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的布拉格，天灰蒙蒙的，冬日的寒意尚未褪去，雨时停时下，夹杂着细小的冰粒和碎雪。从商业区往老城走去，你很难第一时间把这座城市与卡夫卡联系起来。毕竟，人们耳熟能详的捷克作家，非米兰·昆德拉莫属，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电影版被译为《布拉格之恋》，也加深了他与这座城市的关联。古老的建筑群被改为商铺，熙攘的人群几乎堵住了每一个交叉路口。不过，选择方向并不困难，只需跟随人潮涌动缓步前行——老城广场已被游客占据，天文钟下，人们还在不断聚集。

重建卡夫卡在布拉格的生活空间

老城广场不远处的街道向伏尔塔瓦河延伸，继续往前，就会经过著名的查理大桥。桥塔的黑色轮廓像是一座辉煌的城门，也像是河面脊骨上的一道疤痕。穿过查理大桥，就进入了密密匝匝布满民居的小城。钻进右边的岔路口，有一家“卡夫卡书店”，接下来能看到，路标上夹杂在捷克语中的“Franz Kafka”，还有以城市街道为背景的卡夫卡的等身立牌。所有“暗示”，都指向小巷尽头一处疏朗的院落——卡夫卡博物馆。

这个小小的双层建筑，就矗立在院子一侧。和老城区多数建筑一样，土黄色涂层，复古的中世纪风格橘色屋顶，规整的窗格，远远望去，好像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般，遵循着某种特殊的规律，同时又是雀跃、变化的。博物馆也是诸多音符标记中的一个，卡夫卡短暂却密集的人生要如何塞进这小小的八音盒？

博物馆于2005年正式开放，此前是赫格特瓦砖瓦厂旧址。展陈并未以线性传记为中心，整体分为两个互相关联的部分：“存在空间”与“想象地形”。前者通过手稿、书信、日记、初版书籍及照片等文献材料，重建卡夫卡在布拉格的生活环境及其交际网络；后者则试图将现实地理与小说中的象征空间交织在一起。

“被建构的经验场”小而别致，与通常观看名人生平展览的纪念体验不同，有如进入某种“沉浸式”卡夫卡情境之中。空间狭窄、黑暗，辅以音乐、影像与声效，卡夫卡作品中的经验结构——疏离、压迫、被围困——被转译为可感的形式。此外，对中国读者来说，博物馆也提供了理解卡夫卡的别样视角，比如：你能想象吗，在人生的某个岔路口，卡夫卡也许会成为一个意第绪语剧演员？

那是1911年秋天，卡夫卡在好友马克斯·布罗德陪同下，观看了人生中第一场意第绪语演出，这成为他精神生活的重要转折点。当时一支来自加利西亚地区的意第绪语巡回剧团来到布拉格，在老城的咖啡馆剧场Savoy Cafe演出。1911至1912年间，卡夫卡观看了二十余场演出，现存日记中有他的观察：“演员只是稍稍向前一步，睁大眼睛，用左手无意识地拉着黑色外套的衣襟，而右手朝向观众伸出，手掌张开，宽大。”

卡夫卡成长于布拉格德语文化圈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这一阶层通常与来自东欧的犹太人保持距离，但卡夫卡与演员伊扎克·勒维结为好友，并对意第绪语产生了兴趣。他与剧团人员频繁往来，帮助他们宣传演出，还设法为其筹集资金。1912年2月，卡夫卡为剧团组织了一场朗读表演晚会，并在布拉格市政厅大厅发表了关于意第绪语语言与文化的演讲。这是卡夫卡一生中几乎绝无仅有的公开讲话。这段经历引发了卡夫卡对于犹太身份的思考，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勒维讲述的华沙犹太生活，并开始阅读犹太历史著作，学习希伯来语。有资料表明，卡夫卡认真考虑过是否要跟随意第绪语剧团离开布拉格。

卡夫卡曾经拒绝将《变形记》中甲虫的形象具象化。他在给编辑的信中小心翼翼地恳请对方：通过一道门将一家人隔开，这道门可以开着，也可以关闭，但门背后这只令人好奇的生物，无论如何不能出现在图画中。很遗憾，就在这封抗辩信旁陈列的所有物件上都有甲虫的标识，而且是标准制式化的、毫无个性的甲虫图案，像被迫盖上的印章。卡夫卡卑微又执拗的坚持，在岁月的流逝中被毫不留情地忽视了。

离开博物馆那幽暗、下沉式的经验场，回到布拉格的巷道里，你会发现卡夫卡几乎无处不在。老城区诸多景点商铺都能看到卡夫卡的“周边”商品。排列整齐的卡夫卡头像冰箱贴占据了纪念品商店的大半个门面，那熟悉的面孔从黑白照片暧昧的光晕中挣扎出镜，有一种不真实的清晰感。嘴角似乎经由像素的调节增加了上扬的弧度，耳朵的角度被弱化了，头发变得更浓密了，眼神也平添了几分温柔与坚定。

民族大街的卡夫卡雕塑装置则体现了另一种重构的方式。电车从街道中央驶过，商场的玻璃幕墙与十九世纪的建筑比邻而居。就在地铁站出口的广场上，一座巨大的金属头像兀自矗立在商场门前。雕塑高约十一米，由四十多层水平切割的金属层组成。随着金属环的缓慢旋转，整张脸被拆解、错位，又重新组合；在所有环片对齐的短暂时刻，卡夫卡的面容完整地出现了，然后继续旋转、分解。

这是捷克前卫艺术家大卫·切尔尼2014年的作品。雕塑周围聚集了许多拍照的年轻人，守候雕塑某个定格的瞬间。与博物馆的陈列物相比，雕像属于另一种时间结构。它是后来者的纪念，不必忠实于档案馆中的遗物，而是基于空间重构基础上的后设阅读。旋转、错位、重组，这枚巨大的金属头颅不仅是视觉的地标，也象征着卡夫卡在今日布拉格的处境。

在今天的布拉格，从旧城广场到犹太区，与卡夫卡有关的地点已构成一条清晰可辨的城市路径。传记作者莱纳·施塔赫（Reiner Stach）曾细致构建过卡夫卡的生活空间：尽管卡夫卡多次更换住处，但几乎全部集中在老城广场及其周边极小的范围内。如今，这些地点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被反复指认，卡夫卡从一位处于多重边缘位置的作家，转变为布拉格的重要文化象征，文学经典化机制也由此切入当代城市的文化命脉。

“布拉格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从未消失”

奥洛穆茨现代艺术博物馆正在做一个“精灵”主题展。重头戏之一便是雨果·施泰纳-普拉格（Hugo Steiner-Prag）为小说《Der Golem》（1915）绘制的数十幅石版画。小说以布拉格犹太区为背景，主人公在古董店偶然得到一顶帽子，由此经历了一连串真实与虚幻交织的事件。“Golem”是城市记忆中一个虚无缥缈的形象，源自犹太传说中由泥土塑造的人工生命，据说每隔若干年便会现身犹太区，但没人能确切描述它的样子。这位犹太画家同样出生并成长于布拉格，其画作未提供对城市的写实再现，却通过扭曲的透视、压缩的空间以及强烈的明暗对比，构建出心理化的城市图景。它们像是经过压缩的城市经验：狭窄、内敛，带有持续的紧张感，也是传奇化的。

彼时的布拉格并不是今天的捷克首都，而是一座归属于奥匈帝国的多语言城市，正处于剧烈的“捷克化”时期，大量捷克人涌入，1900年前后的布拉格都市区使用捷克语的人口已达九成以上。狭窄的中世纪街道在1890年代被大规模清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开阔，也更符合现代城市规划的街区。版画中真实与虚幻交织的错位，恰恰提供了卡夫卡生活的布拉格的另一侧面——那是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

布拉格最有名的卡夫卡纪念物——杜什尼街卡夫卡青铜雕像便坐落于旧城与犹太区交界处，卡夫卡曾就读的德意志男子中学旧址附近。它由捷克雕塑家雅罗斯拉夫·罗纳（Jaroslav Róna）创作，于2003年落成。如今，附近废弃的会堂和旧犹太墓园仍有许多游人造访，墓园中的墓碑最早可追溯至十五世纪。

雕像没有放置加高的基座，与行人视线处于同一高度。它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方是完整的男式西装：长外套、长裤与皮鞋一应俱全，但没有头部，衣物内部是中空的，领口与袖口处可以直接看到空隙。西装与真人尺寸相仿，“肩膀”位置，坐着一个较小的人物（卡夫卡），双腿分开，脚落在西装胸前，双手向前扶住“肩膀”，身体略微前倾。两者通过坐姿形成稳定的连接，比例与结构却不合常理：承载重量的部分是空的，被承载者却显得“真实”而具体。西装下摆略微张开，内部的空隙在光线下清晰可见，使其更像一个被抽空的外壳。

雕像构思灵感来源于卡夫卡小说《一场斗争的描述》中的意象：在一个梦游般的夜晚，“街灯之间有一段一段的黑暗”，主人公在布拉格老城区“漫游”，他跳到另一个人背上，就这样往前走。在这篇早年作品中，布拉格的城市空间仍然能够具体指认，读者可以跟随叙事者的脚步，经过劳伦茨伯格山坡、费尔迪南大街、查理大桥……高度局部化的城市经验是卡夫卡早期作品中具体空间感的来源。在中期作品中，空间逐渐失去明确的地理特征。而在晚期小说如《审判》和《城堡》中，城市几乎完全转化为象征性的制度空间。从具体城市到抽象结构的变化，也是卡夫卡文学世界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一些学者看来，布拉格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从未真正消失，卡夫卡与同样生活在布拉格的作家——例如雅罗斯拉夫·哈谢克或后来的昆德拉、哈维尔——都在作品中表达了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焦虑。此外，欧洲文化史建构了所谓的“魔幻布拉格”（Praga magica）文学想象传统：从中世纪传说、巴洛克神秘主义到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布拉格一直被想象为一座充满梦境、神秘与历史层叠的城市。卡夫卡亦被视为这一文化传统的重要继承者之一。

捷克友人不无揶揄地提醒我，布拉格广为人知的卡夫卡纪念物大部分都是二十一世纪才出现的。在此之前，没有人到布拉格“参见”卡夫卡。“卡夫卡”被强行嵌入今日的布拉格老城区，成了复古的点缀，但在捷克人看来，“他没有使用‘我们的’语言写作”。

“那昆德拉呢？”我好奇地问。 友人笑着回答：“他不止一次说自己是法国人，而且后来真的改用法语写作了。”

昆德拉与卡夫卡

循着友人的指点，我去了距离布拉格三百公里的布尔诺市，造访位于摩拉维亚图书馆的昆德拉图书室。这座开幕于2023年4月的图书室精致小巧，现代而整洁，收藏了3000册以上昆德拉作品，也被视为昆德拉叶落归根的象征。捷克人对图像青睐有加，卡夫卡博物馆用卡夫卡的绘画营造了特别的视觉空间，昆德拉图书室也使用昆德拉的绘画作为布景。靠窗的位置空出了环形的讨论空间，像是一个广场的模型。周围是书架组成的墙壁，书架上，不同年代、不同译者的翻译几乎收录齐全，中文译本亦赫然在列。桌上的留言本上几乎每隔几页就有中文留言。很多读者不远万里来到布尔诺，就是为了在这个图书室停留片刻。

昆德拉生前曾多次讨论“中欧”这一概念，他将其视为一个在政治与文化之间不断被重新界定的空间。这一空间既是文学研究的场所，也是对中欧文化记忆的制度性回应。他也曾捍卫卡夫卡的美学意图，认为卡夫卡那过于吝啬复杂词汇的锋芒，看似单调的语汇，针对“德文优美文笔”，是对“源流枯竭”的布拉格德语的纳贡。他曾逐字逐句对照卡夫卡的原作与多语种的译本，遗憾于译者们罔顾卡夫卡的表达方式，把其原作中重复的语汇替换为过于“生动”的多样化表述，并几乎集体忽视了卡夫卡不分段的写作风格，为卡夫卡的作品分段（这是为什么卡夫卡生前坚持他的书要以“很大的字体”印刷）。深度阅读也构成两位曾先后在布拉格生活过的作家之间跨越时空的对话：一位捷克作家在远方为一位德语作家进行辩护。

卡夫卡曾说：“布拉格不会放开你，这个小母亲有爪子。”短短几日的停留，我遇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司机，他们可能用英文和你讲《变形记》，“那个为逃避工作而变成昆虫的文员”，也可能从头到尾不发一言，目的地一到便迫不及待加速离开。人们各行其是，却也并行不悖。这大概就是“小母亲的爪子”在当代的显影：它不仅抓住历史的碎片，也抓住了试图寻找立足之地的异乡人。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