作品的作家，才成就了这段佳话。再进一步细究，“地球同步轨道”（比“克拉克轨道”更大的概念）在1920年代已经被提出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是对于美国军方还是具体的工程团队，似乎都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们受到了克拉克文章的影响。这多少有点像是文学史研究者愿意说某个作家对思想史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但翻开真正的思想史，就会发现文学家在其中占据的篇幅少得可怜。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2021年“元宇宙”概念大火，很多人便翻出尼尔·斯蒂芬森1990年代出版的《雪崩》，试图证明小说发明元宇宙概念并写出了2K分辨率的头戴设备是预言了未来。但从头戴显示器等元宇宙的周边设备从1960年代至今的发展历程来看，艺术的设想和现实中的研究、发明、生产很可能是两条平行线。现实中的政治博弈、真金白银、无数血汗让科学技术不断丰盈，瓜熟蒂落的前夜作家也受到了时代的召唤，于是小说中的“Metaverse”比扎克伯格的“Meta”更早出现在世人眼前，艺术与未来这两条平行线出现了一种虚幻的交叠之感。

从这个层面看，我愿意相信科幻这种类型叙事对现实的“命名”能力，但对其能否影响现实、改变现实很是怀疑。

近十年，小米等中国的科技行业有一波向传统制造业进军的浪潮，小米的创始人雷军说自己特别喜欢《三体》小说，认为其中的哲学思考对自己很有启发，“降维打击”等概念对他制定公司发展计划有很大影响——但我们能说没有《三体》就没有小米汽车吗？只要看过《三体》的人，都会知道刘慈欣的降维打击和雷军的有多大差异，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六经注我”罢了。这个时候，科幻发挥的还是其“命名”能力，“降维打击”这个来自文艺领域的词，就是比工商业本身的“非对称竞争”之类的词更生动、更有“流量缘”。同理，“元宇宙”（Metaverse）这个由科幻作家创造的词汇，也比其在技术层面的“沉浸式互联网”（Immersive Internet）之类的词更有概括力，更有温度，但作家不是上帝，说了“要有光”，不见得就真的因此“有了光”。

三、科幻与类型叙事的未来

因此，所谓悲观与乐观，不仅指创作者对未来的估计，也关系到对科幻叙事这种类型本身的意义和作用的预期。

从这个角度看，前面讨论的那种以“未来”为噱头、兜售惊奇体验的行为其实一点也不令人讨厌。还记得我最一开始对科幻感兴趣，一是缘于1999年上映的电影《星球大战前传1：幽灵的威胁》，里面嗡嗡作响的光剑俘获了无数人心中属于男孩的一面。二是缘于199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天狼星丛书——中国新科幻小说系列”，里面苏学军的《冰狱之火》等作品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现在想想，这些作品其实大多数讲的都是和现实没有太大关系的事，但这并不影响包括我在内的无数人曾因此有过那么多美好的时光。

对于那些可能执着于介入现实却“不得”的人，我也充满敬佩。我很喜欢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些“认真”的科幻创作者：他们看见远山上有巨石滚落，轨迹和路径他们看得一清二楚，但就算把喉咙喊出血来，即将被碾碎的村庄也听不见他们；即便听见了，那些将被毁灭的人也不会抛家舍业，选择相信这个空口无凭的陌生人。最初想到这样一个比喻时，我心中是满怀激愤的。渐渐我意识到这种徒劳的“喊山人”其实也不只存在于科幻领域，且这种徒劳背后还有很多复杂的、足以使警世、劝世显得浅薄的原因存在，我的内心也就平静下来——这些人的存在是宝贵的，但他们被束之高阁或置若罔闻，也是有道理的。

本期栏目延请到的三位学者，他们的文章便是两种面向兼而有之，姜振宇的文章从主流文学史的审美评价体系观照、体味刘慈欣小说的美学与美感，其中对《乡村教师》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教师比喻在外星文明的“助燃”下绽放出令人刻骨铭心的烈焰。文学史的迭代往往就是这么完成的，当年鲁迅《故乡》中形容腿长无腰的女人时用的“圆规”，《呐喊·自序》中用来展示中国人被杀头的“幻灯片”，在当时对于新文学要启蒙的人民大众来说都是带有陌生感甚至未来感的新奇事物，它们带来的冲击与体验都促使文学史翻开新篇。刘健的文章研究的是大多数文学研究者可能并不熟悉的“机甲”形象，这种质感独特的存在不只承担审美属性、哲学思考，更是以玩具、手办等价值不菲的形态在市场上掀起热潮，这让我们得以从另类的产业角度去思量科幻叙事的意义。刘一村的文章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进入，对上述我提及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有更详细的阐释，技术与人的边界，以及人之为人的根本就在其中浮现。

科幻叙事就像一面镜子，你照或不照，它就在那里。因为光线反射而变形之后的我们就在其中，某种程度上类型叙事的未来也在其中。

就像科幻叙事一样，所有类型叙事都在追求“严肃化”或“现实化”，比如武侠有“侠之大者”，推理有“社会派”，玄幻叙事越来越致力于寓言化地揭露现实，魔幻叙事越来越强调政治、权谋，恐怖叙事也通过“克苏鲁”等元素去承载哲学思考。世界范围也许还不好说，但在中国文学艺术以及文化的范畴来看，传统的“纯”或“严肃”文学艺术的规模逐渐坍缩、类型叙事中涌现出新的“纯”与“严肃”或许将是大趋势。

这对于类型叙事来说，并非水到渠成的轻省之事。还是以科幻为例，现在人们再写起赛博朋克、星际大战，已经不像写未来而像是在“怀旧”了。人类的发展，就像是在穿过一条有很多房间的回廊。当年斯坦尼斯瓦夫·莱姆、威廉·吉布森、尼尔·斯蒂芬森，写的是这一扇门后面、下一个房间的风景。而今天的科幻叙事能看穿下一扇门吗？还是只能写虽然也在我们前方，但终究还是这同一个房间里的故事？

从这个角度看，类型叙事面对的挑战其实大差不差。当年金庸写降龙十八掌、九阳神功，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未来影视工业、视觉特效技术发展的一种预见，因此他的作品在创作完成后的几十年里，还能引发一轮又一轮的热潮，直到近年才渐趋平复。琼瑶、亦舒之于我们的意义，在于“提前”让我们看见了自由、冲动、不受物质拘束的爱是多么激动人心；郭敬明的《小时代》、六六的《蜗居》则先社会舆论一步告诉大家爱情还是要退回束缚之中。这些类型叙事的火爆，都和某种预言性有分不开的关系——这和文学性是两码事，有些作品被文学人批得一无是处，但不影响其风靡大江南北。

未来的类型叙事该怎么走？也许谁都说不清楚，再言之凿凿的预言，也只是在以巨大的勇气等待时间“打脸”——然而向着未来大概是没有错的，看见未来、书写未来，某种程度也创造未来，这不仅是科幻叙事这一种类型的任务，可能更是所有类型叙事的宿命。

（作者单位：中国作协创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