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命运和选择

今天我想说的话题，是“写作的命运和选择”。我想尽量从自己的经历、处事说起，同时掺杂些对古今中外的写作人的观察。

我是1953年11月开始我的写作生涯的，当时刚19岁，写的是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最初刊发在报纸上，真正出版得到1979年——整整过了二十六年。而从出版到现在，我又继续写作了四十多年。有人问我，写作路上沾了什么光？我想，最大的“光”，应该是我们这代人的革命经历。具体的细节不细说了，只记得那段日子里，人是在动荡里摸爬滚打过来的。后来才明白，这些经历正是写作的财富。

一个人有没有经历，对写长篇来说太重要了。短篇需要技巧、需要机智、需要设计，但长篇不一样，世界上有很多长篇靠经历撑着。有些作者的一辈子就能写成一部长篇，而且没人能代替他写。有充足的人生经历，对长篇写作而言无比珍贵。你想啊，若有人把自己独特的经历写出来，很可能会是部了不起的作品；这些独特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写作的“好机会”。而非常幸运，我不仅有丰富充实的人生经历，还有幸有过做自己、突破自己的机会，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经历。

1963年，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机会。我主动申请前往新疆，在伊犁和当地人民同吃同住。顺便一说，我这人做选择有个特色：凡是大事，一般是10分钟以内就能决定。比如说1953年11月开始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写作，10分钟之内就开始买笔记本——我那时还不敢在稿纸上写，怕被人看成笑话，所以先在笔记本上写。反倒是买块手表这种小事，我能拖三年——一会儿嫌贵，一会儿又拿不定主意。去新疆前，我给爱人打了电话，没说太多，只知道此去是新的开始。

说来有趣，我最近忽然发现自己有一个优点——我是“社牛”。比如到了新疆，面对以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为主的农民，一开始我话都听不懂，就开始学维吾尔语。我逢人就打招呼、说维吾尔语，见人就说、见人就聊，说不清楚就再加上手势，没多久我就结交了很多特别好的朋友。我是从心里爱着人民，发自内心地热爱着各族人民的。因此我学维吾尔语时，特别注意口语，因为我是社交用的，不是为了研究用、学术用，而是为了能够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

如果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热爱文学、对语言和文字产生热爱的，我总喜欢举一个例子。那是在我6岁半快7岁的时候，我阅读了一本《小学生模范作文选》。我清楚地记得，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叫《秋夜》，第一句话是“天空中出现了皎洁的月亮”。“皎洁”这词一下就把我迷住了，我终于知道了要怎么来形容月亮的光辉。那个时候，北京的月亮比现在还亮，因为没有光污染。但这种“亮”又和太阳的亮不一样，这是一种怎样的“亮”？我一看“皎洁”的“皎”，一个“白”字一个“交”字，我太高兴了，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个字！从那以后，每当我走到大街上抬起头，只要一看到明月，就会想起“皎洁”这个词语。

这正是文学的伟大之处：文学为世间的万物万象命名，不同的命名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和理解，给人的感受也会天差地别。就说过年吧，北方人吃饺子，但如果你叫“饺子节”和叫“年”就不一样，叫“春节”又不一样，叫“过大年”又不一样。叫法不同，滋味就不一样。

最让人难忘的命名，是把男女之情命名为“爱情”。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说男女之情不说“爱”字，而讲“情义”“恩情”，多感人。你爱我我爱你，是你对我有恩，我对你有恩——这是中国人的命名所赋予的意义，包含着一种原则、义务及责任感。五四后，又有“爱情”的命名，两个字把这份情感里的纯粹与热烈一下点透了。再看有些说法，比如“泡妞”，这就太荒唐了——若把爱情理解成“泡妞”，那是对情感的亵渎，更是对人的不尊重。

不懂爱情的命名，所产生的悲剧典型是《阿Q正传》里的阿Q。他向吴妈求爱，用的不是“爱情”“情义”“恩情”，而是“困觉”。就这两个字，他和吴妈就没戏了。我老设想，如果阿Q略有零星一点文学知识，应该在那个时候引用一句徐志摩的诗，对吴妈说：“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吴妈或许听不懂，却也会觉得新奇——至少，那是对情感的郑重，不是粗鄙的冒犯。

文学改变了人对世界的认知程度。今天，文学是语言和文字的艺术，而语言和文字又是心理学、教育学、生理学都认定的人的思维的工具。心理学、语言学上一直有个争论，即人有没有脱离语言的“裸思维”？或许有，但绝大多数时候，思维、认知、情感、记忆，都要靠语言来承载，写作者最终是要通过精准的语言，来呈现自己的情感、思想和技艺。

论直观性、生动性，文学或许是不如杂技、美术的，那么文学的力量在哪里？世界本身就是诗，生活本身就是诗。文学和人生、和现实世界是同构的。这个世界本身是美好的，有喜悦、有悲哀、有想念、有回忆，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首诗。它有时间性的结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有空间性的结构。文学同样如此，是文学让人们对生命增添了喜爱之情。

我喜欢君特·格拉斯的一句话，他说自己写作，是因为“别的事儿都没干成”。这话听着实在，却藏着写作的真相：文学是要付出代价的，要付出生命、情感、灵魂、时间，若总想着急功近利，就完了。英国作家毛姆写过法国画家高更的故事，高更本是银行中高级职员，有体面工作、美满家庭，却突然迷上绘画。他的妻子发现后，请侦探跟踪，最后才知道丈夫每天泡在教堂里画雕像、收集艺术材料。妻子哭着说：“若他有外遇，我能把他拉回来；若他吸毒，我能送他去戒毒所；若他跟黑社会混，我能送他去监狱。可他爱上的是艺术，我赢不了。”连银行都立刻停了他的信用卡，解除了所有合同——艺术，从来都是“反世俗”的选择，要放弃很多享受，把全部灵魂都投进去。

泰戈尔有句名言：“上帝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我十几年前就说过，我发现有一些作家在作品中发各种牢骚。我们有时确实会把“忧患”作为写作的一个内容，但这些忧患要表现什么？无非是期待更好的时候，期待幸福的一切，期待健康、忠诚等等。我认为，我的作品正是我给世界留下的情书。泰戈尔说“上帝”，老子说“道法自然”，在我们来说自然是唯物论。法国曾有一个机构向全世界各国著名作家问出一个问题：“您为什么写作？”巴金的回答令我印象深刻：“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

巴尔扎克写的《人间喜剧》，光长篇就有一个系列，他高额地投入文学创作中自不必说。我看过法国电影《巴尔扎克》，里面的巴尔扎克很神经质，最喜欢发的牢骚是：“文学妨碍了我的生活，文学妨碍了我的爱情。”谁愿意跟巴尔扎克恋爱呢？他跟你说着说着话就会忽然走神，心里全是笔下的人物，对方说什么都听不见。还有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柯萨科夫也这样，在海外旅行时认识了一位美女，正聊得投机，墙上一幅画突然吸引了他，他盯着画一动不动，任凭美女怎么表达情意，都像个“傻瓜”。再说说契诃夫，他早期用“契洪特”这个名字写作，写《小公务员之死》时把人性的卑微写得入木三分：小公务员在首长面前打了个喷嚏，怕得罪首长，反复道歉，最后被首长一句“神经病”吓得心脏破裂而死。我说得很复杂，但他写得简单极了，如微型小说一样，他就能写到这个程度。但他在影片《1890年的契诃夫》中也是一个神经质的人，爱情生活也有狼狈的经历。

我说这些，是因为这些大家能给我们一个启发——从事文学创作，要献身文学的话，我们要健康：要有健康的生活习惯，健康的对人生的理解，更要有健康的对社会的期待。

我常常愿意从健康上来理解人生。比如说一个人太渺小了，地球太渺小了，地球在宇宙里像尘埃，人生几十年不过是瞬间。这话没错，可反过来想，这不更说明了人生的珍贵吗？人生瞬间就完了，你不珍惜，人生就从你手里溜走了。那么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

人生和无穷的宇宙相比，人生就像零一样；但人生和零相比，人生却又和宇宙一样，和无穷大一样。文学就是使人生变得长远，使人生有无穷的排列组合，有它的生命性，有它的可贵之处，有它的值得我们留恋的地方。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知不知道北京有个相声演员叫方清平，我特别喜欢他说“长生不老”的段子：说的是有个城里的人都长生不老，夫妻俩在一起两万多年，丈夫刚要讲情话，妻子说一两万年前就说过了；后来想换伴侣，换了几万次，但这一个地区一共就这么点人，换来换去大家都腻了，反倒盼着“死”。想找医生帮忙死，预约号排到两百五十年后。后来终于看上了，拿了药，出了医院一想，这药肯定不灵，真能吃死人，这医生自己早死了。段子好笑，却也实在：任何的价值都离不开时间、机遇和奋斗。要是长生不老，人就没了着急的理由，没了拼劲，反倒丢了生活的意义。

所以，面对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都应当秉持一种健康的心态，我们要健康，要真正地热爱生活、热爱文学，真正地不惜为文学献身，不怕文学使我们别的事都没干成。同时我们又要对得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得起中国式现代化，对得起我们的文学。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有众多读者喜欢文学的国家，更要对得起那些喜欢文学的人。我常想，若我不从事文学，或许连和大家聊天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用文字记录生活、表达想法了。写作于我，不是职业，是命运——是让我在短暂的人生里，找到永恒意义的命运。

致张洪芳：爱情归属众生

语言是符号和编码，记录长存的文字有时使语言精准与优雅。文字淬炼成诗，它离爱情是更远还是更近呢？诗表达爱情，听不到、看不见、摸不着活生生的人气与生命，却能脱离浅表的感官，保持最美的距离，直达你的灵魂、你的心跳、你的呼吸、你的幻梦、你的深潜的满足和享受。而且，诗语可以精益求精，深益求深，美益求美。你想过吗？诗文可能是你郑重的祈祷，是你与天地宇宙上苍的庄严情话。你寻找了，你表达了，你吟咏了，你哭了，你疯了，读到了甚至写出了震撼及激活灵魂的爱与依托。你得到了圆满与赐福，你“诗”过了，你当真活过了、爱过了。

用音乐和歌曲表达爱情？你生情，你洗涤，你升华，你感动，你颤抖，你摇头，你点头，你满足，你闭上了眼睛。你也知道，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增益，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你仍然是那个X或者N。

爱情的诗与音乐，令你珍惜感动——无价的感动，可以为之活、为之不活的感动。

而用电影和活生生的男女演员表演爱情，首先靠视听，靠象与相，多么好看，多么好听，演得多么真切、多么理想、多么热闹、多么艳丽、多么英俊和养眼。欲望和追逐，兴奋和激情，想入非非和嘈杂混乱，千变万化，嗷嗷地、嘭嘭地，花哨地、健壮丰满地爱哟——哎哟，我爱你，活得雍容，不活得决绝。

你本来不无矜持，你本来是诗性的自我，同时你直通人间、直达大众和大片青草绿茵野花，感动于青春，凝视健美、爱恋、献身、拥抱、转身、目光与体态，当然更重要的是戏剧与抒情。

你迷恋于“海浪的大手笔/书写着荡气回肠的爱情史诗/寒冷刺骨的北冰洋/那座巨大的白色冰山成了爱的丰碑”。

你祝愿“大雪落满了树枝，枝丫都变成了抒情的笔/大雪注满了树叶，树叶都变成了恋爱的唇/大雪铺满了道路，道路都变成了圣洁的诗笺”。

你赞美爱情“美得摇曳出惊天骇浪”，坚信“人类灵魂的殿堂却写满了青春的纯真和壮美”，同样知道“失去理智的爱是灾难”，并且“钻石是钻石，尘灰只是尘灰”……

爱情燃烧了，快乐了，也检验了生命。有爱情的钻石，也有爱情的尘灰。

不是俯就，不是出让了诗神的平静含蓄与深沉，不是轻易，而是喜欢人间，喜欢生活朴素烟火，喜欢文学，喜欢繁星中的地球，喜欢地上有人，人里有男女，男女喜欢诗，就不能不歌唱到处动人的爱情，就不能不传达和诚实地劝人们珍惜爱吟咏爱，面对一切的人间美好，你说：“是的。”

或者带点诗与情痴，带点影迷的傻气，带点天真？一笑。

也许你更爱看电影。你为电影从不吝啬购最贵时间段的票。你的存在支持了好片子的票房，哪怕是亿万分之一。

可不可以期待更多的李商隐的比喻、典雅、出神入化？可不可以期待普希金的流畅、自然、极致真善美？还可不可以期待舒婷的召唤与约会、橡树与深情，还有何向阳的节奏与含羞的雨滴、躲闪与铭心刻骨？

我曾经说过，梦想是：为纠缠的、环绕的、苦修的、厮杀中的白色蛇仙蛇精，爱情的神与魔写一首长诗。我的这个使命还远远没有开始履行。

同时也不妨理解你的率直，你也是购票、观影、拭泪与鼓掌的一位，你直接地对话与呼应电影，你是最最世情的人间性，让爱情归属众生。

（作者注：张洪芳是一位武汉国企女干部、诗人，出了一本写电影爱情片的诗集）

为什么叫“极限聊斋”

数年来，重读与试论《聊斋志异》，如尝异果，如品仙酿，有陌生感、新奇感、任意感与淋漓感，又有与众不同、无法比拟、独得其秘的启发与迷恋，还有再上一层半层楼的豁然快意。与作品同样感人的，是《聊斋志异》的写作路数、文学观念、创作方法、在文学史上的意义等。

比如徐则臣文友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我们读一篇名著或者自己写一篇小说，为了一个情节的转变需要做许多交代、许多“助跑”才能使读者信服接受，但是在《聊斋志异》那里 ，蒲松龄不需要漫长的铺垫和“助跑”，说过去就过去了，没有任何的存疑，也不会告诉读者为什么这么处理。是的，在我看来，聊斋的情节是蒲松龄说了算，他的笔势强劲，说变就变，说收就收，说延长就延长，说突破就突破。他的文学逻辑力度惊人，一个狐狸可以是美女，可以是精怪，可以是神仙，可以是魔鬼，可以是超人间，可以是伪人间，可以是有形有体有温度有胆识，可以是无影无踪无声无迹、写着写着失了联褪了色，可以是胆大包天、力能扛鼎，有时候则需要人的救援，常陷险境，可怜巴巴……如此这般。

就是说，《聊斋志异》把文学的主体性发挥到了极致。文学当然是生活的反映，但是反映出来的是文学，不是仅仅记录、照相、录音，文学不止于镜像，而是加上了主体的价值与信仰，判断与追求，感受与情思，思索与梦幻，语言的韵律修辞节奏变调、对仗、层次，文学的典型化、戏剧化、抒情化、象征化、创造化等等。

蒲松龄将人生，不无游戏性地分成了阴、阳、人、鬼、狐、蛇、仙、神、魔、妖、僧、道、儒众多维度，诸多界面与情性，不同的维度间充满了相知、相恋、相通、相化与互敬，同时又有隔膜、毁伤、怨恨、恐惧与争拗，从根本上看，当然写的是人、人间、生活，是多维一体的人间。但有人写的是眼皮子底下卧室里头，而蒲松龄写到种种维度的天花板，极其目之能见与不能见、耳之能闻与不能闻、心之所思与他人之不可能思。

这样的多维人生表现，解放了作者的笔墨。多么伟大的悲剧，一死基本了事，但是到了蒲神这里，死了可以成鬼，鬼可以再活，可以不活、去做阴间的官员升华成神——人生在文学作品中具备了永恒与可持续可变性。

而作品的张力也达到极限，把狐狸装到瓶子里盖上盖儿再活活煮死，狠辣超过了《一千零一夜》里的类似故事。娇娜通医术，是中国的三百年前的洛丽塔。《水莽草》对夺命女鬼的复仇路径是娶其为妻，化仇家为亲家……等等等等，古今中外，无法模仿，无法不信，无法取胜，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极限就是精神力量的极致。马拉松是一种普通的极限运动，攀登绝壁高峰是极限体育，人工飞翔十分惊人，昼夜几十小时渡海越洋是伟大的极限壮举。小说呢？诗歌呢？文学有自己的极限：想象梦幻的极限，语言文字的极限，赋、比的极限，言志的极限，兴观群怨的极限，终极眷注的极限，动人的极限，可读性的极限。

回想一下，小说可以写得像托尔斯泰一样真实细腻、生动深情、博爱忏悔，也可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刺激痛苦纠结几近疯狂，像莎士比亚一样绝顶天翻地覆，像《红楼梦》一样有那么多人间百态的同时也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的极限鲜明个性，像《西游记》一样角色们极端相异、《水浒传》的人物一样痛快淋漓丰满绝顶。

我们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我们讲中庸之道。但文学毕竟有更宽广的空间，有更宽广的多义发挥的可能。文学的假设性、言语文字符号性与非现实性使它拥有了更充分的探求视野以及尝试的余地。

蒲松龄极致发挥了自己的短篇小说写作。他使我想起爱伦·坡某些与众不同的极限美学主张，想起伍尔芙与博尔赫斯；更使我回顾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学逻辑。言志，是精神追求的逻辑；比兴，常常是蒙太奇的逻辑；对偶，是音乐与比喻联想的逻辑。人生不满百，志曰“论万世”。我们需要“更生活更现实更思维”，我们也可以“更开放更创造更飞翔”，更具有中华语言文学的深广根基与独特思路，还有现代化的视野与目光。

为什么除了主书名“极限聊斋”外，还有副题“王蒙神侃《聊斋》”呢？我注重的不是讲解，而是借题发挥。我相信全国至少有成百上千的老师会讲好《聊斋志异》，但是拙著更在意的是谈人生、谈世相、谈社会、谈文学。我还要写一卷《海谈聊斋》与另一卷《鞭辟聊斋》。例如在谈《丁前溪》的时候，我详细分析了在他的感恩行动中为什么不告诉恩主自己对恩主家眷的照拂；例如我还冒昧地写下了对于《劳山道士》的盛赞与遗憾，并以王尔德的《快乐王子》为例说明“劳”作本可以结束于极美好的人格更新与美丽怀念之中，而现在结束于脑袋撞出一包来的鄙俗套路之上是多么可惜。对于《极限聊斋》，我追求极限评论。

大胆狂言，对不起，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