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7日，是文坛巨匠巴金先生逝世20周年。

我想起了第一次与巴金先生见面的情景。那是1958年，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联合举办上海作家与文学青年的联谊活动，我作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活动。在西藏中路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二楼大厅里，排放了好几张写字桌，每张桌子上放着用毛笔书写的席卡，有巴金、靳以、吴强、魏金枝、胡万春先生等。我记得，靳以先生的席卡，因为写的人把“靳”字的两边分得很开，字迹又较潦草，乍一看，还以为是“華开以”呢。我们参观了作家的手稿展览，我还有幸坐在巴金先生的桌边，与他近距离地交谈，聆听他的谆谆教诲。我询问巴金先生，长篇小说《家》《春》《秋》里的觉新、觉民、觉慧三个人物有没有生活的原型，您是怎样塑造这三个人物形象的，对他们分别寄寓了什么意义？他给我作了详细的解答。我还向他咨询我们文学青年当下应该做些什么。他也给了我们许多建议，他说，要多观察生活，多读名著，勤奋写作。他对青年充满了期许。

巴金先生的和蔼亲切、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之后，我又几次见到巴金先生，我还在他主编的《收获》杂志1965年第三期上发表过《英雄的诗章，时代的强音——漫论话剧〈战洪图〉》一文。2005年10月17日，巴金先生不幸逝世，我和上海作协的作家同仁一起到龙华殡仪馆与先生作最后的告别。

近年我曾多次前往武康路上巴金先生的故居参观瞻仰。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都见证了一代文学巨匠后半生的生命历程和中国文学的风风雨雨。在一楼阳光房里，有一个书橱特别引起我的关注，这个书橱一共三层，上、中两层摆放的全是鲁迅的著作，包括《鲁迅全集》和鲁迅译作等有关鲁迅的作品。这显现出巴金对鲁迅特殊的崇敬之情。我不禁想起了巴金与鲁迅交往的经历和他们之间不平凡的师生之谊。

因阅读《狂人日记》而认识鲁迅

20世纪30年代，巴金和鲁迅都在上海从事文学工作，他们过从甚密，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巴金曾经说过：“我不是鲁迅先生的朋友，我只是他的读者和学生。”1994年，他和作家黄源在杭州重逢，他又激动地对黄源说：“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

巴金认识鲁迅，最先是从阅读鲁迅的作品开始的。早在1919年“五四”前后，15岁的巴金还在成都老家时，就从《新青年》杂志上读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虽然没有一下子就读懂，但越读越理解其中深意，越读也越喜欢这些作品。1925年8月，巴金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借住在北河沿的同兴公寓里，但因体检时查出患有肺病，没法参加考试。他在北京待了半个月，也没有去别的地方玩，只是偶尔有两三个朋友到公寓里来闲谈，其余时间一直陪伴着他的就是鲁迅小说集《呐喊》。这一次有机会重读并熟读这些小说，使这个困居在公寓里的失望的青年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慰藉。巴金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此后的几年中，巴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带着它奔波各处。后来他又得到了《彷徨》和《野草》，同样热情地阅读它们，甚至把《伤逝》中的几段文字都背了下来。鲁迅的作品像乳汁一样滋养着巴金，它帮助巴金懂得人生，懂得写作，从中学到驾驭文字的方法。因此，巴金说，鲁迅是第一个使他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老师，并称自己像墙边的小草得到了太阳的恩泽。

在上海与鲁迅相识

巴金真正与鲁迅相识，大概是在1933年或1934年的上海。关于巴金与鲁迅首次会面的具体时间，有几种说法，难以确定。据巴金晚年回忆和查考，比较倾向于1934年8月5日的说法。那次的情况是，由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在南京路附近的觉林蔬食处宴请《译文》杂志发起人鲁迅、茅盾、黎烈文等人，巴金作为陪客出席。此次宴会主要讨论《译文》的创刊事宜和编辑署名问题，鲁迅提议由黄源担任名义编辑，以规避审查的风险。鲁迅因为已经读过巴金的小说《灭亡》，所以对巴金很亲切。巴金在1956年7月写的《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文中曾说：“茅盾先生我以前也没有见过，我正在和他讲话，饭馆的白布门帘一动，鲁迅先生进来了：瘦小的身材，浓黑的唇髭和眉毛……可是比我在照片上看见的面貌更和善，更慈祥。这天他谈话最多，而且谈得很亲切，很自然，一点也不啰唆，而且句子短，又很有风趣。他从《文学》杂志的内容一直谈到帮闲文人的丑态，和国民党的愚蠢而丑恶的宣传方法。自然不是他一个人谈话，关于每个题目，别的人也发表意见，不过大家都高兴听他的意见。”（《鲁迅回忆录》）虽然那时巴金说的是在文学社的一次宴会上，但文中所记述的第一次见到鲁迅时的情景，是极其真切和生动的。鲁迅的善良和平易近人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鲁迅的敬重又增添了几分。

据巴金自己说，他和鲁迅见面的次数不是太多，他也没有专门去鲁迅府上拜望过，鲁迅去世那天巴金才去了鲁迅家。他和鲁迅见面大多是在上海的饭馆和旅馆，那时一些文人经常在租界上的南京饭店、新亚饭店等地方开一个房间，让餐厅把酒菜送到房间里，他们边吃饭，边叙谈，或商谈工作。

鲁迅给了巴金《故事新编》书稿

1934年10月初，巴金准备去日本留学，临行前，文学社在南京饭店为他饯行，鲁迅也到了。在《鲁迅日记》1934年10月6日有“夜公饯巴金于南京路饭店，与保宗（即茅盾——引者注）同去，全席八人”的记述。《鲁迅日记》中记载巴金与鲁迅的交集有五次，这是《鲁迅日记》里首次出现巴金的名字。那天出席宴会的还有叶圣陶、黄源等。鲁迅知道巴金即将去日本，非常高兴。鲁迅曾在日本留学，对日本情况很熟悉，又有许多日本朋友，他给巴金介绍了不少日本的风俗人情，还讲到一两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由于语言不通而闹出了笑话。他希望巴金把日语学好，同时要继续写作，“到了那边，文章也得多写”。巴金很感谢鲁迅的鼓励。巴金曾经听说鲁迅要去日本休养，所以问他什么时候去，鲁迅笑笑，答道：“将来再说吧。”那天鲁迅还说起楼适夷等几个熟人被捕的情形，谈到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时候，眼睛里射出愤怒的光。

巴金和鲁迅的交往更多是在文稿方面。早在1931年，巴金编辑爱罗先珂作品集《幸福的船》时，收录了鲁迅和夏丏尊的译文，巴金在序言中写道：“特别感谢鲁迅、丏尊……”1935年8月，巴金从日本回国后，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对此，鲁迅十分高兴和支持。当时黄源计划编一套《译文丛书》，但被生活书店所拒绝，文化生活出版社接受了下来。9月15日，《译文丛书》编委会在南京饭店请吃饭，鲁迅、茅盾、巴金、胡风等参加，许广平和海婴也来了。他们一起商量翻译著作的出版问题。鲁迅得知文化生活出版社接受《译文丛书》、他翻译的《死魂灵》第一部即将由文化出版社刊印，感到高兴。那时巴金正着手编辑《文学丛刊》第一集，准备出16本，已经组到郑振铎、沈从文等10人的近作集，他对鲁迅说：“周先生，您也编一本集子给我们吧。”鲁迅想了想，就点头答应了。过了几天，鲁迅让黄源告诉巴金，他的集子名为《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集，除已发表的几篇外，还有三四篇正准备写，待写好了，一起送来。那时鲁迅身体不大好，巴金估计得有一段时间。但这时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广告登了出来，说《文学丛刊》16本将在旧历年底前出齐。鲁迅见到广告，对黄源说，为了不耽误书店的出版计划，我得赶紧写。于是鲁迅焚膏继晷，在一个月内又把《采薇》《起死》等几个短篇全部写出，并编好集子及时送去了。这件事情使巴金十分感动。1936年2月9日，黄源在宴宾楼设宴，鲁迅、巴金、萧军、萧红等9人讨论《译文》复刊事宜。巴金邀约鲁迅给《文学丛刊》第四集编一个散文集，鲁迅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些时候，鲁迅托黄源带口信，告诉巴金集子的名字——散文集《夜记》。并选定《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新作为核心内容。但是因为鲁迅突然病情恶化而病逝，集子未能完成。后来由许广平整理编订，《夜记》于1937年4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鲁迅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

通过共同的文学事业，巴金与鲁迅结成了深厚的情谊。巴金比鲁迅要小23岁，他十分敬重鲁迅，把鲁迅尊为师长，执弟子之礼。他敬重鲁迅的文才，敬重鲁迅的品格精神，并把鲁迅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他始终学习鲁迅敢于讲真话、探索真理、勇于解剖自己的精神。他还默默学习鲁迅事无大小一律认真对待、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鲁迅对巴金也极为器重，他与茅盾编选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把巴金的《将军》选入其中，并写了介绍文字：“《将军》作者巴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可是近来他的作品渐少安那其主义的色彩，而走向realism（现实主义）了。”这里的安那其主义即指无政府主义。

1936年8月初，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中，针对攻击巴金的言论，指出：“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鲁迅还对日本汉学家增田涉说过：巴金做事比别人更认真。由此可见鲁迅对巴金的赞赏和呵护。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逝世，举国哀痛。巴金当天接到噩耗，悲恸不已，立即赶到鲁迅寓所吊唁，见到先生闭着的眼睛和慈祥的面容，忍不住落泪痛哭。巴金全力参加了先生的治丧工作。鲁迅的灵柩停在万国殡仪馆，成千上万的民众前来哀悼，巴金和张天翼、黄源等在这里做接待工作，胡风、巴金、萧军、黄源、周文等青年作家为鲁迅守灵。巴金连续两夜在此守灵。他站在先生的灵柩前，透过半截玻璃棺盖，望着先生慈祥的面颜，眼泪潸然而下。他默默想着自己从鲁迅那里得到的恩泽，简直不能相信鲁迅会死去，怀疑自己在做梦。10月22日，巴金又参加送殡，在长长的送殡队伍里，巴金和张天翼、胡风、黄源等8位作家一起抬着鲁迅的灵柩缓步前行，鲁迅的灵柩落葬于虹桥的万国公墓。

鲁迅逝世后，巴金一直深深地怀念着这位伟人。他以真挚的感情写了许多感人肺腑的纪念文章，如《忆鲁迅先生》《秋夜》等。1956年10月14日，鲁迅先生的坟墓从万国公墓迁至虹口公园，巴金参加了迁葬仪式。在万国公墓礼堂，巴金和金仲华把复制的“民族魂”旗帜覆在鲁迅的灵柩上面，并扶着灵柩送至虹口公园新的墓地。同年10月19日，上海隆重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巴金在会上致开幕词，热情赞颂“鲁迅先生是中国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称鲁迅先生是青年的导师，“先生永远是我们的精神的依傍”。

1981年，巴金已经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了，他对鲁迅的怀念也更加深邃了。他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说：“我决不忘记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