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出现比较明显的范式调整，即“重心从‘以论带史’的理论批评，向以材料为基础的研究方式转换。”这当然是令人欣喜的变化。不过，当代文学研究“材料”的来源，也是一个可堪探究的问题。目前来说，多数研究者发掘“材料”主要依赖于图书馆，譬如图书馆收藏的各种文学作品、旧报旧刊、特藏书籍，以及购买的各种数据库资料，如“中国知网”“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等。这当然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依赖，但若以其为唯一来源，便可能泥陷某种局限与风险之中。这涉及两层。（1）此类研究究其本质实乃“足不出户（图书馆）”之研究，其材料获取路径比较局限。而且，若仅以图书馆藏书及数据库为依据，将很难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其实，以Chat GPT、DeepSeek等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搜索文献、处理文献的能力，正在对人文研究形成实质性冲击：“它以巨量语料吞吐、高效速度和无穷无尽的精力，没有任何感情、不带一丝犹豫地碾压伏案疾书的碳基生命的智力劳动。”（2）长期“足不出户（图书馆）”，还可能导致研究者迷失其中、被抽象概念牵引，进而丧失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通透理解。而读不懂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然很难对与之互为镜像的中国当代文学形成深刻的理解。对此，已有有识之士深以为虑，批评为“学术的悬浮化”，即“学术不能扎根于具体的社会脉络，缺乏现实感，不能直指世道人心，几成通病”，“学术探索似乎跟真实的社会生活无关，沦为同行之间的一种符号游戏。”所谓“符号游戏”，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也有比较突出的表现，如有些研究文章充斥着各种虚浮且不及物的西方概念，逻辑缠绕晦涩，连同行都难以读懂，甚至缺乏细读的兴趣。

如此种种，皆使人对“田野考察”（field work）这种与当代文学研究相对疏远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抱以希望。当然，提倡当代文学研究“走向田野”、拓展更多史料发掘路径，主要是针对文学史研究而言（其处理对象多距今已达30年以上，如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文学），而不太涉及以当下对象为主的文学批评。但需要指出的是，“走向田野”并非要如人类学家那样去“一个又一个藏在深山里、在河边、在岸头的小村落”寻找那些“熔铸了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精神和记忆”的乡村物象，而更多是借用“田野考察”概念。毕竟，文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不是村落或部落，而是小说、诗歌、戏剧或散文文本。文学研究“走向田野”的终点是文本，而非田野本身。故其“走向田野”未必是去偏僻村落与村民“同吃同住”，而更多是强调研究者要走出书房、走出图书馆，去更广阔的天地体察文学作品生产、呈现的情境，寻找更多的可能出乎我们预期之外的文学材料，将文学“外部”信息带到文学“内部研究”中来。这种将“外部”信息带到“内部研究”中来，其实是把“活材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的学术路径。此种路径提倡，可见于学者傅衣凌的自述：“（历史工作者）绝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研究当代文学，是否也可通过田野考察发掘“活材料”呢？答案是肯定的。杨义曾提出过治学五途径，曰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其中“脚学”即指田野调查。显然，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已有不少学者在切身践行此种“脚学”，如程光炜领衔的“重返八十年代”团队以及黄发有、斯炎伟、程凯、武新军、王秀涛、李建立等学者，都已积累较多经验，但目前尚无学者对此予以适当总结，笔者则希望就“走向田野”的路径、方法与可能的问题空间略陈浅见。既如此，当从何处开始田野工作呢？

一 踏访文学遗迹

在人类学、历史学田野考察中，可以提供实物证据的“景器场”是重要考察对象，所谓“景器场”是“指景观、器物、场景，可以佐证各类史料的记载，是一种无字无语诉说的铁证”，在当代文学田野工作中，“景器场”（文学遗迹）同样重要。实际上，张承志、于坚、阿来、迟子建、范稳等作家都有类似文化人类学家的漫游、考察经历。其中，张承志足迹遍布内蒙、新疆等地，他曾表示，“在新疆，（我）完成了向美与清洁的皈依。我的文学，在新疆完成了人道与美的奠基”；阿来也曾漫游嘉绒藏区全境，由之深感“异族人过的并不是另类人生”，“生活在此处与彼处，生活在此时与彼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显然，这些田野经历，与作家知识构成、人生体验一起，共同构造了文学作品理解世界的方式。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者而言，若有条件，也有必要涉足新疆、嘉绒、云南或额尔古纳河等地。实则作家所历所见，以及他们据以生发文学想象的历史遗留场景，往往都去今未远。踏访这些文学遗迹，既是访求在图书馆难以找到的相关史料，也是与现场的实物或人、事“对话”，并借助它们“回溯”创作发生的语境与时刻。这样的田野工作会帮我们的研究添加一个“协商”机制，既减少被个人成见、意识形态“共识”过分牵引的风险，也有利于提炼、形成新的问题。那么，有哪些文学遗迹值得用心探访呢？

1.作家故居/旧居与纪念馆。近40年，由于地方政府重视，不少当代作家故居/旧居与纪念馆都被建立起来。其中颇有设计用心、史料价值丰富者，如位于陕西清涧的路遥故居与路遥纪念馆（延安大学亦设有路遥文学馆），位于山东高密的莫言旧居与莫言文学馆，位于江苏高邮的汪曾祺纪念馆（建于汪氏祖居原址），以及西北大学贾平凹文学馆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贾平凹文学艺术馆，等等。这些纪念馆舍的建成或修复，自然需征得作家本人或家属的同意和支持，而作为公共文化记忆建构的一部分，它们还必然“依赖于媒介和政治”，“受到一个有目的的回忆政策或曰遗忘政策的控制”，“其中包含着回忆的扭曲、缩减或工具化的危险。”这意味着，其间可以被展示的实物，其被介绍和评述的方式，都限定在相关各方认为“合适”的范围内。对此，研究者在踏访之际自当注意到“不在场”事实的存在，但主要还是从在场实物中搜集可用之材料。（1）作家手稿收藏。手稿“是所有版本的‘根’，也即原始版本，可以称之为‘祖本’，其珍贵程度远甚于初版本和修订本”，“（手稿）有提纲、有片段、有试稿、有草稿、有初稿、有修改稿、有誊正稿，修改稿还可能不止一种，还有抄稿等，每一种手稿都是‘孤本’，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具有内容和形式上的独特的价值。”各纪念馆舍多有手稿收藏、展出，如汪曾祺纪念馆展出了《受戒》《大淖记事》《小说技巧常谈》《秋冬》《复仇》《岁寒三友》《羊舍一夕》等十几种手稿。其中《岁寒三友》修改颇多，删增了然，《羊舍一夕》手稿更有《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修改痕迹与发排标注。这些手稿多为复印件，无文物价值，但研究价值未受影响，它们“隐藏着文学创作过程的秘密，我们可通过对修改、增删、笔墨轻重、换墨的节奏、书写流畅与滞涩等进行分析从而实现‘考古’发掘。”（2）作品版本收藏。设在陕西吴堡的“柳青图书馆”规模不大，但汇聚了目前可找到的《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所有版本、印次（实物），仅《铜墙铁壁》即收藏17种之多，如1951年9月北京初印本、1953年2月北京4印本、1958年9月北京1印本（硬装）、1964年8月重庆印本、1970年2月北京13印本等，以及3种外文版本。如此种类齐全、实物俱在，令人惊艳。这些材料，对于研究版本谱系、版本异文及其背后的文学生产机制、组织过程都提供了很好的入口与凭借。（3）作家信函。较之手稿、版本，作家与编辑、友人、读者、家人的往来信函更时时给人意外之喜。尤其原真形态的读者来信，十分珍贵，因为出现在公开媒介上的“读者来信”往往经过筛选与处理，如以“工农兵”之名登场的读者，“他们的阅读经验和阅读感受”“不免经过了层层筛选和过滤，呈现出来的已不再是单纯的读者意见，而是媒介平台的话语运作”，但各纪念馆舍收藏、展出的普通读者来信“作为一种集体性、匿名性的和历史现场的声音，反映的则是文学生活的问题，是一个更为底层的架构。”汪曾祺纪念馆展出了日本读者水原清香来函一封，很可见出汪氏小说对于时代重压之下人心的发掘与珍惜：

我刚看完了您的文学作品，是《黄油烙饼》，我的眼睛里也都是泪。最后一行是“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看完了就流出来眼泪。去年十月我开始听日本广播电台的中文讲座，这次的作品是您的。首先我看了《黄油烙饼》的题目的时候，我以为这个小说的内容是菜料、食品，而且看着看着就感到很有意思，跟“来旺的妈妈”心里一样，我也有两个女孩子，所以我想如果跟妈妈一样的立场怎样办呢？

类似信函是研究者体验汪曾祺小说人性深度难得的实物证据，但若非启动“脚学”，我们很难见到这类原真形态的读者来信。（4）作家阅读史料。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一定是从其作为读者、“读家”开始的，他（她）的漫长的阅读经验，对其创作多有深刻的形塑作用，甚至不少文学经典直接来自于借鉴甚至模仿，譬如，“《羊舍一夕》的结构、人物设置和细节，直接借鉴模仿了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白静草原’一章”，“（《老鲁》）在人物设置及人物刻画的对比修辞上，就曾借鉴‘霍里和卡里内奇’一章。”在此情形下，考察作家阅读史就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可行路径，而不少故居/旧居、纪念馆用心复原的作家书架就成为实地踏访的有价值的目标。譬如，出现在西安陈忠实文学馆“作家书架”上的作品，皆是从陈忠实生前久居的西蒋村书屋搬移而来，其中就有《三里湾》《运河的桨声》《在田野上，前进！》《创业史》《茹尔宾一家人》《州委书记》《静静的顿河》《叶尔绍夫兄弟》等，而《白鹿原》与《静静的顿河》的关联已经开始为学界所关注。当然，作家与阅读的关联方式，未必只有靠近、借鉴，逃离、反叛也可能是源流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对此，则需结合作家回忆录、读书札记等史料做进一步互证研究。此外，故居/旧居、纪念馆提供的作家家世、人物原型、社会交往等丰富信息，也是多多益善之“活材料”。

2.作品遗迹。日本民俗学家菅丰曾表示：“我对于研究对象绝不只是单纯地从外侧观察，而是将自己置身于内部，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从而以内部立场进行观察。”所谓“置身于内部”，即是要求研究者能够深入对象逻辑，能够在自己问题视野与“他者的现实”之间探求到协商、互动机制。那么，对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无论是作家写作“内部立场”还是作品所涉对象“内部立场”，都已隔着一定距离，如何才能探求得到呢？有三类作品遗迹可以提供支持。（1）作品原型地，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原型地河北省涿鹿县温泉屯村、《暴风骤雨》原型地黑龙江省尚志县元宝镇、《三里湾》原型地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山乡巨变》原型地湖南省益阳市清溪村、《创业史》原型地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红日》原型地孟良崮战场、《笨花》原型地河北省赵县“停住头村”、《凤凰琴》原型地湖北省英山县父子岭小学等。这些原型地很多并未经系统建设，所能见到的与作品直接有关的文献资料未必丰富，但多能找到与作品有关的当事人、原型人物或知情人。而且，只有实地踏访，才能深切体验到文学作品所由诞生的具体情境，以及特定的地理、风俗、人情之于作家创作心理的滋养。（2）相关陈列馆或纪念馆，如“红岩革命纪念馆”、“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卓克基土司官寨遗址（与《尘埃落定》有关）、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与《洪湖赤卫队》有关）等。它们与作家故居/旧居、纪念馆不同，虽然可能因知名文艺作品而生或与之关系密切，但其展示内容重在特定的历史事件或文化遗产，并不以作家作品为重心，甚至完全不涉及，但细心探究者仍可从中获取许多意想不到的文学的“周边材料”。（3）“衍生景观”，主要指一些知名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以后出现的影视城，如“铁道游击队影视城”“红高粱影视城”“白鹿原影视城”等。这些影视城往往用心还原作品中的历史场景，尽量贴合当年民居样式、地方风俗、历史事件，也有其自身的历史意味。

可以说，踏访这些文学遗迹，皆有助于研究者“成为其中的一分子”，理解作家写作以及作品所反映时代的逻辑。譬如，这些作品遗迹保存的原型史料往往能让研究者置身于历史内部。“红岩革命纪念馆”展出的文字、图片、实物资料极为丰富，有烈士遗文、遗诗、遗信，有国民党看守人员徐远举、卢兆春、张界等的交代材料。徐之交代材料史料价值突出，后被公安部以《血手染红岩》之名公开出版。还有被策反看守人员黄茂才等的谈话记录，也有叛徒李文祥、刘国定等的交代材料。这些材料多数未被小说《红岩》使用。历史已经逝去，但这些革命者、叛徒、敌人留下的各色材料，依然能传递出在历史洪流下个体的处境与声音。以之与小说相对照，可以感受到时代“公共语法”与个人逻辑之间复杂多样的博弈，亦能映照出当代文学在讲述英雄、反面人物时所坚持的内部的“叙事语法”，进而实现田野考察与文本分析的有效对接。作品遗迹还可提供更宽阔的历史背景。比如，被认为是《尘埃落定》原型地的卓克基土司官寨阶前立有巨石，上刻五角红星并书七字“卓克基会议会址”。官寨进门又见一长条木板，上书“毛泽东曾居住一周的地方”。熟读《尘埃落定》者见此难免一惊：小说中，麦其土司领地远离汉地，土司太太甚至十多年未曾见过汉人，“天哪，见到他们我还会说汉话吗？”如此与世隔绝之地怎会突然冒出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看其介绍可知，1935年7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卓克基、击败土司军队，并在此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发布“夏洮战役计划”。红军还在当地筹集100余万斤粮草，不少藏民为红军翻越雪山做向导、当翻译，红四方面军此后还在此地成立游击队。踏访者到此，不但可以“回溯”到当年历史现场，也可以“回溯”到1990年代阿来写作的现场：他为什么没有如实记录此段历史呢？究其原因，大概与作家倾心打造尽可能“纯正”的嘉绒文化有关。也因此，小说没有机械地将这段革命史实记入小说中的1935年，而是将之巧妙挪移到1949年我军解放麦其土司领地的故事之中。可以说，这其中的确存在所谓“历史的真实使命是破坏记忆，驱赶记忆”的问题，但它也是作家对于族群文化记忆的因时制宜的有效重构。但若非现场踏访，研究者很难在反差中形成如此问题意识。

以上两类，是Chat GPT、DeepSeek难以有所作为而研究者可以寻访、体验的文学遗迹。当然，作品遗迹、纪念馆舍都具有强建构性。它们能呈现且以特定方式呈现，本身即是一个“故事”。这是不可不察之内容。此外，还有一些建构性较少、更有利于“置身于内部”的踏访形式，如“行踪遗迹考”，如有古代学者“用五年时间完整重走了杜甫之路，系统考察了杜甫的行踪遗迹，从而对杜诗诗意、诗歌背景、杜诗系地系年、杜甫行踪、杜诗地名、杜甫葬地等问题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和思考”，但此种访考不大适合当代研究。主要原因在于，在车马迟慢的古代，从河南到四川、从关中到江南，一段行程可能历时数月甚至年余，其间“航浮洪流，车走巍坂，风驰两奔，往往经见古今战争兴废处所”，历见、体验、创作之间的纠葛、互动甚深，但当代作家多久居一城，即便千里异地，不过端坐机舱一两小时。作家自己都难有真正漫游异地、异族、异文化的行踪，研究者更难以“重走”方式体察之。

二 发现地方/民间文献

在“景器场”之外，“走向田野”另一难以被人工智能代替的方面是地方/民间文献。这在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中乃为常态：“收集民间史料以化解史学研究的无米之炊，同时也可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当代文学研究同样可以受益于此。实际上，不少文学创作即发端于大量地方文献，如张炜创作《古船》之前曾在山东省委办公厅档案编研处阅读上千万字档案，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之前也专门查阅《长安县志》《蓝田县志》，并深入了解陕西农民运动的历史。这意味着，研究者要“回溯”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形成，就很有必要去发掘地方/民间文献。“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地方/民间文献或可提供这样的契机。当然，这些文献有些可以从纪念馆舍之内找到线索，有些则须专门寻访、通过多种途径觅得。

1.地方文史资料。以常例，在图书馆与数据库双重加持下，今日许多著述资料都唾手可得，并不受空间之限，又何必单列地方文史资料作为考察对象呢？主要因于两种特殊情况。其一，图书馆限于经费与空间，并不会采购所有书目，大量地方文史资料因其地方性而往往无缘图书馆；其二，不少地方文史资料（如地方革命史资料、回忆录、非虚构口述甚至传说性资料）在其编撰之初，就未考虑申请书号正式出版，而按图书出版管理规定，非正式出版的“内部资料”不可公开销售。比如，与《白鹿原》有关的《陕西省土地改革资料汇编》（第1集，1951）一书看似平常，但广州各图书馆遍查不得，而《情注桑干河》《土改文化第一村》《从光腚屯到亿元屯》《丁玲在桑干河上》等事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非正式出版物，若研究者不去当地寻访，甚至都难以知道它们的存在。这些地方文史资料对研究帮助极大。由于作者多系本地人士，熟知当地人事、史实、风俗，所以往往能提供外人难以深知的史料。以《尘埃落定》相关地方资料为例。该小说知名以后，政协马尔康县委员会曾编著《雪山土司王朝——卓克基第十六代土司索观瀛传》一书。该传所载索观瀛（麦其土司原型之一）与麦其土司差异较大：他自幼学习汉文，在马尔康建立袍哥组织“康义社”，购买西门子发电机，早期与国民党军阀邓锡侯密切交往，后期与我党地下党员彭玉鸣（陕北公学毕业）结识，“成为莫逆之交”并帮其逃脱军统追捕。如此形迹，相当汉化，并无浓厚“异文化”色彩，但《尘埃落定》显然在其艺术转换过程中输入了特殊的“异文化”建构机制。至于《陕西省土地改革资料汇编》，则分明提示了一个与《白鹿原》迥然有异的“民国乡村”的存在：

“关中特殊论”者认为：关中地区的土地是比较分散的，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不多，有些乡村甚至没有什么地主，土地改革没有来头，用不着大喊大叫。他们没有看到地租、高利贷、以及其他强横霸占、额外勒索等超经济剥削的总和，就夺去农民劳动所获的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有百分之百或倒欠地主的这个事实；没有看到地租率占到百分之三、四十以至七、八十；利息率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以至百分之百这个事实。

显然，为了对中国现代史提出“要挖祖坟”式的新解释，《白鹿原》舍弃了这类大量实存的事实，而以当年马明方（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批评过的“关中特殊论”缔造了白嘉轩、鹿三之间主仆而兼兄弟的民国佳话。当然，小说是艺术创作，不必“屈服”于地方资料，但研究者也未必要“屈服”于小说的声势。地方资料作为史的存在（其可靠性也有待辨识）可提供“文史对读”，可让研究者有机会反思当代文学在建构记忆过程中的诡异之处：“文化的记忆，只是部分地才成其为一面镜子，它碎裂而又被粘复，它照亮当下的黑暗之地，在这里唤醒了一种见证，在那里又加速了一种对事实的隐藏。”

2.地方档案。在史学、经济学研究中，地方档案皆占突出位置，当代文学研究可利用者其实也比较丰富。当然，档案利用本身存在辨识问题，因为文献与记录从来都“不是偶然出现在历史学家面前供他们使用的。在它们的最初创造和它们的后来保存的背后有着一种社会目的。”在适当的辨识、去伪的基础上，可利用的地方档案大约可分两类。（1）与作品相关的社会档案。比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取材于张家口地区逐鹿、怀来等地土地改革，现存于河北省档案馆、张家口市档案馆的不少土地改革档案，即可作为“文史互证”之依据。1946年怀来土改档案即显示，是土地而非其他要素（如宗族、宗教观念等）决定着农民的生存，构成其行为的底层逻辑：“有的贫苦农民和工人说有了地就什么也有了。有了地娶个媳妇还成问题？有了地才算翻身上天堂，无地就老在地狱里活着。”如此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颇可见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于侯忠全、羊倌等农民生存“深描”的准确与珍贵。（2）文艺档案。这亦可分两种，一是作协、文联、电影厂、出版社、报纸、刊物以及大学等单位所保留的作家作品档案，如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书即来自中国作协档案；二是各省市档案馆所保留的宣传部、文化部资料里有大量文艺档案，涉及文艺政策、出版管理、作家培养、作品讨论等材料，比较丰富，堪称“富矿”。比如，雪克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出版以后，引发不少激进批评。但对此，一份来自上海市档案馆的由施燕平撰写的呈交上级部门的材料并不认可，而视之为有待纠正的“偏差”：

主要的偏差是夸大了作品中所存在的缺点，把个别性质的缺点看作是根本性的错误，因而采取了粗暴的态度，从根本上否定了这部作品。……如在人物描写上，他（按：王知伊）认为最成问题的是作者对叛徒胡文玉的描绘上。胡文玉既然是个革命的叛徒，那怎么能在公开投敌之后，还跑到监狱里，在许凤跟前，再三表白自己对许凤“赤诚的心”呢？（实际上胡文玉是受敌特指使，企图以爱情来软化许凤的）他认为，只是作者故意将这一叛徒处理成一个“可怜虫”，说明这个叛徒还有“良心”，给“叛徒脸上搽粉”。

可见，即便到了1961年，上海有关部门也希望文学批评能有“正确态度”、能“实事求是”。与上海类似，天津、广州、武汉、沈阳等市档案馆也藏有大量文艺档案。而在当年苏区与各抗日革命根据地所在县市档案馆里，也有不少与文艺相关的档案有待发掘、利用。这些文艺档案资料皆堪称“新材料”，由“新材料”提炼“新问题”，令人期待。

不过，地方档案利用也面临一些客观困难。一是我国档案查阅管理规定比较严格。档案查阅原本即不允许拍照，但近年获准复印的机会也快速减少，有些档案馆原本允许直接阅读的电子档案，现在则需申请阅读，且阅读申请未必能够获得批准。至于作协、文联等机构，若非内部工作人员，也很难见到档案。二是档案研究成果的发表与出版，客观上也存在一定的限制。这都是短时间内较难解决的问题，有志于档案研究者有必要审慎以待。

3.日记、家书、札记等民间文学文献。所谓“民间文学文献”，是指未曾发表甚至已无发表可能的散落于民间的各种与文学有关的资料。在此方面，黄发有、邢小利、王秀涛等学者做了不少有益工作，但尚有大量可为者。比如，杜鹏程有记日记的良好习惯，但《杜鹏程文集》第4卷所收日记仅限于“战争日记（1947年3月—1949年12月）”，那么此前此后的日记呢？杨沫公开出版的日记起于1945年11月10日，此前日记据她自述“有的被老乡烧掉；有的被埋藏在地下腐烂了；有的也许被知识人搜走了”，此言是否属实？如果不是真的，那些与她的“莎菲”式青春相纠结的日记又在哪里？又如，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青年作家都有一段较长“练笔期”（据说池莉插队回来带回一箱子习作），其间是否也有可资研究参考的资料？当然，这些资料并非都有必要整理出版，但研究者应充分注意到这些未刊日记、书信和习作。如有这些民间文献相助，研究岂不“如虎添翼”？

当然，柳青、杜鹏程、池莉等皆是知名作家，但在北京、上海、陕西、河南、江苏等“文学大市”“文学大省”，受关注较少。具有一定创作成绩的写作者才构成文学的大多数,这个群体也是民间文学文献的重要持有者。2024年7月，笔者登门拜访西安老作家郑征。郑先生出示了他青年时代的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有诸多会议记录、谈话记录、创作分享。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1975年11月陕西“三史”写作会议记录。这次会议今天已无人关注，但郑先生笔记本上的诸发言记录甚有价值。其中，有陈忠实所做报告《写短篇小说的体会》。其时陈忠实刚发表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很受陕西文坛关注。陈在报告中谈到“深化主题”“塑造无人阶级英雄人物”“深入生活”等问题，关于“深入生活”，他谈到四点:

①如何在生活中发现英雄、主要英雄人物，在生活中一定要有形象（也就是说，要有那个人），不然不行。②如何解决到生活中去。是先要参于【与】生活，参于【与】斗争，先成为一个战斗员，这感情不一样。要与他们同干【甘】共苦，共同战斗。③到生活中要注意改造自己的感情。④原【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要留心各种各样的人和事。

这些看法，既是青年陈忠实的肺腑之谈，也是“柳青传统”的影响的见证。而知名作家王汶石的题为《还是为革命搞好文学创作（11月18日）》的报告更是一篇完整细致的创作经验谈，所谈“选材”“主题提炼”“人物”“背景”“情节”“语言”诸问题，平实细致，代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不适宜气候之下的韧性。比如，关于选材，王汶石谈及三种方法：

①截取一个横断面、一个冲突，围绕一个中心事件、一个事件全过程的故事短、情节最突出的地方。描写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故事发展，适当的穿【插】一些述叙。这要作者非常注意写人物的【形】象、动作、对话、人和人之间的关系。②紧紧围绕一个主人公的一生或一生中的一个片断、一个重大的事件。这是基本上讲故事，是形象地来讲，总的来说是作者的叙述（如鲁迅的《祝福》）。这种写法作者要善于叙述、讲故事。这是表达一个深刻的思想主题的。③以典型性格为主线，写一个人，“【阿】Q”“孔乙己”，但性格、形象都十分突出，紧紧抓住这个人物的典型性。

由于是现场记录，郑先生笔迹、标点时有错讹、难辨之处，但这两份迄今都未公开发表的演讲记录尤见珍贵，它们似乎在质问：那个年代的作家真的只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吗？

民间文学文献、地方档案与文史资料的收集，固然是为研究而有目的地展开，但其实际收获却多有意外之喜：郑征笔记本是他在访谈过程中偶然想及，而档案馆有什么、在各地走访又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什么，其实都不能预测。或有意外之喜（譬如与主流记述很不一样的原生态资料），亦可能颗粒无归，然而这也是田野工作的魅力所在。故“田野”更应是一种习惯，研究者面对任何文本和文学史问题，都有必要考虑在“矻矻纸堆”之外还可发掘到怎样的“活材料”，并时刻准备与地方/民间文献“协商”，以重置自己的问题与方法。

三 “活的史料”的发掘

由于“活人属性赋予它们以独一无二的第三种力量”，访谈、口述与问卷工作更在Chat GPT、DeepSeek能力范围之外，尤其值得重视。较之人类学相关工作，当代文学访谈、口述与问卷更具优势。这表现在，人类学家所找原始部落再怎么“原始”，其实仍是今天的现代人生活之所，以现代人经验为依据去研究“野性的思维”，其实存在逻辑漏洞，但当代文学研究所探讨者乃“当代”文事，其当事人、知情人材料的客观性、有效性皆大可期待。而且，访谈、口述与问卷与其说是发现史料，不如是创造史料，这是现代、古代文学研究业已丧失的能力。对此如不积极利用，殊为可惜。在此方面，王尧历时20年完成的《“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堪为示范。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围绕“思潮·事件·论争”展开，下编围绕“创作·编辑·出版”展开，访谈深入，史料价值极高，可说是重新打开了“文学”之世界：“他理解文学不只是作家的纸上文章而已，也是‘编辑室里的故事’”，“《口述史》同时处理文学生产的上游与下游、核心与外围，如此形成的复杂网络远远超过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当代文学访谈、口述与问卷工作即可以此为借鉴，从四个方面继续深入历史皱褶、打开“文学”的世界。

1.作家创作生涯口述。这是最值得做而又做得极少的工作。目前所见，仅《浩然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自传》等寥寥数种，近20余年离世的当代作家，如王汶石、李准、马烽、高晓声、汪曾祺、张贤亮等，都没有留下一部创作口述，殊为可惜。推其原因，或在三点。一，作家素以小说、诗歌创作争盛文坛，对史料工作的价值缺乏认识。不少名作家还自高身份，缺乏学术共情，合作起来未必容易。二，研究者不认为当代作家有能比肩鲁迅、沈从文、曹禺者，看不出有为他们做创作生涯口述的价值（由不少学者兼写小说亦可见他们对同时代作家的真实评价）。而且，在量化考核体制下，迫于快出、多出论文的研究者也难以抽出大块时间专做此事。三，部分作家本身在写回忆录或经常接受访谈，口述材料已经繁多，再做口述似无必要。三者皆有待研究者、作家形成共识，尤其需要理解系统地做作家创作口述工作的意义。所谓“系统”，不仅指完整回溯被访对象的创作生涯，也指以历史化眼光将作家个体创作放在当代中国史、当代文学史整体脉络中，观其对于人性幽微的体察、文艺观念转变与创作之因缘生发。以此而论，这类深度口述工作就非记者或娱乐节目主持人能够承担的。有志于此的研究者，应提前拟好具有深度历史视野的口述提纲，以“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之文学”之关系设计访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将受访作家生硬地拽到研究者问题框架中去，而是在把握谈话大体范围与走向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以受访者为主：“将其视为与自己关系密切且有丰富人生体验的独特个体、与研究者共同探讨问题和建构理论的合作者，应尽量从受访者角度搜集事实、提炼观点，让受访者用讲故事或举例方式陈述经历和看法。”在此意义上，作家创作口述是访者、受访者之间恰到好处的“对话”的结果。此外，口述工作顺利进行，还需要研究者与作家有一定交往和信任。否则，一些久处聚光灯下的名作家未必愿意谈或谈出真实想法。

2.“作品诞生记”之访谈。相对于作家创作生涯口述，以“作品诞生记”为中心的目的性更为明确的访谈工作则相对易于操作。当代文学名篇佳作甚多，其中，“十七年”佳作已错过口述时机，但改革开放时代的《波动》《芙蓉镇》《天云山传奇》《人生》《黑骏马》《古船》《绿化树》《小鲍庄》《叔叔的故事》《风景》《烦恼人生》《新兵连》《白鹿原》《虚构》《妻妾成群》《玉米》《活着》等，都还来得及采访作者、编辑或其他知情人，以厘清作品的发生机缘、故事设计乃至传播、接受过程中的种种“故事”。这类针对性的访谈工作，对当代文学研究大有裨益。2013年初，笔者为搜集《欧阳海之歌》本事资料，曾拟好提纲、邀请申霞艳教授一同采访金敬迈先生。这是金唯一深谈过《欧阳海之歌》的访谈记录，人去音存，颇可珍贵。尤其是他关于“欧阳海就是我自己”“我写欧阳海的四妹时就想起自己的当年，一边写一边自己流泪”的叙说，对于辨识社会主义文艺“真实性”概念颇有帮助。当然，由于当下立场与诉求可能改变“过去”被呈现的方式，对于“作品诞生记”之访谈材料也需要适当的辨识，需要斟酌、综合不同当事人的回忆材料。

3.文学事件访谈。文学事件包括文学会议的召开、文艺政策的制定、文学作品的争鸣、一种文学口号的提出或一次文艺运动的来龙去脉，等等。显然，较之文本生产可能涉及的多重“力的关系”，文学事件牵扯范围更广，所谓“意识形态角力”的情形更见纠葛。在此情形下，访谈工作就尤须考虑结构性。在语言学田野工作中，“结构访谈指地域、受访者和内容的层次性，三者交叉关联。访谈缺乏结构性，成果呈现可能导致两方面问题:一是材料零散无序，缺乏验证性;二是受访者角色关系和访谈内容层次不清，问题缺乏指向性，材料缺乏代表性”，“不同类型受访者对同一问题的立场、态度和行为表现存在差异，需选择不同层级和群体代表性的受访者。”在文学事件访谈中，所谓“结构性”即指要兼顾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立场当事人的声音，以此呈现的“事件”才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此方面，《摇晃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李辉，1998）、《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傅光明，1999）都是为人称道的口述成果。笔者自己多年前也曾为研究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事件登门拜访舒芜、黎辛、张凤珠、涂光群等亲历者，他们的声音亦可谓为“结构性”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譬如，丁玲秘书张凤珠的一段谈话触及“周（扬）、丁（玲）之争”：

“鲁郭茅巴老曹”是周扬定的，鲁迅、茅盾就不用说了，但那时候丁玲的影响是巴金和老舍不能比的，丁玲的影响绝对要超过他们。她是延安来的啊，革命的嘛。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巴金、老舍的名望更大一些。丁玲对他们也知道尊重，但是你说她“服”他们，那绝对不，绝对不。

丁玲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声誉的确不低于巴金、老舍，但出自周扬的“鲁郭茅巴老曹”排行直接将丁玲排除在外。这影响了此后70余年文学史叙述的排行，也许在旁观者看来并无不妥，但对丁玲绝对是很深的“伤害”。“周、丁之争”何以长达40余年而无解，张凤珠的说法无疑可作为喧哗众声之一种。王尧在做“新时期文学”口述时，对每一重要文学事件都尽量找到不同位置的当事人做访谈工作，对访谈的“结构性”考虑相当充分。譬如，关于《苦恋》事件，他即找到了经手《苦恋》剧本发表的《十月》杂志编辑章仲锷、了解《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写作经过的刘锡诚（时任《文艺报》编辑部主任）、《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一文作者顾骧分别访谈，由下到上（《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一文系周扬领导安排顾骧撰写、发表于《人民日报》），多方位地呈现了这一重要文学史事件。而且，还以题记、注解形式提供了张兴春、张光年、唐达成、白桦等当事人关于此事的回忆材料。这是比较成熟的可以兼顾“不同层级和群体代表性的受访者”的结构性访谈，可为后来者借鉴。

4.问卷调查。作为社会学田野工作常用方法的问卷调查，也可为当代文学研究酌用，以了解文学阅读与接受实际状况。这种面对面的调查或问卷可以打破预设印象，呈现事实本身。譬如，温儒敏教授团队主持的《关于“文学阅读与当代生活”的调查问卷》。其调查对象涉及大学生、农民工、作家等不同群体，问卷结果系统、全面，其中也有出人意料的数据。譬如，无论作家还是大学生，即便在“国学热”大背景下，中国古典文学阅读占比仍然甚低，“在作家们所阅读的文学作品中，中国当代文学的数量是最多的，占34%；其次是外国经典文学作品，占23%；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现当代文学差不多，分别为17%和16%；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比例最低，只有10%”，大学生阅读与此接近。这些数据可帮助研究者深入感受当代文学真实的资源构成，并对近年研究中“古典资源”论的人为性有所思考。

不过，口述、访谈与问卷等“活的史料”的发掘皆有技术问题需要处理。第一，与访谈者、被调查者接触的问题。人类学有两种进入调查的方式，即“有身份进入”与“无身份进入”，“有身份进入是指带着介绍信（或其他形式的身份介绍）进入田野，无身份进入是指在无任何机构或证明的状况下，以个人身份进入田野。”无论是熟人引荐，还是与调查点所在地方政府联系，当代文学研究都应以“有身份进入”为宜。第二，如何处理访谈中因被访者的回避或反利用而致的“失败”，同样可借鉴人类学，“如果碰到意料之外的事情，没有经验的学者会带有失落回到自己原来的世界，困惑于‘调研进行不下去’的状态之中，而有经验的学者往往善于反思，把‘失败’的调研看作是另一种素材”，并进而反思当代文学话语体系问题。

以上口述、访谈与问卷、地方/民间文献、“景器场”遗迹，是当代文学研究“走向田野”可以着力的三种可能路径。不过，田野工作发现和发明的材料，虽可在人工智能鞭长莫及之处为人文研究创新性提供一定保障，但其目的却并不在于对抗大语言模型，恰恰相反，它也需要争取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如数据分析等），以使田野工作更见效率。总的来说，“走向田野”意义重大，一则可以让“活材料”与“死文字”相互生发，可激发新的问题意识，造就“有温度的学术”。王国维曾以“纸上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参照为“二重证据法”，当代文学研究如得“活材料”之助，又何尝不是另一种“二重证据法”？二则久处文学与田野的“对话”中，也可使研究者最大程度地避免漫长书斋生涯养就的“书生想象”（甚至愤青思维），以达到对人性、社会与文学更为通透、周全的把握，从而避免所谓“悬浮化”困境的持久存在。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置诸当代文学研究亦大约是合适的。至于如何将这些材料用于更为具体的研究之中，譬如怎样以之对接内部研究（如文本分析）、外部研究（如文学制度研究、文学报刊研究等），进而凝练成新的研究方法，无疑是更具难度的工作，尚有待具体类型具体斟酌。当然，絮叨如此种种，并非强调不踏访遗迹、不做口述与访谈、不去地方档案馆就不足以言“研究”。其实，“人生何处不田野”，当评论家与作家长期交往，对作家个性、情感、创作中的曲折幽微声息相通，又何尝不是不着痕迹的田野工作呢？只是，有兴趣者若更多些“行万里路”的自觉，更多扎根于现实中国社会脉络之中，所言所论或更具体察现实与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