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7月1日，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这个承载百年初心、意义非凡的时间节点上，回顾中国文学百余年间的发展进程，党的文艺理论不仅是作家扎根现实、心怀家国的创作“指南针”，更是推动中国文学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精神“催化剂”。

党领导下的百年文学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同向而行。革命年代，文学书写救亡图存的呐喊；建设时期，作家记录改天换地的奋斗；改革开放时期，作家反映波澜壮阔的时代新变；新时代舞台上，文学描摹民族复兴的宏阔图景。百余年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始终自觉肩负起记录民族征程、书写国家现代化建设伟大历程的时代使命与责任。

本期特邀三位深耕文艺理论研究的专家、两位文学批评与实践经验丰富的青年学者，围绕党领导下的百年文学展开讨论，回望历史，追溯红色文学的初心与来路；立足当下，剖析当代文学创作的现实图景；展望未来，照亮新时代文字高质量发展的广阔前景。在回溯与思辨中，读懂文学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血脉联系。

嘉 宾：

李跃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熊 权（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颜同林（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鹏禹（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管若彤（中国人民大学新时代红色文学社社长）

主持人：

教鹤然（《文艺报》记者）

回应如何“为人民”写作的时代命题

主持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学也走过了一百余年的光辉历程。党领导下的百年文学形成了哪些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价值坐标？

熊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学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诸多可贵的精神特质，如以人民为中心、重视行动实践、与时代同频共振等。如果说20世纪初的五四文学是以个体人性为本位的“人的文学”，党领导的则是“人民文学”，注重把个性解放的命题放置在追求阶级解放、民族独立与复兴的历史语境中，将“人”的内涵拓展到以工农兵为代表的人民大众。

在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的历史发展中，孙犁是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早年读鲁迅、叶绍钧等人的作品深受新文学熏陶，在抗战全面爆发之际参军，后来在晋察冀边区经历多年游击生活，抗战结束后在冀中参加土改工作。战争流徙与扎根乡土的经验打开了孙犁的视野，锻造出独特的抒情叙事方式。孙犁写战争、土地改革等重大政治、社会、历史题材，却以描绘地域风土人情、日常生活著称。在他的笔下，白洋淀荷花飘香、阜平崇山耸立，采蒲台、同口镇、蒿儿梁等小村庄风光如画，格外令人难忘。孙犁笔下的乡土美景与当地民众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热爱家乡故土的伦理情感交相辉映。因为数年置身战地和乡野，深谙民间喜怒哀乐，孙犁的创作擅长从朴素的生活伦理找到追求阶级解放、民族独立的道路。他的文学保留了文人知识分子的个性思考，同时重视把个人化的思考融入抗战救亡运动、追求民族国家独立的事业，构成“人民文学”的重要一页。

颜同林：进入新时代以来，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回望十多年间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历程，文学创作整体面貌可谓一路繁花，早已焕然一新。从文艺方针政策的持续部署，到多种文艺潮流的相继涌现，“两个结合”的精神一以贯之，文学发展主潮脉络清晰可辨；从主题创作的凝练打磨，到不同类型作品的精雕细琢，创新品格始终如一地受到重视。归纳起来，便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越来越得到全社会广泛认可。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观念深入人心。这一切的背后，得益于党对新时代文学发展方向的有效引领。

党的领导是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成为新时代文学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节点。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政府出席第十一次全国文代会、第十次全国作代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些都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文学工作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根本遵循。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新时代文学创作的根本方向。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不变的初心与天职。

主持人：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党的文艺思想不断继承与创新，持续领导文艺工作者用创作回答“为谁写”与“怎么写”的问题。您认为，文学创作要如何将党的文艺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代表性作家和优秀作品都有哪些？

李跃力：文学创作将党的文艺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实际上已经构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传统。党的文艺理论是充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虽然随历史进程而不断调整和完善，但其核心要义基本不变，一是“人民立场”，二是“现实主义”。前者是指作家站在人民的角度写作，为人民代言，创作出传达人民心声、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后者要求作家本着接近真实的创作原则，处理好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把握住现实发展运动的规律，将“现实”客观地呈现在作品之中。在这方面，从延安文艺至今，赵树理、柳青、路遥、陈彦、梁晓声等都是代表性作家。赵树理给自己的定位是“文摊”作家，他面向农民而写作，结合民间文艺形式，创造出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审美风格。柳青作为“深入生活”的典范，他创造的梁生宝、梁三老汉等形象，堪称传统乡土中国向集体化转型的典型人物。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将“为人民”的立场化为对普通劳动者理想与尊严的动人书写，历经40年仍能打动一代又一代普通人。陈彦的《装台》书写西安搭建舞台的工人群体，《主角》讲述秦腔名角的艺术人生。梁晓声的《人世间》书写东北工人家庭中的周氏三兄妹的人生经历与命运浮沉，借此映照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变迁与时代变革。这些作品都是以基层人物为主角，作家们对人民身上坚韧和坚贞品格的细腻刻画，不仅折射出时代的变迁，更回应了作品在新时代如何“为人民”的重要命题。

《解放日报》刊登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 图源网络

熊权：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继承与发展，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战争年代为工农兵写，在和平年代为人民大众写，党的文艺政策一直重视目光向下，不仅号召文艺贴近最大多数的社会基层，而且倡导采取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

赵树理的创作道路与实践经验，被誉为“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他的创作是为人民写的，是面向大众的普及与提高，对当下仍有积极的启示意义。赵树理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为“文摊文学”。在他看来，创作不是为了挤进高雅的文坛，而是要写成小本子赶庙会，争取更多的民众读者。赵树理称自己写的是“问题小说”，因为素材往往来源于他下乡工作时碰到的具体问题。代表作《小二黑结婚》，取材于他在山西左权县遇到的农村旧俗妨碍青年婚恋的问题；《李有才板话》源于他在山西阳城县发现的基层乡村治理乱象；《孟祥英翻身》则是以他在河北涉县采访劳动模范的经历为蓝本创作而成。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有现实原型，满含深切的现实关怀。赵树理不仅写农村、农民，在写法上也非常“接地气”。在他笔下，随处可见方言俗语，灵活化用民间的歌谣、板话等。这正如当下广受欢迎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家国情怀、信义精神是作品想要传递的精神内核，但亲切可感的生活肌理才是动人的基础。片中长年不断的亲情通信、普通人的谋职谋生故事等引发了观众深深的共鸣。

从“写大众”到“大众写”“大众享”：人民立场的时代新变

主持人：“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文学一以贯之的精神底色。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纲领，到“文学是人学”的文论主张，再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您认为，人民立场在百余年间的中国文学演变过程中经历了什么变化？新的时代语境又为其赋予了怎样的内涵？

李跃力：人民立场在百年中国文学演变过程中几经变化，其根基经历了从战时生活到世俗生活再到媒介生活的变化。早期的人民立场更强调“人民”的政治属性；新时期以来，“人民”被还原为具体的具有普遍人性的个体；近年来，“新大众文艺”兴起，“人民”又因新媒介的普及而成为文艺的真正主体。可以说，人民从被知识分子代言的“历史主体”，转变为“创作主体”，实现了两种身份的合一，这带来了人民立场在实现方式上的根本变化。如果说，以往文学中的人民立场，更多地通过追求历史必然性的现实主义史诗来呈现；那么新时代的文学实践，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将目光投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微观叙事”，通过构建与最广大人民同频共振的“情感结构”来获得普遍的艺术价值认同。

张鹏禹：当我们认真观察新媒体时代壮阔的新大众文艺创作潮流，便可发现“谁是文化创造的主体”这个问题，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有了新的答案。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工农兵方向”，文艺创造的主体直到新时代才真正扩大到每一个人。其中有两个基础条件，一是国民文化水平空前提高，二是新媒介环境改变了文艺生产传播机制。王计兵、胡安焉、陈年喜、范雨素、单小花、小海、李文丽、韩云、陈慧……我们可以列出一大串素人写作者的名字。此外，还有几千万的网络文学创作者和海量短视频、微短剧创作者。雅俗之辨走向雅俗互化、雅俗共融，文艺的边界正在被打破，迈向跨界融合的“大文学”时代。

管若彤：新时代文艺的人民立场既与百年文艺演变一脉相承，又经历着深刻变革。突出变化在于人民不再是单纯的读者或观看者，而是自主创作、自主表达的核心主体。中国人民大学新时代红色文学社的青年成员曾赴山东临沂与“沂蒙二姐”等基层创作者开展深度访谈，在他们身上找到了这一变革的生动印证。

依托短视频等大众化平台，全媒体时代打破了文化精英对文艺创作的垄断。沂蒙二姐，这位在田埂上写诗的农民，以朴素真挚的视角记录农家日常、乡村振兴故事。她的创作源于真实生活，不事雕琢，却自然承载着乡土变迁与红色血脉的传承，诠释了“人民是文艺的源头活水”的深刻命题。这一现象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逻辑：文艺资源与创作权力不再专属于少数群体，而是扎根于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生动实践之中。过去强调“为人民写”，如今进一步增加了“由人民写”的新维度，文艺生态由此实现双向互动。一方面，民间创作能够弥补专业写作可能脱离基层真实生活的局限，让外卖骑手、农民、基层干部等群体成为叙事的鲜活主角，让宏大叙事与微观民生故事实现有机交融；另一方面，群众自主完成作品的创作、传播与价值评判，使大众口碑成为衡量文艺作品价值的重要尺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矫正了部分文艺创作被资本流量主导的偏颇。

同时，这类新大众文艺自觉传承红色文脉，将革命基因转化为大众易懂愿传的通俗表达。人民既是文艺产品的接受者、享有者，更是创作者。文学的人民性从理论主张落地为生动实践，构筑起一幅适配中国式现代化、深植群众土壤的文艺新图景。我认为，这一变革，既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当代激活。

立足历史新方位，书写新时代新篇章

主持人：近年来，新时代红色文学、新红色经典等文学概念引发学界热议，也涌现出不少与新时代红色文学相关的报刊专号、作品征集活动等。您认为，新时代文学有什么样的特质与发展前景？新时代为什么要呼唤兼具人民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文学作品？

颜同林：新时代文学的审美内涵，既体现在它对新时代社会不同行业、领域的全面展现上，也体现在一代新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变迁上。在写实与虚构、纸媒与网络之间，文学以独特的方式反映人性的光芒。不同的光束汇聚一起，构成人世间的发光体。现实主义的深化，让普通民众成为时代文学的主角。文学有了新的力量：写大众、大众写、大众享的新大众文艺的流行，让各自内心的窗户打开后不再关上。

回答文学何为这一命题，出人才、出作品永远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新时代文学异常丰富、多元，真正呈现百花齐放之势，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重大现实题材、革命历史题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交错杂呈，让文学具有圈层格局；职业作家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新大众文艺写作，让文学的根须扎进不同的土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大主题创作，在中国式现代化主潮中留下厚重的一笔。以2023年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为例，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乔叶的《宝水》、刘亮程的《本巴》、东西的《回响》和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五部长篇小说具有不同风格与类型面向，是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成绩的一次高峰集结与检阅。比如，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是作家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对革命历史的倾心回眸。此书获奖之后，陆续被改编成包括电影、电视剧、地方戏等在内的不同文艺形式，通过跨媒介的形式走向人民生活。书写新时代农村崭新生活的《宝水》、涉及人们日常情感世界的《回响》等，也是具有新时代文学特征的优秀作品。

张鹏禹：从发展前景看，新时代红色文学正从理论探讨走向制度化、系统化的建设阶段。学者傅逸尘曾在研究专著《“新红色经典”论》中阐释了新时代文学的新观念、新变化、新经验。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革命历史”正在成为新时代作家集体倾心的叙事资源，并将这股正在崛起的文学现象命名为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呼唤与创作热潮相匹配的文学理论建构。

我认为，新时代文学，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全方位、整体性革新，催生了新的文学样态。新时代文学，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同时，解决或正在解决百年新文学发展争论不休的三方面问题：一是如何看待传统？二是如何面对世界？三是文化创造的主体是谁？“古今中西之争”是困扰现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文学领域同样如此。

新时代以来，作家们不再将“传统”视为“现代”的对立面，或是桃花源式的乌托邦，而是将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资源。在这方面，先后涌现出叶舟《凉州十八拍》、刘醒龙《听漏》、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等作品。在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方面，以往的作家往往是用“开眼看世界”的态度，从异文化视角反观自身，而新时代作家则实现了立场和视点的位移，立足中国、想象世界。我常举的一个例子是《北京人在纽约》，我们曾经热衷于看北京人在美国生活得怎么样，而徐则臣在《北上》里让意大利人小波罗来到了中国。近年来，在石一枫、刘汀、孟小书、蒋在等中青年作家的笔下，发达国家已与中国共同构成世界的组成部分，这种平视的视角背后是作家心态的转变和文化自信的增强。

管若彤：新时代文学的特质，根植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红色文学不是对革命历史题材的简单复刻，而是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实践，将红色基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紧密结合，凭借与新时代同频共振的新一代青年群体的独特视角与生动表达，在宏大叙事与微观民生之间寻求共鸣。

近年来，《青年文学》《延安文学》等文学期刊纷纷开设新时代红色文学专号或创作专栏。中国人民大学自2024年6月起，成立新时代红色文学创作研究中心，并面向全国开展“新时代红色文学”作品征集活动。通过搭建创作扶持计划、联合文学期刊开设专栏等举措，已初步构建起集作家扶持、作品创作、理论研究、宣介传播于一体的文学新生态。这一系列实践表明，新时代红色文学正在形成可持续的创作机制与传播路径，尤其是在青年群体中引发积极反响，展现出蓬勃生机。

当下的文学场域中，能同时满足人民性、民族性与时代性三者的作品是稀缺的。很多写作者擅长个人化的情绪书写，却失去了观照集体命运的能力；很多作品热衷于模仿西方叙事范式，却对中国老百姓真实的情感结构日渐陌生。而红色文学若不能回到“人”的层面上，写出普通人在大时代中的抉择、挣扎与尊严，就会沦为自我循环的空话。新时代红色文学正是试图在这三个维度间搭建桥梁，让文学避免成为“圈内人的游戏”，让文学始终对准今天正在发生的、真切的生存经验，让文学在全球化浪潮中不丢失自己的文化辨识度。至此，新时代文学才能不在艺术上偏废，不在传播上失灵，而始终扎根在人民中间，长出自己的筋骨和温度。

重读红色经典 为新时代文学筑牢精神根基

主持人：能不能请您分享一部或多部让您印象深刻的红色文学经典，谈谈您觉得这些作品好在哪里，为何值得我们不断重读？

熊权：我想列举的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长篇小说1948年问世，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小说讲述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翻身、翻心的故事，但作家没有直接挪用政策或理论，而是揭示被忽略的乡村政治权力腐化问题，体现了党领导下的“人民文学”重视实践经验的特点。

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前，丁玲先后在张家口的辛庄、东八里村、温泉屯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基于亲身体验和实地考察。她塑造的地主各有面目，既有为非作歹、激发公愤的，也有凶狠奸诈、擅于筹谋的，还有性格懦弱、有点小算盘的……直到接近末尾，小说才出现了正式批斗“主要敌人”钱文贵的情节。作家花了大量篇幅描绘华北农村里复杂的人际关系，暴露寄生于这个关系网络的非常隐蔽的权力操控。丁玲揭示出乡村恶行不在于侵占土地，而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让农民们敢怒不敢言，因此清除钱文贵之流的坏恶分子势在必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限于阶级斗争模式，描绘了丰富生动的土地改革历史图景。这有赖于作家一方面深入学习相关政策，一方面在实践工作中发现乡土中国的问题，这对于当下的作家创作仍然是有启示意义的。

李跃力：在红色文学经典序列中，柳青的《创业史》无疑是一部具有原典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作品。它之所以值得我们不断重读，原因首先在于它的史诗性品格。柳青将农业合作化运动具体化为农民世代命运的“创业史”，不仅书写了物质层面的互助生产，也深刻地描写了社会主义新人如何摆脱因袭的重负，实现了精神层面的“创世”。由此，小说将历史规律放置在生活流之中，将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历史理性与艺术感性的高度融合。其次，也是最为学界所称道的，就是“中间人物”的审美创造。在梁三老汉身上，柳青将他面对社会变革时，在私有观念和对未来制度的朦胧向往之间的矛盾犹疑传神而精密地描画出来，使其具有了“心灵辩证法”的深度，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范式。柳青在皇甫村扎根14年，完成了知识分子与底层农民的深层融合。对他来说，“深入生活”不再是一种创作方法，而是一种生存本体论。因此，《创业史》无疑为现实主义提供了一种更高层次的通达路径。

柳青的《创业史》被学界称为“未完成”的开放文本，其中蕴藏的个体成长与社会变革、知识分子创作主体性的确立等重要问题，都为我们留下了不断讨论的空间。这也是其可以不断重读的原因所在。

管若彤：在众多红色文学经典中，《红岩》一直是我共鸣最深、反复研读的作品。之所以重读，并非因其宏大，而在于它写透了“平凡之躯何以扛起非凡信仰”。江姐、许云峰、成岗——他们都与我们年龄相仿，会想家、会恐惧、会在黑暗中渴望一碗热粥。作者不神化英雄，反而写出他们带着软肋却依然选择慷慨赴死的英雄主义精神，这让我们第一次觉得：信仰不是天生的刚强，而是明知代价后的坚定选择。

带着这份追问，我和同学们曾在寒假组织赴重庆调研，走进渣滓洞，观察那些逼仄的牢房、低矮的窗洞、墙上复原的刑具照片。最刺痛我们的不是残酷本身，而是史料中那些青年就义前写下的家书，字句平静如常。那一刻我们明白：红岩精神的核心不是“不怕死”，而是“有更怕失去的东西”——比如尊严、道义，还有身后人的明天。重读《红岩》，对当下的意义不在于“对照苦难”，而在于“校准选择”。

今天，我们面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内卷、焦虑、意义感稀薄等问题，“红岩青年”给出的回答不是逃避，而是把“我”放进“我们”中去丈量价值。真正的好作品，从不让人止于感动，而是使人追问：若我们这一代面对自己的“渣滓洞”，会交出怎样的答卷？重读红色经典，就是在反复回答这个问题，并指引我们用行动书写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