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下午，第六届龚古尔文学奖中国评选系列活动的第一场活动在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报告厅举行。这次活动以“创作、创造、创新”为主题，特别邀请法国龚古尔学院院士、作家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与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湖南省作协主席汤素兰展开深度对话。活动由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张弛主持，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曹雪、王舒畅等参与交流。本期刊发此次活动的对话内容，在中法文学的交流互鉴中，多维度思考儿童文学创作与传播等话题。

写作的动因：为什么写作？

张弛：施米特先生、汤素兰老师，你们好！首先，我想向两位嘉宾请教一个既普遍又特殊的问题：为什么写作？许多作家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让-保罗·萨特曾就此写过一篇长文，后来收录在1948年首次出版并持续再版的《什么是文学？》一书中。我想听听两位作家的回答，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萨特当时的情况很不一样。

施米特：首先，写作是为了体验多重人生。我写作与阅读的原因，与在座诸位本质上是一致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仅仅一种人生是远远不够的，我至少需要一千种人生。写作提供的生命体验远远超过我自己能亲身经历的限度。通过写作，我可以变换年龄、性别、时代，得以拥抱人生的多样性。也就是说，正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活遍这一切，所以我才写作。通过写作，我们可以获得完整的人类体验。

第二，写作是为了消弭自我与他者的距离。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文学赋予我们的最伟大的体验之一，便是能够寻回那个可称之为“人性”的共通空间，创造出一个让生命热情得以安放的场域，即人类的共同境遇。譬如，当我阅读一本中国小说时，我便成了中国人；当我阅读一部俄罗斯小说时，我便成了俄罗斯人；当我阅读一本儿童小说时，我便成了一个孩子。这种成为他人的可能性，正是文学所提供的亲近之可能。因此，文学可以消弭身份、性别、身体乃至精神的界限。

第三，写作是在混乱中重建秩序。我们不知何时生，也难料何时死。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并不自知，甚至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而一个被组织好的叙事给予我们的，恰恰是一个开端、一个过程、一个结局，以及一连串的序列。 我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求学时，曾受教于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他曾说过，所有叙事都是神学式的——每个叙事都展开一种意义，并诞生于秩序之中，而倘若没有叙事，这种意义本是被压抑的。我相信，我们写作有一种简单而根本的冲动：我们是意义的追寻者，是联结的追寻者，是这种立场的连续性的追寻者——我们写作，是为了在混乱中建立起秩序。

第四，写作是将生命体验转化为美。除了赋予秩序之外，写作还可以将世界的体验转化为美。例如，写作可以将悲伤的感受以一种美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正是音乐家带给我们的启示，例如，在肖邦的音乐中，悲伤被揭示出来，让它变得真实，让我们得以凝视它、欣赏它。同样，文学与语言的力量在于将生命中的种种素材转化为可被给予、被凝视、被欣赏的对象。

汤素兰：刚刚施米特先生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他的写作动机。对我而言，写作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首先，文学是一种创造。文学的本质是“无中生有”。正如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创作、创造、创新”——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文学的这一特质。我们读到的每一部文学作品，在诞生之前都不曾存在。它们都是作家、艺术家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想象力构建出来的文本世界。文学可以创造形象，比如说，生活中不可能存在堂吉诃德，但塞万提斯创造了这个不朽的形象。文学可以创造故事：生活中没有奥斯卡与玫瑰奶奶的故事，但是施米特先生创造了它；生活中也没有笨狼的故事，而我创造了它。更进一步说，文学甚至可以创造世界。施米特先生关于时间的著作便构建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存在的世界。而我笔下的童话故事，所呈现的皆是生活中未曾有过的世界——这，正是文学最令我着迷的地方：它赋予我们创造的自由。

第二，文学可以表达生命感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内心积聚着丰富的生命体验，需要找到一个出口将其释放出来。我年轻时常常写诗，曾写下这样的句子：“那些不能歌唱的花，/使我终生痛苦。”对于我而言，写作不仅是为了表达自我，也是为了替那些无法言说的事物发声。这是文学的第二重迷人之处。

第三，文学可以影响他人。在萨特看来，文学是一种社会介入。我十分赞同萨特的观点，文学要与社会发生深刻的连接。通过文学的表达，我们可以传递我们的生命感受和生命经验，甚至可以批判社会现实，参与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种对读者、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正是文学的力量。

在我心中，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通过创造形象、创造故事乃至创造世界，来表达自我，并最终影响读者和社会的艺术。

写作的受众：为谁而写？

张弛：两位作家关于为什么写作的回答跟萨特有些不同，但是也有共同点，都是让我们更好地去发现自己、发现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更加丰富。接下来，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你为谁而写作？汤素兰老师出版了60多部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的长篇故事和小说。显然，你的读者中也有很多成年人。当我开始阅读施米特先生的《奥斯卡与玫瑰奶奶》中文插图版时，我以为这是一部面向十岁左右青少年的书信体小说。但实际上它就像《小王子》一样，是一部成人童话。我很快就被感动了，这本小书让我再次严肃地思考人类的生与死。所以，我想请你们说说自己对读者的期望。

汤素兰：“我为谁而写？”，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我知道大家通常将我定位为儿童文学作家。但是，正如我刚才回答“为什么写作”时所言，我的创作并不只是为读者而写，同时也是为我自己而写。因此，我所追求的，是那种既适合孩子又适合成人的、最好的儿童文学。当然，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时我仍会预设潜在的读者。我之所以更多地为孩子写作，是因为我对他们怀有期待——我希望他们能够成长为最具创造力、最幸福的人。基于这一期待，我的写作在追求上体现为两个层次。首先，我希望阅读我故事的孩子能够获得快乐。为此，我需要创作神奇的故事、有趣的形象，让书中的情节能够吸引他们，带给他们阅读的愉悦。但与此同时，我又希望这种快乐不止于浅层的愉悦，而能进一步滋养他们的身心。因此，我更希望他们在快乐过后，能够有所思考。归根结底，我希望我的故事不仅仅是有趣的叙事，而且更能传达我对生命的思考、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探索、对未来世界的期待。在我看来，写给孩子的故事，应当让他们在获得快乐的同时，也获得生命的滋养，最终成长为幸福的人。

施米特：关于“我为谁而写？”这一问题，恐怕我的回答会让大家失望，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自己在为谁而写作。我的观点是：每一本书在完成之后，都会自动找到它的读者。《奥斯卡与玫瑰奶奶》虽然采用了儿童的口吻，但它却是我印刷次数最多、受众最为广泛的作品之一。在写作这本书时，我探讨了两个被视为禁忌的话题——儿童的疾病与死亡。创作之初，我并未预料到这本书会如此畅销，更未想到它的读者会跨越不同年龄段，涵盖成人与儿童。只是不同年龄的读者会有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成年读者可能会因书中探讨的疾病与死亡而感到沉重，而儿童读者则可能以全然不同的视角去理解这个故事。第二个例子是《不会发胖的相扑手》。这是一部关于力量、智慧与自我接纳的成长寓言。后来，这本书在许多学校被当作能够传递精神的读物。然而，在创作之时，我从未设想过它会拥有这样的受众群体。事实上，我从来没有“理想读者”的概念。我相信作品会自动找到属于它的读者。

在写作时，我会服从于书中的人物。我当然是为读者而写，但我的读者戴着无数张面具。我不知道读者的面孔，也无从知晓究竟是哪些读者会阅读我的作品。也就是说，我为他人而写，却不知道“他人”究竟是谁。作品一旦完成，便开启了它的冒险旅行：它就像一艘航行于大海之上的小船，我们不知道它将驶向何方，也不知道它会泊于何处。

没有什么比读书更令人向往

张弛：人们注意到，许多当代人，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都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智能手机上。面对这一令人担忧的局面，你们有什么建议？

施米特：我想从三个层面来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家庭教育应当以身作则。我们常常责备孩子看手机、看视频，但事实上，孩子可能是在模仿父母的行为。若想让孩子爱上阅读，首先要做的便是树立榜样：在家中展现阅读的乐趣，为年幼的孩子大声朗读，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因此，我认为成年人指责年轻一代缺乏文化素养是过于轻率的——孩子善于模仿，首先应当表现出文化素养的，恰恰是成年人自己。

其次，与青少年交流时可以采取更具启发性的方式。我常对年轻人说：“你们知道吗？没有什么比一个正在读书的人更神秘、深邃、令人向往的了。”通过这种方式，我将阅读与魅力、深度与神秘感联系起来，激发年轻人对阅读的好奇和向往，进而去探索身体里藏着多少谜团。

最后，从理性层面来说，文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文学是唯一能够培养想象力、调动想象力并使其不断丰盈的实践。电影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画面、声音与节奏——它在放映的过程中悄然取代了观众的想象，将人置于一种极度被动的状态中。而阅读恰恰相反：它不断刺激思维，引发千百次思绪的触动，从而构筑独一无二的心灵图景。这种来自内在的激发，唯有文学能够赋予。因此，相较于观看影像或电影，人在阅读时会成为一个更敏锐、更丰盈的存在。

汤素兰：无论处于何种年龄段，我都真诚地希望并鼓励每一个人去阅读文学，热爱文学，甚至拿起笔来自己写作。我的建议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首先，阅读让我们看见多样人生，摆脱孤独，获得慰藉。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存在，但通过阅读，我们可以遇见无数丰富的人生故事，并且发现自己所经历的种种，或许早已有人经历过。当我们读到苏东坡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便能从他身上学到那份潇洒与坦然；当我们理解他的诗句“此心安处是吾乡”，便能在漂泊中找到精神的归宿。这正是文学给予我们的共鸣与安慰。

第二，文学作品让我们发现生活中的美。人们常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文学恰恰能够擦亮这双眼睛。文学写作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质：它能写出“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体验——那些本就存在于生活中却未被言说的美好，经由作家的笔触，才得以被我们看见和感知。正如诗句“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所揭示的那样：当我们用手捧起水，月亮也悄然落在掌心；当我们拨弄山花，馥郁之气溢满衣衫。诗歌教会我们发现这样的美，而每一次发现，都让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更加丰盈。

第三，写作是抵抗遗忘最有效的方式。生命是一场不可逆转的旅程，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因此，请你用笔去记录自己的生活，书写自己的生命。唯有如此，我们才没有白来人世一趟。

一部作品何时完成？

汤素兰：在阅读您的《纪念天使协奏曲》一书时，我注意到，您谈到了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又译《新千年文学备忘录》），这部作品我本人非常推崇。我想请教的是，您的创作是否受到了卡尔维诺的影响？在您的写作生涯中，哪些作家或艺术家对您影响最大？

施米特：非常感谢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对我影响最大的并非某位作家，而是音乐家莫扎特。我将莫扎特视为写作的范本，原因有两点。第一，莫扎特的音乐风格清晰而简洁。我们应当区分“简洁”与“简单”——“简单”是对复杂性的忽视，而“简洁”则是对复杂问题的解决。这种经过精心锤炼的清晰与简洁，是我将莫扎特视为范本的首要原因。第二，我欣赏莫扎特在处理严肃议题时，从不采用严肃的口吻，而是以轻松自然的风格呈现。我认为这是一种更为高级的艺术境界，它对我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汤素兰：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您的作品读起来如此流畅——故事简洁而又引人入胜。谢谢您的解答。刚才您谈到了《奥斯卡与玫瑰奶奶》，我想进一步了解，在法国本土，这部作品的读者构成是怎样的？是成人读者更多，还是儿童读者更多？

施米特：在法国本土，《奥斯卡与玫瑰奶奶》的儿童读者确实很多，但实际上成人读者更多。

在此，我想与您分享这本书销售期间的一段小故事。该书出版一个月以后，我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签售会。我第一次遇到一位小读者前来索要签名。您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对您来说，这种情况或许是习以为常的场景，但对我而言却是第一次，所以印象尤为深刻。当时我既惊讶又有些紧张，便问他为什么喜欢这本书。那个孩子回答说：“因为它讲了一个十岁小孩的故事，他生病了，并且即将死去。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兴趣。”随后，我遇到了孩子的母亲，问她是否读过这本书。她回答没有。我问她为什么，她的理由与她的孩子完全相同：因为这本书的主题是孩子生病并且即将死去，让她感到沉重，所以她不想读。

这件事恰恰说明：同一个主题、同一个理由，可能让一些人因此喜欢这本书，也可能让另一些人因此而拒绝这本书。这本书探讨的是儿童面临的艰难议题。因此，有些人可能因为参加过儿童葬礼，觉得主题过于沉重而不愿触碰；但也可能正因如此，它能够引发某些曾经失去孩子的家长的共鸣，促使他们愿意阅读。同一个主题，会激发截然不同的接受反应。总体而言，在法国本土，这本书的成人读者多于儿童读者。此外，它也被用作10岁至13岁年龄段青少年的教学材料。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关于写作方式的问题。作家在创作初期，往往呈现出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有时可能先有了一个想要传递的道理或想法，从这个道理出发来构思整个故事；有时可能先有了一个人物的雏形，从人物出发展开创作。在您的创作过程中，最初的构思阶段是怎样的？您通常从什么出发，是人物、情境，还是其他？您认为一部作品何时才算完成？

汤素兰：我的写作一般从人物出发。创作之初，我会首先收集和整理素材。在这个过程中，人物会逐渐地在我的脑海中清晰起来，之后我才开始动笔。不过，许多情节在写作过程中常常会偏离最初的设想，情节的自然发展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走向。因此，我认为前期的素材整理与情节构思仍然非常重要。我属于那种比较有计划的写作。

一般情况下，我写完一部作品之后不会马上拿出去出版，而是会放一放，过一段时间再回头修改。修改完成之后，我会与编辑讨论插画、封面等细节，尽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对我而言，直到作品正式出版的那一刻，才真正意味着这本书完成了。

施米特：您已经出版了非常多的作品，其中是否有哪一部作品的反响超乎您的预期？或者有哪些让您感到惊喜的时刻？

汤素兰：确实有惊喜的时刻。比如《笨狼的故事》，当初创作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发行那么多，3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有读者喜爱。另一个例子是我前年出版的《寻找林木森书店》，这部作品关注的是当下实体书店面临的生存困境。我也没想到出版后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目前已输出俄语、德语、越南语、意大利语等多个语种的版权。这说明“阅读”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能够跨越国界引起共鸣。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惊喜。

以童心思考世界、传递价值

曹雪：施米特先生，您的许多作品涉及信仰、死亡与生命意义等主题，但这些深刻议题却以非常温柔甚至带有童真视角的方式呈现。您为什么会选择用“孩子的视角”去讨论如此沉重的人生命题？

施米特：我的许多作品都以儿童为主人公，这些孩子往往经历着人生中的艰难时期，比如生病、失去亲人，或其他种种困境。我选择儿童视角，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儿童视角能够引发普遍共情。所有大人都曾经是孩子。当我回顾自己十岁时的经历，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脆弱时期的感受。因此，儿童是一个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主体。

第二，儿童本身具有哲学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儿童喜欢提问。他们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喜欢不断追问。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哲学的第一要义便是对万物感到惊奇，而提问本身就是一种美德，好奇心也是一种美德。另一方面，儿童知道自己无知。正如苏格拉底的名言“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儿童对自己的有限性有着清晰的认知，这种自知之明正是哲学思考的起点。

第三，儿童对于神秘事物具有天然的接受力。他们身处一个比自己大得多的世界，他们不会急于用理论去解释一切，而是能够坦然接受那些无法被言说的存在。成年人则倾向于借助知识和理论来解释、消解神秘。儿童这种对神秘性的习惯与接纳，使儿童成为哲学性主体的理想载体。

因此，儿童对世界的好奇、对自身有限性的认知，以及对神秘事物的接纳能力，这三点共同构成了我选择儿童视角进行哲学性写作的深层原因。

张弛：施米特先生谈到儿童视角的哲学性，以及他对儿童精神的期待，让我联想到中国古代哲学中两个重要的思想资源。在《道德经》中，老子提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格境界在于“能婴儿”——能够回归到婴儿般纯真自然的状态。他并非要求成年人真的像婴儿一样啼哭懵懂，而是倡导精神上保持一种未被世俗沾染的纯粹。这与施米特先生所说的儿童“对世界的好奇”“对神秘的接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明代哲学家李贽在《童心说》中系统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人在成长过程中，被世故、知识、社会中的利害关系等影响，逐渐失去了最初的赤子之心。因此，他主张通过“复童心”来回归本真。所谓“童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保持初心”，二者在精神内核上高度契合。

无论是老子“能婴儿”的哲学理想，还是李贽“童心说”的价值追求，都与施米特先生推崇的儿童哲学性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这或许说明：童心的价值，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也是人类哲学思考中永恒的主题。

汤素兰：刚才施米特先生谈到的“童心哲学”，尤其是关于儿童哲学的思考，这让我想到，《笨狼的故事》正是“儿童与哲学”这一主题在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具体体现。“笨”映照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童年时代都曾有过的状态：对世界充满好奇，而知识与认知又尚在萌芽之中，由此产生的种种尝试与失误，几乎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成长片段。我之所以在创作中不断强化这些特质，正是希望表达对童心与童年精神的珍视与礼赞。

王舒畅：汤素兰老师，您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在与西方儿童文学开展平等对话时，该如何平衡本土文化的独特性表达与跨文化的普遍共情？在当下的海外传播中，我们要如何实现从“作品传播”到“价值传播”的跨越，让中国儿童文学的精神内核真正抵达海外读者的内心？

汤素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尤其在当下的文化传播语境中，特别是当我们探讨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时，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代表中国文化的符号本身就具有跨文化传播的独特价值。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些符号，如花木兰、功夫熊猫，反而是先经由西方的改编与转化，才被更广泛的受众所认知，随后又“反弹”回我们的视野。这一现象给予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中国文化不仅具有内在的意义与价值，也具备跨文化传播的天然条件。然而，在当下这个文化壁垒依然存在的时代，我们亟须创新传播的方式。

我本人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对这一领域相对熟悉。在这个图像占据主导的时代，我们要从简洁但不简单、易于接受的形式入手。比如在儿童文学中，作家曹文轩就曾说过，图画书是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敲门砖”。我认为，图画书确实是跨文化传播的“敲门砖”——图像与文字共同叙事，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接受。事实上，图画书也是我个人作品中海外传播最广的，已有十多个国家引进出版。从目前来看，图画书这一图文叙事形式，在我国的对外传播中也是知名度最高的。

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的评选中，我们湖南的艺术家蔡皋老师进入了该奖项的短名单。此外，曾与我合作过的陈巽如老师，其图画书也曾荣获国际插画双年展的“金苹果奖”，实现了跨文化的传播。我与另一位艺术家共同创作的一本讲述常香玉故事的图画书，在加拿大获得了2026年度的应用艺术奖。这些实例说明，我们需要创新传播方式，以更易被接纳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化。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想补充两点。其一，跨文化传播不能仅仅停留于文化符号的输出，而应传递更深层、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价值。如果一个法国的孩子在阅读我们的作品时，能同样感受到惊奇与快乐；如果一位家长或教育工作者能通过这些故事，去思考孩子成长中的种种问题，那么，这样的作品便超越了符号本身，具备了真正的价值。其二，我们还需要创新传播的机制与场景。这离不开懂得跨文化的翻译者、汉学家，也需要我们主动创造有利于文化对话的场域。此时此刻的交流，正是中法文化交流的最佳场景。如果我们在海外也能营造同样氛围的场域，那么中国文化的传播，便不仅仅是符号的输出，更是一种价值的传递。天下最个体化的劳动者和职业。什么是文学艺术的本质要求？那就是创新与独特，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如歌德所言：“生活就像上帝的作坊，它比所有作家艺术家都伟大和更富有想象力。”哲学家还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如果是一方静水，那就是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