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邀请作家以相对固定的方式“入驻”校园，有利于强化文学与校园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实现双向赋能。目前，国内不少高校纷纷邀请作家驻校，为创意写作人才培养、推动文学教育持续深化等注入了新活力。本期我们刊发两篇相关文章，探讨驻校作家对文学教育、作家创作等方面带来的重要影响。

驻校作家计划塑造新的人文空间

吕逸新

驻校作家大都有着独特的地域经验和丰富的生活积淀，他们参与校园生活，使大学超越抽象的知识共同体，成为在具体城市风土和地方记忆中扎根的文化生命体。驻校作家在山东理工大学为师生做讲座。

文学教育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身份重构，其价值不仅关乎审美养成和文化传承，也意味着对抗技术理性垄断、守护人类精神主体的诸多可能。人工智能擅长精确、高效和可复制，文学则致力于开掘那些溢出算法边界的经验，包括情感的模糊地带、道德的悖论处境，以及存在的断裂瞬间，其最大差异在于捕捉不可复制的个体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文学教育培养的是对不可计算、不可量化的人类生活的敏感与尊重，为人类叙事保留必要的人性难度和灵魂深度。

随着创意写作兴起，驻校作家机制逐渐得到推广，为文学教育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作家进入校园，与师生共同阅读思考和写作，本身就是对大学何为、知识何为、人文何为的持续追问与回答。山东理工大学实施驻校作家计划12年，举办文学讲座、学术研讨、经典阅读、研究生论坛等活动百余场，探索的是以制度形式为文学、为想象力、为汉语之美在校园内设置一个缓冲地带，为大学生的精神对话和思想成长提供开阔的文学场域。

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教育，往往停留在文本解读和文学史梳理，学生面对的是已被经典化的结论和概念，是书写完成之后被固定下来的文学样品。而驻校作家把正在生成中的文学直接带入大学，文学教育从研究既有作品延伸为参与创作现场。在作家讲座、创写工作坊和读书沙龙中，学生接触到的不只是文本，更是作家个人的写作机理、经验逻辑与精神困惑，比如作家分享的写作之念缘何而起、怎样面对发表失败与卡顿焦虑、如何在现实压力与内心召唤之间保持一种脆弱而倔强的平衡。对于热爱写作的学生而言，这种面对面、带有身体温度的经验传递，使创作从抽象理论转化为可以被模仿的个人化实践。这种“在场的写作主体”的引入，打破文学被学科化和论文化之后常见的封闭回路。文学研究者可以从作家自述、创作手稿、写作日常中获得一手材料，检验既有理论的适用性，修正学术研究中的某些偏差。学生在与作家的持续对话中意识到文学不只是被阐释的对象，也是被理解的自我。驻校作家活动逐渐沉淀为学校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隐性课程，学生在多样化的文学交流和思想对话中，不断辨认自身的精神归属和表达方向，持续养成对语言、经验和世界的丰富感受力。

文学教育以一种思想交流和心灵美育的方式提醒我们，大学应当始终坚持意义生产、生命叙事和塑造精神秩序的文化使命。作家参与的文学讲座、经典导读、创作分享、阅读沙龙，看似只是文化活动，实则在持续塑造一种独特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即在快节奏的学分竞争与绩效考核之外，还存在着可供停顿、追问、沉思的“慢时间”。这使校园重新成为故事可以展开的地方，学生成为具有记忆、情感和叙事潜能的主体。在文学教育实践中，个体成长、家庭、地域、数字生活、技术焦虑等，被组织成可以言说的故事，被纳入公共对话的范畴。作家讲座和读书会在传播文学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在时代叙事情境中的自我意识，即如何通过选择叙述视角来理解自身，如何通过对语言质地的细腻感知来抵御日常生活的粗暴简化和标签化。这种叙事能力与反思能力，正是立足全人教育校园文化的内在支撑。

驻校作家大都有着独特的地域经验和丰富的生活积淀，他们参与校园生活，使大学超越抽象的知识共同体，成为在具体城市风土和地方记忆中扎根的文化生命体。通过与地方作家的交流座谈、读者见面会、新书分享等形式，大学和城市之间形成共时性对话和深度再叙事的关系。作家得以在校园中获得新的读者与批评视角，师生则通过作家作品重新理解城市的历史文脉与现实发展。城市既是大学自身发展依存的物理空间，也是不断被书写和再诠释的精神场域，成为参与地方文化再生产的活跃主体。开展驻校作家计划以来，山东理工大学构建起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网络。驻校的张炜、赵德发、徐则臣、李浩、胡学文、海飞、刘玉栋、雷平阳等作家和诗人，每年来学校参与文学周活动，对大学校园、学生群体和齐鲁文化有了深度理解，也让这所大学的文学活动进入更广泛的公共阅读视野。地方文联、作协、文化机构与大学之间由此衍生出更紧密的合作，包括参与全民阅读、走进中小学、文学征文大赛、齐文化节等活动，推动驻校作家计划从助力大学人才培养，延展为地方文化品牌与城市精神标识的一部分。

在技术浪潮中，驻校作家计划维护人类经验与语言创造不可轻易被算法替代的精神领地。他们所带来的写作之难、语言之重、经验之不可替代，是对人工智能可以写一切、内容可以无限自动生成等幻觉的必要纠偏。作家讲述文学写作是对时间、记忆、苦难和爱的深层体认，是对私人经验与公共话语的双向调整，人工智能可以生成类似文本，却无法承担生存痛感与伦理责任。技术可以高效处理信息，却无法替代人类在不确定性中以语言探索意义的缓慢而执着的努力。作家通过讲座、工作坊和作品研读，培养的恰恰是这种在技术时代显得愈发珍贵的意义敏感度和智识探究的热情。同时，驻校作家计划本身也在与新媒介、人工智能展开对话，大学的技术资源和年轻群体的媒介素养，更便于作家与师生共同探索文学和新媒介的创新结合，直播分享、视频专栏、线上公开课等传播形态，让作家在驻校期间的文学和思想交流被记录、被分享、被二次讨论。跨媒介合作使文学在新的技术语境中获得转译与再生的可能，将大学内部的审美实践转换为面向公众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提升人文学科的社会影响力。

作家的驻校成果无法被量化为论文数量或项目经费，却可以潜移默化不断塑造学生的感受力、表达力与伦理自觉，构成大学作为精神共同体最深层却又最不易被看见的底色，即人如何与自我、他者和世界建立更有意义的关系，其价值远远超出给学生开几场讲座这样表层的理解。在人才培养层面，可以打通课堂教学与创作现场，使学生与在场的写作主体一起重塑对生活和语言的尊重。在校园文化建构层面，以审美实践延缓大学被工具化的进程，拓宽讲述自我和世界的人文空间。对于青年群体而言，理想的大学应该是：在这里，你是一个仍能被故事感动、仍愿为他人故事停留的整体的人。

（作者：吕逸新，系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诗人驻校”拓宽诗歌教育新思路

王士强

2025年9月底，由《诗刊》社、中国诗歌学会、海南省作家协会、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驻校诗人二十年回顾活动”在海口举行。这次活动让人意识到，由首都师范大学在国内首开先河并实施至今的驻校诗人制度已经20周年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和契机，总结与探讨“诗人驻校”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首师大驻校诗人的遴选是与华文青年诗人奖相联系的。华文青年诗人奖初期由《诗刊》主办，此后由《诗探索》杂志主办，每年评选出3位获奖者。首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从这3位获奖诗人中再遴选一位到首师大进行驻校。这个奖项面向45岁以下的青年诗人。由于诗人驻校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为青年诗人提供在北京生活一年的便利条件，以利于其写作更上层楼，因而驻校的诗人都是平时不住北京的外地诗人。诗人驻校期间由学校提供住宿，可利用学校的图书馆、自习室、食堂等资源，可旁听课程，并有面向大学生的讲座、交流等安排，也有机会到《诗刊》等单位进行兼职工作，驻校期临近结束，学校召开专门的研讨会，邀请专家对其创作进行集中“把脉”。

从2004年9月首位驻校诗人入校开始，截至目前一共产生22位驻校诗人。他们每个人带着各自的来路、去处与独特性，代表着前后相继一年又一年的驻校时光，汇聚成为绵延至今驻校诗人的河流。对这22位驻校诗人的性别、地域、年龄等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可以有一些发现。从性别来看，11男11女，恰好平衡。从地域来看，以居住地、工作地来计，分别来自山东、陕西、辽宁、湖北、浙江、云南、山西、江西、安徽、湖南、广东、四川等12个省份，地域分布比较广泛，北方、南方基本持平。从年龄上看，这些驻校诗人的出生年份是从20世纪60年代前期到80年代末期，诗人驻校时的年龄从30岁到44岁不等，平均下来是37.6岁，应该说正是年富力强、非常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年龄。此外，这些驻校诗人全都参加过《诗刊》社旨在发现与扶持青年诗人的知名品牌“青春诗会”，他们大多数是先参加青春诗会然后进行驻校，也有的驻校和参加青春诗会是在同一年。驻校诗人的遴选与青春诗会是平行的两个系统，驻校诗人全都参加过青春诗会至少证明这些诗人获得较大程度上的认可。

驻校一年的经历对于诗人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诗人可以进行自我调整和充实，以便更好地再出发。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对于许多身处比较偏远地方的诗人而言，能够有机会到首都生活一年，实际上是脱离开自己此前的生活轨道与居住环境，来到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之中。而且这个地方是人文荟萃的全国文化中心，必然在思想上、观念上为诗人打开新的空间。他们的创作虽然在驻校前已经崭露头角，具有一定的特色和影响，但年龄上仍属青年诗人，创作具有新的可能性，且多处于求新、求变的阶段。而驻校一年提供了一种推力和契机，使得他们得以开阔眼界、接受新知、砥砺自我。特别是为数不少的驻校诗人并没有完整、系统的教育经历，有的没有上过大学，驻校一年可以在大学校园里进行学习和提高，抛开杂务，在自由、宽松的状态下进行“充电”，完善知识结构，提高个人素养。

有多位诗人谈到驻校经历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驻校诗人杨方回忆她在首师大驻校每一天都是“明亮而饱满的”。她说：“我像一棵绿萝，拼命吸取水分和营养，然后不断从身体里长出身体，从绿叶里长出绿叶。这一年的学习帮我打开了视野和思路，学习也使我对自己的诗歌写作变得更加自信和坚持。”根据读书笔记，她统计出这一年至少读了54本书。驻校诗人宋晓杰从多个方面总结她在驻校期间的收获，包括写了大约两万字的散文，40余首诗歌，翻阅了80多本书，看了30多部电影，写了5万多字的“驻校日记”。驻校这段经历，让他们的生活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一定是直线、向上、向前的，甚至可能出现一度的迷茫、困顿和后退，但从长远来看一定是有益的，是写作上进一步改变、提升所需要的。

诗人驻校对于大学校园而言也有益处。诗人驻校本身带来不一样的“气场”，在校学生能够接触到现实中、活生生的诗人，这无论是对于培养他们对诗歌、文学的兴趣，还是对理解、解读诗歌文本都是有帮助的。许多学生与驻校诗人之间还建立深厚的友谊，有广泛而深入的交流。驻校诗人与在校学生之间的讲座、座谈及日常交流，对于活跃校园诗歌氛围，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特别是诗歌素养都有积极意义，也有利于激发他们诗歌创作和研究的兴趣。诗人驻校对于大学校园而言是能够起到某种结构性作用的，潜移默化而润物无声。

对于“诗人驻校”成效的评价或许很难量化或直观呈现。就创作而言每个人的情况各有不同，很难一概而论，但整体观之这一诗人“方阵”是比较整齐的，写作处于较高水准，构成当今诗坛一支重要的力量。“诗人驻校”属于探索性、创新性的做法，在高校现行的管理体系下并无明确的规制设定，20年坚持下来，体现出“长期主义”的追求，是在扎扎实实做事，饱含着可贵的诗歌精神和奉献精神。可以说，“诗人驻校”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诗歌品牌，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一个“小传统”，有利于为中国诗歌的未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

（作者：王士强，系天津市社科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