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写作者而言，故乡往往意味着最原初的生命体验和灵感源头，是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观最初的塑造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我们离开养育自己的那片土地，故乡与我们的关系会发生何种变化？是会随着空间距离的拉远，成为被流转岁月日渐冲淡的久远记忆，还是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始终是我们深夜梦回、念念不忘的精神港湾？当我们回望故乡，又该以何种姿态面对曾经温暖过我们的一切？从向迅、陈德根、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三位作家的讲述中，我们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编 者

故乡的丰富性无以言表

□向 迅（土家族）

作为一个写作史并不算短的写作者，时不时会面对同一个提问：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写作的？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把这个年份定为2003年。这年我离开故乡鄂西，到平原地区读大学。高考前夕，我在一家中文核心期刊发表了一个“豆腐块”。后来，我把这个年份往后推了三年，理由是那篇学生习作实在拿不出手，而在2006年，我开始在报刊大量发表像模像样的文章。事实上，作为一个写作上的自我怀疑主义者，我对于过去的写作都不甚满意，总觉得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

而无论把哪个年份定为我正儿八经从事写作的时间，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故乡是我写作的起点。我是从哪一年开始书写故乡的呢？大概可以追溯至三十三年前的一堂语文课。这是一堂意义非凡的语文课。课堂上，刚刚被聘来没多久的马姓民办教师手把手地教授我们如何写作文。那是在经过严苛的遣词造句的训练之后，一次小心翼翼的飞翔。那是此生言说的开端，是学习如何组织语言来表达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开端，甚至也是虚构的开端。尽管那所村小学早已不复存在，可课堂上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年轻的马老师站在简陋的讲台上，声情并茂地朗读他创作的抒情散文。这篇文章描写的是鄂西儿女的母亲河——清江。待他朗读完毕，我们根据范文依葫芦画瓢，用稚拙的文字写下每个人心目中的母亲河，这也是我生命中的第一篇作文。由于母亲河距离我们村子较远，此前鲜有人近距离地接触过她，因此在我们的作文里，都必不可少地加入了虚构和想象的成分，至少我是如此。

正是从这堂意义非凡的语文课开始，日夜奔腾不息的清江和清江两岸山重水复的鄂西，反复出现在我的笔下。在我漫长的练笔期里，她在我的文章里就叫清江；后来，我给她取了个新的名字——大河。我自觉这个从表面上看较为含糊的名字更为大气磅礴，也更能涵括她在鄂西如狮如虎的群山间一路奔突向前的无穷意味。毋庸置疑，这条大河，是我漫长写作道路真正意义上的起点。这个起点就像一个隐秘的通道抑或开关，把我和广阔的鄂西世界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从这个起点出发，我试图创造出一个风格独特而又辽阔无边的文学世界，并在这个世界里创造出一条能够被他人辨认出来的大河。许多年后，希望有人能这么总结我的写作：他所写下的，都是与大河有关的故事。这当然只能是宏愿，也是奢望。每个写作者，至少是一部分写作者，对于自己的写作，对于自己在这条无比艰辛的道路上能够走多远，其实都有着十分清醒的自我认知。

写作二十余年，我对自己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我的写作，离不开那条大河，离不开鄂西山区。十五年前，我写过一篇如今羞于提起的小文章《背叛泥土》；去年岁末，完成了一篇两万余字的长文《出鄂西记》，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精神上的呼应，都是书写逃离鄂西山区的复杂心境与艰辛过程。自从十八岁那年离开鄂西山区以后，我确实从未想过要回到那块土地上工作和生活，甚至一度因为交通原因或生活中一些不曾预料到的变故而抗拒回去，可回顾这些年的写作，我却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书写那条大河和大河边的世界。这实在是一个悖论。我已经成功“逃离”鄂西，并在少时心向往之的都市生活了二十多年，难道就不能写点别的吗？当然写过。2019年下半年和2020年，我放下需要高度仰仗个人生活经验和情感经验的散文，发奋写过一年时间的小说。众所周知，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我也确实竭尽所能地虚构了好几个故事，甚至让主人公长出翅膀，穿墙过壁、漂洋越海、上天入地，前往地球的另一端乃至平行世界，可回过头来看，那些带有些许魔幻色彩的故事，无不打着鄂西世界的烙印。

这或许就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我再次想到《百年孤独》中那对为了逃避肆虐部落多年的失眠症而不惜抛弃王子和公主身份的印第安姐弟：卡塔乌雷和比西塔西翁。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马孔多，却在丽贝卡的双眼中认出了让他们闻风丧胆的疾病。如果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把姐弟俩无以逃遁的失眠症，解读为故乡施加给写作者的影响。年少之时，或许每个人都怀有一颗叛逆之心，都想着远走高飞，甚至对故乡和父母进行精神上的“清算”，试图与之撇开关系，可是到了一定的年纪，自然而然地就会意识到故乡的重要。在这颗漂浮于宇宙中的蓝色星球上，我们拥不拥有一个故乡是很不一样的。故乡意味着有根可寻，更意味着你与一块土地可以产生实质性的关系。那块巴掌大的土地以及那块土地上的血脉、阳光、空气、雨露、山水、方言、风俗、人情，共同塑造着你不同于他人的性情。对于一个写作者，尤其是生活在这个高度同质化时代的写作者而言，有没有故乡，有没有那样一块令你念兹在兹的土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个只有在远离之后才会“被发现”的故乡，是我们得以在文字王国建立个人风格、形成自我辨识度的必要条件。如果有兴趣对人的面貌和性格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无论面貌还是性格，其实都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一个地方对写作者的影响也是如此。回顾我二十余年的写作，结合评论家的文章，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书写的对象若是与鄂西无关，个人风格就比较淡，而书写的对象若是高度鄂西化、本土化，个人风格就十分鲜明。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最近几年，我写过不少与那条大河有关的人与事，并在行文中强化了鄂西对我的影响。因为鄂西山区在很多方面与拉丁美洲天然接近，不少人由此在我的文章中指认出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这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某种天然的气质。这种气质，来自鄂西山水的馈赠，来自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的滋养。犹记二三十年前，祖父辈们尚且健在之时，我们家一度是“故事沙龙”的自发承办地，我们兄妹是被许许多多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喂养大的。这些故事，如今成为一只只引窝蛋。

我珍惜这些引窝蛋。它们让我意识到故乡的可贵和丰富。有一件事不得不提：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以为贫瘠的鄂西山区并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甚至认为那块僻远之地是一块文化沙漠，后来才发现那真是天大的谬误。穿镇而过的八百里大河，最终汇入长江奔腾入海，“多少故事流淌其中”。前一阵子，我在故乡见到一位十多年不曾谋面的长辈，虽然岁月改变了他留在我记忆中的容貌，但我还是认出了他。他年近八旬，依然耳聪目明。我们在一个乡村婚礼的现场攀谈了一阵，意外得知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决定下次回鄂西专程拜访他。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果认真挖掘，我的那些曾经背井离乡到外省讨生活的父辈们，哪个人身上没有一箩筐故事？仅仅是他们，就够我写一辈子了。

故乡是一口深井，也是一座富矿。对于一个生活在高度全球化、国际化、人口流动性极强的时代的写作者而言，能够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拥有一个邮票般大小的故乡，真是三生有幸。因为那意味着你拥有了一个“根据地”，至少是获得了开辟和建立“根据地”的可能。而以此为据点，天地何其开阔。

故乡搀扶着我向前走

□陈德根（布依族）

五一假期，我边做家务，边收听浙江广播电台的节目。费翔的《故乡的云》在古董收音机温润的格栅间飘荡，“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高亢、深情，又带着千帆过尽的惆怅与决绝。一刹那间，漂泊异乡的艰辛一点一滴涌上心头，真是应了那句：“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听着熟悉的旋律，我的思绪回到二十多年前，我只身一人，义无反顾地奔赴浙江，绿皮火车上，太多和我一样豪情万丈的年轻人。我们互相打量片刻，立即熟络得如同故交。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脸庞紧贴玻璃窗，看着一闪而过的陌生的电线杆、村庄和人群，我们不约而同地大喊：“快看呀……”周围年长的旅客诧异而羡慕地看着我们。我们无暇顾及其他，唱着，嚷着，用力地宣泄无敌的青春。

绿皮火车在一个个以前在电视里看见过或者闻所未闻的地名卸下我的同龄人。我们激动地拥抱对方，手中紧握写有对方地址的纸条，纸上的字和青春一样潦草。那些年，手机还没有普及，我们冲对方挥舞双手：“你一定要给我写信哦！”我们笑容满面地结识，又欢天喜地地分开，流下的也是喜悦的泪水。年轻真好，还不懂得离别的滋味，不懂得珍惜，也就不会悲伤难过。

我还记得，送我到镇上坐班车的路上，我的堂弟陈飞亦步亦趋。我们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发小。他常年跟着他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在另一个小镇上读书，只有寒暑假才会回到寨子里。他母亲则一个人在家操持家务、赡养公婆，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侍弄十几亩田地，日子艰辛，却也有盼头。正因为和母亲聚少离多，陈飞比很多人更早懂得离别意味着什么。他一路上反复唱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我还打趣，又不是生离死别，不必过于难受。

不料一语成谶，之后的二十年间，我们竟然只见过一面。那些年，他在义乌开淘宝店，我们总是以为离得不远，见面的机会很多。然而事与愿违，有几次，本来可以团聚的我们，却因为俗务缠身而不得不爽约，后来一个在大西南的布依寨子，另一个在浙江的海边小镇遥遥相望。很多年过去了，我为故乡写过的无数诗篇里，有让我牵挂的堂弟和深深爱着我的亲人朋友，有熟悉而陌生的一草一木。这些，在我选择的一场又一场奔赴远方的过程中，给我慰藉和力量，在我历经社会和生活的磨砺时，擦干我的泪水，搀扶着我向前走。

有一次，父亲打电话来，语气平淡地告诉我，我的一个发小去世了。我没有打听原因，父亲也不说。我们默契地替一个英年早逝的人维护他最后的体面。这种爱，这种美德，我们仿佛与生俱来。好像我们不说出来，现实就不会露出它残忍无情的一面，好像我们刻意隐瞒，痛苦与悲伤就无法近身。就如同只有老年人厮守的故乡，只要我们假装她依旧枝繁叶茂，那么她漂泊在异地他乡的子孙就会给予她绕膝之乐。

有一天傍晚，我行色匆匆地从外地赶回家。那是深秋的雨天，路上的人撑着伞在街头穿行，车辆慢吞吞地蜗行，给我一种迷路者的错觉。在小区附近，我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伏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号啕大哭。没有另一个人多看他一眼，因此，他的哭声显得更加刺耳和无助。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让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大庭广众下失声痛哭？我快步上前，顿时想起自己的老父亲。“大叔，你怎么了？”他费劲地挪开铺满青筋的双手，有些惊惶地看着我，沟壑遍布的脸上一片滂沱，已经分不清泪水和雨水。我鼻子一酸，赶紧把雨伞往他那边倾斜。雨下得更加猛烈了，仿佛要把我们围困。我极力劝说，老人终于同意披上我从行李箱里翻出的外套。老人告诉我，他也来自外省，进不了工厂，平日里靠拾荒挣点钱补贴家用，儿子一家还背着房贷。他哭，是因为儿媳妇和孙女嫌弃他不讲卫生，挣不到多少钱，吃饭还喜欢吧嗒嘴。一股内疚、悲凉和无力感朝我袭来，我不由自主又想起自己的父亲，我也曾经嫌弃他啰唆，一句话总是喋喋不休反复说，嫌弃他越来越像个孩子一般胆小。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我们身边围上来几个好心人，一个阿姨自告奋勇，嚷嚷着要带老人回他儿子家，要好好“修理”老人的儿媳。老人渐渐平静下来，摇了摇头，说：“算了，他们也很不容易。”老人婉拒了所有人送他回去的好意，颤颤巍巍地，头也不回地渐渐消失在夜幕里。我又想起自己的老父亲，他在千里之外，淡淡一笑，原谅了我对他的所有冒犯。

我经常想，是什么让我迷恋对异乡和远方的奔赴呢？是不确定性，还是可以重新开始的假象？电波穿越崇山峻岭，带着父亲的体温，用我熟悉的家乡话告诉我家乡微不足道的变化。以他对我的了解，父亲知道，哪怕一点点变化，只要他们能够过得更好，我会发自内心感到高兴。当我把自己的近况告诉父亲，他的安心，我也能感受到，就像小时候，一家老小在大雪封门的夜里，围坐在温暖的火炉边，一个人都不少。

印象最深的回家，是那次看到老屋被弟弟夷为平地，他豪情万丈地说，要造一栋漂亮的别墅。我的心如同刀剜，我悲伤地想，小时候一家人清贫快乐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承载这一切的老屋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忙碌的工人们和弟弟一家人喜笑颜开，生活向他们敞开了更加广阔幸福的怀抱。

他们看不见我的内心，也无法理解他们用他们的手，解开了家园与我之间维系多年的情感纽带。

像一个骑马又驾车的人，自由地闯荡世界

□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哈萨克族）

2004年以前，我生活在新疆北部的小城精河。精河距离国界线不到一百公里，只有十四万人口，是个地道的边地小城。312国道从这里经过，那是一条从上海出发直至新疆霍尔果斯的国道，全程4967千米，途经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陕西、宁夏、甘肃、新疆。

几乎每天，我都会看到来来往往的汽车在312国道飞驰而过。我对世界的想象是沿着这条公路展开的。作家王蒙曾在小说《逍遥游》里详述这段路途：“于是我买了一张十八块六的长途汽车票，在乌鲁木齐长途客运站挤挤搡搡地上了车……我们到达了北疆重镇乌苏，汽车将从这里分道驶向西面的伊犁，西北面的塔城或正北面的阿勒泰……第二天车就常常走在荒漠里了。精河县的附近都是沙，一场大风以后沙包会把公路遮断，所以那里有‘治沙站’，所以那里的西瓜特别大也特别甜。”

诚如王蒙所说，精河县城是一个附近全是沙的地方，如果不是伊犁与乌鲁木齐这两座城市的过路驿站，这里大概会被黄沙掩埋。

林则徐也曾于1842年经过精河，并写下日记：“此地安插遣犯约二百余名，皆令种地及各营中服役，闽粤人尤居其半。”可见精河在清朝时还是发配罪犯的苦寒之地。

小城的生活乏善可陈。六岁的夏天，父母决定将我送到牧场的伯伯家里。一来，他们工作忙碌，顾不上放了暑假的我；二来，他们觉得牧场上气候凉爽、牛羊遍地，适宜儿童生活。朝鲜族阿塔把我和他的女儿美拉一起带到了距离县城七十四公里的夏牧场，我在那里度过了两个暑假。两个夏天，足够发生许多事情。我和美拉成为小小羊倌，每天清晨赶着羊群到水草丰茂的地方放牧。叔叔来到牧场，帮助伯伯一家盖了房子；邻居的蒙古族老牧人逝世，我们去参加葬礼，大家彻夜地歌唱、喝酒，送别老人回到长生天的怀抱；我亲眼目睹一匹黑马独自死去；一头山羊吃掉了我们的水果硬糖，而美拉原谅了它：“也许山羊也想吃糖吧……”

八岁时的夏天，父母把我送到了另一个夏牧场的索力坦舅爷家里。索力坦阿塔是个红脸汉子，长得像关羽。他还有一种不合时宜的幽默感，他说我像一只瘦弱的地鼠，表姐秀格拉像一只肥硕的旱獭。我和秀格拉每天忙个不停，除了放牧，就是闯祸。寄居舅爷家中的阿斯哈提舅舅像绵羊一样安静顺从，表哥夏麦羞涩寡言，我们一起捡拾蘑菇、割取树胶。一头暴躁的母牛失去了牛犊，在毡房外转着圈彻夜哀鸣。那个夏天，我还经历了令我终生难忘的晚霞和雪夜。

我喜欢牧场的生活，常常站在暮色四合的原野看着羊群归圈，空气中弥漫着牛粪和青草的味道，还有一种夏日晚间的清冷。最迷人的风景是生活在此地的人们，我喜欢他们的诚恳、狡黠、勤劳和懒惰。牧场的生活也是艰苦的，我常常苦于这里丰沛的雨水和没完没了的劳务。在牧场，我知道了劳动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德，也是最大的苦楚。

牧场的生活令我难忘。当时我还不识字，但已经决定写下那里的故事。如果我一直生活在小城，大概不会成为写作者。我想，我应该感谢父母把我送到牧场的决定。

成年以后，我真的走上了写作之路。每当我打算写牧场的一切，就会感到茫然无措。我无法把那些哈萨克语的名称、器物和物候准确地翻译为汉语。与此同时，我发现哈萨克族人有另一套地理知识，那是根据牧羊的轨迹亲身习得的。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在想，我度过童年时代的这几个牧场究竟位于哪里？它们在汉语世界里究竟叫什么名字？

我查阅资料、询问老人，甚至在卫星地图上不断放大精河的坐标查看，但所获甚少。那些名字都是用哈萨克语命名的，汉语资料里几乎查询不到。而老人们总是笃定地用哈萨克语说，噢，牧场啊，就在那边呀，就是某牧场，再骑三个小时马就会到某某牧场。他们心中显然有一个清晰的牧业地图，而我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地图的钥匙。至于卫星地图，它们显然不会留意精河这样一个无名之地，所以放大以后只有精河县城和周围的草原、绿洲和沙漠，却没有它们的名字。

随着写作的不断深入，我终于确定了这几个牧场的地理位置。它们位于天山北麓，属于精河北部的婆罗科努山、科古尔琴山。以山脊为界，南坡属于伊犁河谷，北坡就是我们精河的牧场。我对这些牧场的名字进行音译，为它们进行汉语命名——伯伯的夏牧场是库思台牧场，而舅爷所住的是野柯苏伦牧场。这些牧场籍籍无名，因为是牧人的后代，我得以幸运地进入这片秘密之地。

我把牧场上的故事写在了即将出版的新书《世界是五月的牧场》里。书名来自苏联作家巴别尔的一句话，“世界是五月的牧场，是有女人和马匹在那儿走动的牧场”。我想，对我来说，那些小小的牧场就是整个世界。

过去我常常提及一个词，游牧性。这几年，我开始思考现代性。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世界上角角落落的人们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现代世界，牧场上的人当然也不例外。父亲告诉我，羊倌们有时会在山顶聚集，利用稀有的信号点一份大盘鸡，然后卧在山岗上刷着抖音，等待外卖员骑车呼啸而至。这个细节听得我哈哈大笑起来。

经由写作，我也在游牧性和现代性之间找到栖身之处。就像童年牧道上迁徙的羊群，缓慢而坚定地走向属于自己的牧场，也像一个骑马又驾车的人，自由地闯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