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出版人杂志 | 杨帆 时间 : 2026-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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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现场,评委会主席谢琳·克莱迪公布蔡皋的获奖理由
2026年8月,80岁的中国画家蔡皋在加拿大渥太华领取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这是该奖项自1966年增设插画家奖以来,第一次把这一荣誉授予一位中国画家。
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简称“IBBY”)于1956年创立,1966年增设插画家奖,此后每两年分别评出一位作家奖和插画家奖得主。该奖考察的,不是某一部作品一时的声名,而是一位创作者的全部创作,以及这些作品为儿童文学做出的长久贡献。也正因如此,没有奖金的它仍被普遍视作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的最高国际荣誉。
这次获奖,距离曹文轩成为第一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的中国作家,刚好10年;距离中国正式加入IBBY,恰好40年。1986年,中国在东京举行的第20届IBBY世界大会上加入这一国际组织;2026年,一位中国插画家在第40届世界大会上领取国际安徒生奖。两个“四十”在这一年重合。
11月13日,上海国际童书展开幕首日,以“中国童书出海四十年”为主题的2026中外儿童阅读推广交流会拉开帷幕。在这场汇集了多位中外顶级创作者的论坛上,《出版人》杂志经过长期采访调研,推出《走向世界的梦想:中国童书出海四十年》封面报道,并在现场进行了专题报告——出版人回望来路的同时,也把问题留给当下:四十年积累的创作与出版能力,如何应对今天的市场变化?
回望过去40年,中国童书的出海史和它的产业成长史几乎踩着同一个节拍。40年里,中国童书由短缺走向繁荣,进入21世纪后迎来井喷式发展的“黄金十年”,并保持20余年高速增长,一度成为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占比最大的板块,也是出版业增长的重要牵引力量。
这不是一场关起门来的增长。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世界童书版权交易最活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几代出版人对着海外最优秀的作品苦心钻研,学习让一本书真正抵达儿童的方式;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和画家的作品也借助版权、翻译、书展和出版合作,触及越来越多的海外读者。在中国出版的各个板块中,童书无疑是“走出去”规模最大、获得国际反馈最密集的一个。
但如今,国内少儿出版已经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整体性压力期。童书仍是大众图书零售市场的头部板块,但随着增量市场转入存量竞争,那个高歌猛进的时代似乎一去不返了。
正因如此,对中国童书出版来说,现在的国际市场具有比以往更现实的意义。“走出去”仍然承担着文化交流的使命,同时也关系着出版机构能否找到新的读者、新的收入和新的增长空间。它不再只是产业繁荣以后的锦上添花,而是在中国童书穿越盘整周期、重新寻找发展空间时面临的越来越现实而迫切的选择。
40年里,梦想一次次碰壁,又一次次蜕变;中国出版人向世界学习,也在碰撞中改变自己。这个故事,要从他们第一次真正看见自己与世界的距离说起。
走到世界面前
在书房里,一本书可以躺着;到了国际书展,它得先学会站立。
1994年,时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简称“中少社”)社长海飞随团参加日内瓦国际图书沙龙。这是他第一次以出版人的身份出访。代表团带去了一批国内童书,海飞从中少社的产品中挑出《小兵张嘎》《小布头奇遇记》《小英雄赖宁》等。“我挑的都是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书。”在他看来,这些拥有众多读者又经过时间检验的作品,理应代表当时中国童书的水准。
可当它们与外国出版社的童书摆到同一张桌子上时,差距一目了然。
“外国出版社展示的书都是大开本、精装、全彩的,‘咔’地一下就在展台上立住了。”海飞回忆,“而我们带去的书又薄又软,竖也竖不起来。一眼看过去,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海飞在国际书展现场
海飞后来把当时中国童书的面貌概括成四个“起不来”:“一是站不起来,软塌塌的;二是亮不起来,封面黑乎乎的;三是美不起来,都是简简单单的文字书,不像国外什么品种都有;四是书名响不起来。”回国后,他立即在社内组织专题会,研究封面和开本问题。“当时,中少社确立了‘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目标。”海飞回忆,“我们开始有了新的追求。”
中国童书与世界的初相遇,还要再向前追溯。
IBBY成立于1953年,是一个致力于通过儿童读物促进国际理解的国际非营利组织,在世界多国设有国家分会。在与IBBY交流合作的道路上,中国童书人步履坚定,薪火相传。1984年,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出版家严文井
首次代表中国参加IBBY世界大会,两年后的1986年,在东京举行的第20届IBBY世界大会上,中国正式加入IBBY。
1986年对于中国的童书出版,也是意义重大的一年:这年5月,文化部和中国作协在烟台召开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6月,中国作协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9月,华东六省少儿出版社举行第一次社长会,并着手筹办联合订货会;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也在这一年举办——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少儿出版进入“觉醒时代”:创作、出版、发行和国际交往几乎同时活跃起来。
在版权输出远未成为一项成规模的业务之前,最先“走出去”的是出版人自己。
1991年,时任明天出版社总编辑的刘海栖第一次参加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当时的中国展位只是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开间,三面墙上钉着几排搁架。参展的中国童书,连这10平方米都摆不满——参展图书大多由团员装在行李箱里带去,这些没有插画的小册子摊在世界各地的童书旁边,用刘海栖的话说,“简直是灰头土脸”。
几年后再次参展时,同行们决定给那个小展位装点一番,时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的周舜培主动请缨。她请社里的美术人员设计、制作展陈材料,再把它们塞进大行李箱带到博洛尼亚。周舜培还从上海城隍庙买来一批京剧脸谱,众人动手把它们贴到展板上;远远望去,中国展台终于有了一点红火喜庆的样子。
开展以后,确实有人被吸引过来,却不是来谈版权的。观众围着京剧脸谱仔细端详,不断有人问卖不卖。刘海栖和周舜培一商量,决定卖,“结果,版权没有卖出去多少,脸谱倒很快卖光了”。
在博洛尼亚切身感受到中外童书出版的差距之后,刘海栖决定,每年都要安排明天出版社的同事参加国际书展。参展没有带来生意,他们便把国外出版社制作精美的书目尽量带回国内,召集编辑和美编一起研究。后来,明天出版社咬牙买下安东尼·布朗图画书《小熊进城》的版权,但这本书当时在国内几乎无人问津。“当时国际交流对我们而言就是简单的三个字:开眼界。”刘海栖告诉《出版人》。
这样的震动,并不只发生在海飞和刘海栖身上。在那段时光里,以开放的心态向世界学习,重新理解儿童,革新少儿出版的品牌、装帧和产品形态,是全行业的普遍追求。
1993年,47岁的海飞来到中少社,先给沿用多年的办社宗旨加了一句话。原来的“为了孩子,为了未来,为了祖国”,变成了“为了孩子,为了未来,为了祖国,为了世界”。他的理由很直接:全球每5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是中国孩子;为中国孩子出好书,也是为世界做贡献。

IBBY代表团访问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4年,中少社设置了对外合作部门。那时出版社还很难通过现成渠道找到国外的好书与译者,部门的三个人只能“一个大使馆一个大使馆地跑”,挨家询问:“你们国家最好的童书是什么?谁能从原文直接翻译?”
跑到丹麦大使馆时,双方谈起中国出版的《安徒生童话》,海飞才知道,国内一些译本是经由日文、英文或俄文转译的。使馆希望能直接从丹麦文翻译,海飞说找不到合适的译者,使馆便答应帮助寻找,连翻译费用也从文化推广经费中解决。后来,中少社推出直接从丹麦文译出的《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并长销至今。如今中国已成为《安徒生童话》销量最多的国家。
出版人的探索背后,也有来自国家的持续推动。1995年,少儿读物的创作和生产被党中央列为繁荣文艺“三大件”的任务之一;全国少儿出版工作会议连续多年召开,推动我国少儿出版走向持续的发展与繁荣。
到了1996年,各家出版社分散的探索开始汇合。这一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简称“CBBY”)转由当时的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简称“少读工委”)运营,海飞接任主席。少读工委与CBBY自此成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对内组织少儿出版界的行业协作,对外处理有关少儿出版的国际事务。
同年8月,第25届IBBY世界大会在荷兰格罗宁根举行。来自45个国家的500多名代表参会,CBBY派出的代表团只有6个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IBBY世界大会,第一次与IBBY握手。”海飞说。
这届大会的主题是“讲故事”,它几乎颠覆了海飞对“开会”的所有印象。有人谈创作,有人讲故事,国际安徒生奖的颁奖也穿插其中,一场严肃的专业会议被办得像给孩子的节日。“交流可以这么频繁,也可以这么儿童化、这么开心。原来还可以这么开会!”
新鲜感过去以后,海飞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世界各地的作家、插画家、出版人和阅读推广人轮番登台,中国代表团大部分时间只能坐在下面,没有人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在格罗宁根,我们根本没有发言机会,只是看客。”海飞回忆。
也是在格罗宁根,海飞邀请时任IBBY秘书长的琳娜·梅森访问中国,并口头提出,将来能不能把世界大会办到中国。回国后,他给接下来的行动起了一个颇有旧式豪情的名字——“卧薪尝胆五年计划”。
所谓“卧薪尝胆”,真正做起来并没有多少传奇色彩:找会外语、懂童书的人,争取大会发言;组织中国图书集中展示;让参加国际活动的队伍尽量稳定下来,再一步步准备申办世界大会。
1997年11月,少儿出版界在济南召开外事工作专题会议。会议认为,全国少儿社联手把富有中国特色的少儿出版推向世界、让中国少儿出版与国际接轨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并决定统一组织中国大陆少儿出版机构参加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和IBBY世界大会。
正是从这一年起,中国展团改变了之前“散兵游勇”的模式,开始以统一标志亮相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为展团题写了“中国儿童图书”六个大字。红底黑字的招牌下面,各家少儿出版社的书被集中陈列,出版人站在展台前接待国际同行。到2000年第37届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开幕时,中国大陆展团已经汇集22家少儿出版社、40人,形成12项正式合作和143项意向合作。
博洛尼亚书展现场,展台和书立起来了;IBBY大会上,中国出版人也终于有了开口的机会。
1998年,第26届IBBY世界大会在新德里举行。时任CBBY秘书长、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后来于2002年成为首位中国籍IBBY执委的黄建斌以《阅读:为孩子们插上腾飞的翅膀》和《将相和的故事》为题,用英语做了两次发言。中国童书第一次以较完整的面貌进入大会展览,CBBY也正式提出承办世界大会的申请。
2000年9月,IBBY决定由中国承办2006年世界大会。四年前只能坐在台下的“看客”,终于拿到了把世界同行请到家门口的机会。
登上舞台中央
筹备了六年的世界大会已经近在眼前,却在距原定会期五个月时突然失去了举办地。
2006年3月,第30届IBBY世界大会筹备团队得知,出于特殊原因,大会无法继续在北京举办。全球的参会代表都在等待中国的答复:大会还办不办?接下来去哪里?
难道这场历史悠久的大会,真要在中国这一站断掉?懊恼和焦虑压在每个人的心头。多年以后,大会总干事长张明舟回忆,那段时间自己“一度几乎抑郁”,甚至动过卖房筹钱的念头。
就在四年前,张明舟还是个儿童出版的“圈外人”。
2002年,中国代表团准备赴瑞士巴塞尔参加IBBY世界大会,原定随团人员临时无法成行,张明舟“临危受命”,担任领队兼翻译。1991年,张明舟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后来离开外交系统,转入旅行和文化交流行业。接到任务后,他先从IBBY的历史与宗旨查起,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到了巴塞尔,他替代表团处理行程、承担翻译,也坐在会场里听各国作家、插画家、出版人和阅读推广人畅谈童书的美好前景。
“就在那一刻,我第一次发现,全世界有这么一群可爱而专业的人,愿意为孩子创作高质量的书,用爱和包容促进国际理解。”他说,“我觉得这件事太美好了。”他愿意加入其中。

经过努力,中国拿下了2006年IBBY大会的主办权,并开始了为期六年的筹备
回国后,张明舟进入2006年世界大会筹备团队,承担会务与国际联络工作。2004年,CBBY组织25人赴开普敦参加IBBY世界大会,分成5组,分别负责观察论坛、展览、接待、新闻和摄影工作。每天散会后,大家再坐到一起交流见闻,研究一场世界大会究竟怎样运转。到2006年初,筹备团队已经信心满满,觉得一定能办出一届让世界惊艳的大会。
突如其来的办会地点变更,意味着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转机在4月出现:在各界的努力下,大会确定移址澳门举行;5月,时任IBBY主席彼得·施耐克专门到澳门考察;6月,新的方案对外发布。与此同时,海飞、刘海栖辗转多地,为大会寻找新的赞助商。时任CBBY秘书长马卫东则与张明舟前后七次赶赴澳门。张明舟记得,有一次遇上台风,飞机在气流中颠簸得像一张纸片;还有一次从澳门乘船到香港,途中风浪大作,马卫东晕船得厉害,脸色蜡黄。
9月20日,大会如期在澳门渔人码头开幕。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位参会者抵达澳门,9个分会场、10个展览馆依次开放,儿童论坛、亚洲童书展和中国文化活动同时展开。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王泉根等中国作家和研究者走上讲台,作为当届国际安徒生奖中国作家候选人,张之路在正式议程中发言,并同秦文君、多位评论家及前后两任评委会主席座谈。空前的热度让彼得·施耐克不禁感慨,这是IBBY“有史以来最成功、最美妙的一次大会”。
大会把世界同行请到了中国,但仅靠一次大会,还不足以让他们真正看到中国。
2007年,时任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佐拉·甘妮应CBBY之邀访问中国。她与儿童文学作家座谈,参观出版社,还跟随作家秦文君走进校园,看中国孩子怎样阅读。刘海栖回忆,佐拉·甘妮临行前说,实地考察之前,她完全不知道中国还有如此繁荣的儿童文学;她会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世界。
佐拉·甘妮的肯定令人振奋,也让出版人难免尴尬:中国童书已经蓬勃生长了一轮,在许多国际同行的知识版图上却仍是一片空白。
为了让世界认识中国创作者,CBBY与出版界已经努力多年。孙幼军、金波、秦文君、曹文轩、张之路、刘先平、杨红樱等作家,以及裘兆明、杨永青、吴带生、王晓明、陶文杰、熊亮等画家,先后成为角逐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候选人。海飞更是把国际安徒生奖称作自己从事少儿出版几十年来的“梦想”和“心结”;中国儿童文学界和童书出版界,也为这个梦想等待多年。
伴随着原创作品的丰富,对作品的研究、评价和推介,成为实现这一梦想的重要推动力。在国内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持续举办的年度榜单和成体系的出版项目;国际上,中国出版人和学者也逐渐进入国际组织、参与评审和选目的日常工作。2014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系统引进、出版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的作品及IBBY相关图书,为中国读者了解世界儿童文学和IBBY打开了一扇窗口。2015年,陈晖教授依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图画书创作研究中心发起“原创图画书排行榜”,通过逐年的遴选、评议和推介,让一批优秀原创作品得到持续关注。
CBBY则持续推荐中国作家、插画家参评国际安徒生奖。2016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吴青成为首位中国籍国际安徒生奖评委;2024年起,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谈凤霞连续两届担任该奖项评委。方卫平、赵霞两位教授也连续多年受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邀请,承担《白乌鸦世界儿童与青少年文学选目》中国书目的遴选与点评工作,持续向世界推介中国优秀童书。
在国际交往中,张明舟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还记得,澳门大会结束不久,就有人鼓励他参加IBBY执委的竞选。对此张明舟的第一反应是:“这是贵圈的事。”——自己既不是作家,也不是研究者,算不得“圈里人”。而对方提醒他,IBBY需要的不只有创作和研究,也需要推广、连接和国际沟通。
2008年,在CBBY的推荐下,张明舟正式进入IBBY执委会,得以近距离观察世界大会、国际奖项和专业书展怎样运转,也开始思考自己能为中国的出版者与创作者做些什么。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简称“中少总社”)筹划中外共创项目时,张明舟读完曹文轩写的《羽毛》,马上想到了巴西插画家罗杰·米罗。张明舟与米罗相识于韩国南怡岛的一次国际童书交流活动,此后又有过许多交往;张明舟熟悉米罗丰富而鲜明的艺术语言,也知道他一直希望与中国作家合作。张明舟把《羽毛》译成英文发给米罗,两个此前并不相识的创作者,就这样隔着半个地球开始工作。2013年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中少总社以“好故事,一起讲”为主题展示这批中外共创作品;同年9月,《羽毛》中文版出版。
2014年,罗杰·米罗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他的创作受到更多关注,《羽毛》也随之进入更多同行的视野。国际安徒生奖的申报材料当然要有代表作,五部作品摆在一起,还得让评委看见一位作家创作的丰富与变化。后来准备曹文轩的申报材料时,《羽毛》被收入其中。2016年初,曹文轩成为第一位进入作家奖最终五人短名单的中国作家。
当地时间2016年4月4日下午,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现场,评委会主席帕齐·亚当娜宣布,将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授予曹文轩。
现场的中国同行几乎同时欢呼起来。这一刻,中国少儿出版界等了28年!消息传到国内,海飞对记者说了三个字:“圆梦了!”后来他回忆,那像是中国童书出版界、儿童文学界和插画界的一场“狂欢节”,也是“大人们的一个儿童节”。许多作家、画家、译者、编辑和组织者一棒传一棒,终于让行业的梦想化为现实。

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
曹文轩的获奖,也让张明舟重新理解了自己的“外交残梦”。离开外交系统后,那段未能继续的职业理想始终留在他心里;进入IBBY,他又开始在不同国家、语言和文化之间穿针引线,也越来越确信“出版也是一种外交”。“它和一般的文化外交并不完全一样:同样都是走心,但出版可以更深邃,也更有温度。”他爱上了这种感觉。两年后,张明舟当选IBBY主席,成为这个组织成立以来的首位中国籍主席。从“一席之地”到“主席之席”,一路走来,他早年的梦想已经和一代童书出版人的愿望连在了一起。
让中国变得具体
“我觉得我的作品能‘走出去’,那是因为我讲心里话。”在“2026中外儿童阅读推广交流会”现场,蔡皋如是说。
同样是在这次交流会上,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谢琳·克莱迪也谈到,走向世界并不意味着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而是让这种身份进入更广泛的国际对话。
面对《出版人》记者,谢琳回忆起了她在长沙拜访蔡皋的那个下午。
蔡皋先把她领上了屋顶,就在长沙城的楼房之间,有一片独属于她的“秘密花园”。蔡皋自己浇水、施肥,看花木抽枝,等石榴成熟,也看蝴蝶飞来。买菜、做饭、照料家人之外,她常在这里忙活。谢琳陪她看过花,回到屋内,又和她一起坐到了钢琴前。
谢琳坦言,她过去对中国儿童文学和图画书知之不多。后来因为评审工作,她开始大量阅读中国作品,等真正走进蔡皋的家,书中的乡村、城市、花朵、家庭和战争,也都有了生活中的来处。抽象的“中国图画书”,在这次拜访中有了具体的面孔。
8月的渥太华,在国际安徒生奖的颁奖典礼上,蔡皋在获奖感言中讲起儿时居住的长沙老屋。门后有一面粉墙,小时候的蔡皋从炭堆里挑出一根木炭,在墙上画下“天女散花”;不识几个字的外婆装着一肚子民间故事,一边做家务一边讲给她听,还带她去看湘剧、绍兴戏。孩子眼里的老戏台,像“一本摊开来的大图画书”。
蔡皋的人生,也像一本书。师范学校毕业后,蔡皋被分配到湖南乡间的一所小学,一待就是六年。学校由古寺改建,四周是群山、田野和村庄。那时儿童读物极少,她便把纸钉成书,在上面画故事给孩子看。1979年,她自编自画的《美丽的小花园》出版;1982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经常投稿的蔡皋被请进幼儿读物编辑室。
那时,“图画书”对许多中国读者、画家甚至出版人来说,还是个陌生词。读者不习惯一本书图画很多、文字很少,画家也不愿把太多工夫花在儿童读物上。蔡皋出去组稿,常常碰壁。她后来回忆,自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拼命把中国的图画书做起来。”不少出版人正是在编辑桌前认识了这位远在长沙的同行。20世纪80年代末,刘海栖的第一部小说《这群嘎子哥》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美编正是他一直称作“蔡大姐”的蔡皋,封面和插图也都出自她手。
“我就是宝儿。”蔡皋如是说。她曾反复阅读蒲松龄的作品,从中取材,将自己的经历融入创作,画出了绘本《宝儿》。1993年,《宝儿》获得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BIB)金苹果奖,蔡皋成为首位获此奖的中国创作者。
在蔡皋渥太华读者见面会现场,斯洛伐克国际儿童艺术之家总干事佩特拉·弗拉赫将33年前蔡皋未能亲手领取的“金苹果”奖杯与证书亲手交到了蔡皋的手中
两年后,日本图画书出版家松居直因蔡皋编辑的图画书获奖,点名要见这位中国同行。两人由此相识,后来合作了《桃花源的故事》。这本书被编入日本小学国语课本。
2001年退休以后,蔡皋依旧一边打理屋顶花园,一边画画。在和女儿萧翱子一同创作的长卷《火城1938》中,她把目光转回故乡,以家族记忆为线索,从儿童的视角面对1938年长沙大火。相比《宝儿》的浓烈色彩和《桃花源的故事》的田园世界,这一次,她把颜色收起来,让街道、人群、火焰与废墟在无字的折页中缓慢展开。
谢琳尤其喜爱这部作品。她自己经历过战争,知道战争并不只是战斗与毁灭,它也会改变家庭、家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日常生活。让她动容的是,蔡皋没有解释这一切,只依靠图像便把它传达出来。“她相信图像,更重要的是,她相信儿童。”在谢琳看来,无字图画书可以跨越语言与文化,让每位读者带着自己的经验和情感进入故事,也没有把另一种文化中的读者挡在门外。
“没有把读者挡在门外”,正是国际评审中绕不开的问题。国际安徒生奖评委、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谈凤霞回忆,蔡皋在2024年国际安徒生奖的评审中就进入了短名单,但当时呈现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古代文学和民间故事,其他评委很难理解其中的生活经验和文化意味,只能靠谈凤霞亲自下场解读。有评委问:“如果每一本作品都需要解释,我们怎样把它送到其他国家的孩子手中,让他们读到并且喜欢?”
到了本届国际安徒生奖评审,评委看到的蔡皋已经显出更宽的创作幅度。《不能没有》中,孩子、花与拥抱构成一个不必先了解中国文化也能进入的童真世界;《火城1938》把战争、故乡和家族记忆铺进长卷;《出生的故事》则在安静与热烈、简洁与绚丽之间,编织出两条相互照应的视觉线索。
把这些作品同《宝儿》《桃花源的故事》摆在一起,蔡皋的创作轮廓便清楚了:她的题材、媒材和叙述方式一直在变。谈凤霞说蔡皋作品中“既有非常优美的一面,也有强劲的力量”;爱尔兰插画家、国际安徒生奖评委玛格丽特·安妮·思格斯看到的,则是蔡皋以亲切、自然、几乎不着痕迹的方式分享中国文化,在传统与创新的表达之间,始终把儿童放在作品中央。IBBY主席巴萨拉特·卡齐姆则表示,令她留恋的,是蔡皋本人及其作品中共同存在的那种“宁静”:“它邀请人们停下来,在安静的地方看见美。”
颁奖典礼上,蔡皋对台下的同行说,在座的创作者都是为春天歌唱的艺术家,至于自己,声音已经老了,只是“一只老的布谷鸟”。随后她唱起那首湖南歌谣:“百灵鸟儿放声唱,春天已来到……”歌里的春天和百鸟,恰好可以借来形容今天的中国童书:蔡皋是较早被世界听见的声音之一,更多创作者也正带着各自的作品走来。
近20年里,重要展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累计已有过百种中国原创图画书在海外获奖。这片百花齐放、百鸟齐鸣的景象自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和经济增长,党和国家对少儿出版的持续支持,本土图书市场的繁荣,为几代创作者打开了成长的空间;出版机构、版权机构、策展团队和专业平台的持续向外交流,则为他们创造了更大的舞台。
拥有属于中国的童书展示平台,是几代出版人的梦想。2013年,上海国际童书展创办,把版权交易、图书展示、插画、论坛和阅读活动带到中国,并在2018年与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强强联合,打造“西有博洛尼亚、东有上海”的两极格局。中国出版人不必每次远行才能遇见世界同行,海外出版人也有了一扇持续观察中国市场和原创力量的窗口。
2015年,从上海童书展生长出来的“金风车国际青年插画家大赛”开始面向全球征集作品、组织评审和展览。这一时期,中国出版机构也在探索单本版权交易之外的合作方式: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收购新西兰童书品牌“米莉茉莉”,与新西兰方面共同开发新故事;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收购澳大利亚新前沿出版社,获得海外编辑与销售平台;接力出版社在埃及建立分社,面向阿拉伯语市场出版和发行童书;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先把版权输出到叙利亚等市场,又与黎巴嫩数字未来公司在贝鲁特成立时代未来有限责任公司。分社、并购和合资经营,成为中国童书在海外落地的新办法。
2023年,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中南传媒与思路文化共同启动“卓越大师·中国”,通过国际评审、专题展览、海外巡展和公共活动,把中国插画家持续带到国际同行面前。首届获选者除蔡皋外,还有周翔和朱成梁;此后,九儿、王祖民、郑晓飞等不同代际的创作者陆续入选。
在张明舟看来,今天高质量的中国童书已经隆起为一片高原:“高原上有很多座高峰,曹文轩和蔡皋只是较早被世界看见的两座,后面还有不少山峰在继续隆起。”领奖台只能容纳少数人,撑起这片高原的,还有更多创作者,以及长年在作品背后工作的编辑、出版社、专业组织和国际平台。
更多的中国作品,怎样才能真正走进海外读者的生活?“‘走出去’和‘走进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上海的交流会上,曹文轩说,即使作品已经跨越文化,大概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逐渐深入的过程。谈到怎样才算一部好小说,他说:“我的标准是:经得起翻译。”在他看来,母语中的神韵、节奏和韵味很难在翻译中完整保留,而一个品质上乘的故事,能够让其中的人物与生活在另一种语言里依然成立。
“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以呈现给世界。”谢琳也提醒我们:中国创作者不必为了变得更加“国际化”,而让作品变得“不那么中国”。“一本扎根于中国某个村庄的书,也可以与生活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孩子对话。”她说,创作者越真诚地从自己的世界出发,世界各地的儿童就越有可能从中认出属于自己的世界。
“童书正带着光和温暖,成为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在交流会上,蔡皋发出了真挚的呼唤。回望过去40年,中国童书走出去的历程也在回应这一呼唤。它如同一条蜿蜒不息的江河:从深谷出发,穿过平原,滋养土地,汇纳千川,终于望见海的辽阔。这一路上,几代出版人经历了从睁眼看世界、向世界学习,到主动参与国际出版和儿童文学交流的过程,实现了让书站起来、让出版人登上舞台、让中国原创被世界辨认的跨越;也开启了从一次获奖、一次亮相,走向深度合作与持续阅读的新阶段。
大海不是终点。每当一本书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便如江河进入新的水域;远方的孩子翻开它,故事也就有了新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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