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2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在助力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同时，也引申出长久以来被悬置的问题：究竟“谁”是读者？读者在“哪儿”？这个时代又需要怎样的读者？本期“现场”栏目邀请三位青年学者，分别从概念内涵、群体类型、接受影响等角度重审“读者”及其复杂构成。也是在重新辨识“读者”的基础上，这个时代文学别样的形态面貌逐渐浮出水面。

——顾奕俊（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

今天需要怎样的读者

邱田

文学在数字智能时代面临新的危机与挑战，无处不在的媒介对文学阅读产生了深度影响，人工智能写作又带来了新的问题，而当下关于文学的讨论，往往集中于创作一端或批评一端，例如这个时代作家如何写作，批评家怎样评判。然而，在这场持续进行的对话中，真正的阅读对象——广大读者常常被忽略了，即便提及也容易被当作背景而非主体来谈论。我们谈论文学的困境，谈论文学性的危机，却很少追问：这个时代为何需要读者？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读者？

当我们把视角从创作、批评转向读者时，许多关于文学性的困惑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读者不是文学活动中的被动接受者，恰恰相反，读者的感知方式、阅读习惯、审美趣味的变化，正在深刻地重塑文学的形态，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一种新变。今天谈论文学，谈论全民阅读，我们首先需要重审阅读的时代危机，而这危机的核心，正隐藏在读者的变化之中。

● 读者感知规制的变化

数字媒介时代，读者的文学感知规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结构性的变化。以当下新媒介文艺的具体文类为例：微短剧追求“三秒一反转”，脱口秀追求“五秒一爆梗”。在这些文类背后，隐含的是一种全新的叙事逻辑：作者从一个“深度时间”的创作者，变成了“瞬间引爆”的内容生产者。反转很重要，爆梗很重要，是因为它们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捕获读者的注意力，提供即时性的满足。

而今这种逻辑正在深刻地侵蚀文学经典阅读。当我们谈论文学性、文学价值、文学经典时，我们面对的是“慢速”的文学。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往往有大量的景色描写、大量的心理刻画，它需要读者沉浸其中，缓慢推进，在延迟满足中获得意义的沉淀。这种阅读体验与微短剧、脱口秀形成了根本性的对立。

与青年学生交谈会发现一个令人警醒的现象：他们面对长篇文学作品时，常常“读不下去”了。不是不想读，而是“读不了”——当阅读需要持续的时间和注意力投入时，他们会产生一种生理性的不适，想要快进，想要倍速。这不是意志力的缺失，而是认知结构的改变。快消逻辑通过高频的刺激，重塑了今天读者的注意力结构，导致许多人丧失了处理复杂叙事、进入文学经典的能力。

这种变化在具体阅读行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今天一些人阅读《红楼梦》时，可能会以《甄嬛传》的方式进行解读，将复杂的人物关系简化为宫斗逻辑；当《呼啸山庄》的电影上映时，不少读者开始用“虐恋CP”的网文模式来理解原著经典，将其降格为某种情感类型的范本。余华的《活着》在网上退居其次，取而代之的是“潦草小狗”这样的网络梗，作家的形象、作品的意涵，都被简化为可供传播的符号。

这种解构值得警惕。当玩梗消解了悲剧性，当即时满足替代了深度体验，经典化就面临普遍的困境。快消逻辑把一切都转化为、降维为可供消费的“梗”，并使之成为主导的话语模式，进而重塑了读者整体的文学感观。我们正在失去一种能力——耐心地、沉浸地阅读一部复杂作品的能力。

警惕读者感知规制的深层重塑，因为这也是阅读面临的时代危机。

● 文学标准的再制定

如果说“警惕”是对现状的诊断，那么“重建”就是对出路的探寻。重建的核心，是标准制定权的问题。传统的文学经典化过程，依靠的是专业读者——批评家、学者和编辑。这些人经过长期的学术训练，拥有判断文学价值的象征资本。他们通过专业的批评实践，定义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作品值得进入经典的行列。这套机制当然并非完美，但它至少保证了文学判断的专业性和相对稳定性。

然而今天，这种象征资本正被算法资本所取代。标准制定权之争变得日益显性化：当我们看到百万销量由短视频带货决定，看到网络榜单被算法推荐左右，谁才能定义什么是真正好的文学？

算法的逻辑是流量逻辑，它关心的是点击率、停留时间、转化率。这种逻辑与文学价值之间并无天然的对应关系。一部作品能够在算法中获得推荐，只说明它符合了某种流量机制，而非它具有某种文学品质。但问题在于，当算法成为最主要的“选书人”，当短视频成为最主要的“推荐渠道”，读者的选择空间实际上被极大压缩了。读者以为自己是在自由选择，实际上不过是在算法预设的选项中进行选择。

这种变化导致了标准的混乱。尤其是在“鉴抄”这类争议中，读者之间也很难取得共识，因为缺乏非常明确的判断标准。网络平台的文艺评论多引用算法、流量、网文的发表规则，传统的文学专业标准与商业生产之间的同与异是什么？文学真正的核心判断又是什么？这些标准与原则还没有被厘清。

在当下的语境中，文学价值和文学审美如何重塑？这要求专业批评实现范式的转型。批评者不能只关注“院子里高墙上四角的天空”，满足于小圈子内的专业对话。我们需要在坚持专业性的同时，进行通俗化的转译——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扩展传播。事实上，专业内部一些变化正在发生，比如《当代作家评论》开始录制播客，学者开始制作文学类视频，专业批评正在尝试进入大众的媒介生态。

这种转译和对话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只满足于专业圈内的自我言说，就永远无法摆脱与大众读者脱节的状况。我们需要发展出一套适用于数字时代的价值体系——既能回应算法时代的新问题，又能坚守文学价值的基本判断。这不是对算法的屈服，而是在算法主导的时代重建文学判断的自主性。

● 大众与文学的融合

新大众文艺时代，创作者和读者彼此相融。过去的阅读者早已兼任创作者，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素人写作即最佳例证。除了身份主体的相融，这种时代融合也指向大众性与文学性的关系，而素人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种关系的窗口。

非专业写作者从自身经验出发，用朴素的语言记录生活、表达情感，这种写作天然具有大众性。它打破了专业写作的壁垒，让更多人的声音得以被听见，这是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特征。

但与此同时，素人写作也面临考验：文学性是否充沛？未来是否具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当素人写作在网络层面野蛮生长时，往往以故事见长，缺乏足够的文学性。这时的读者主要是网络受众，传播靠的是话题性而非文学品质。然而，当这类作品走入“庙堂”出版发行，当编辑介入提升其文学性时，受众或者说读者反而可能窄化：作品受到专业研究者关注，却丧失了一部分大众读者。

这种现象值得深思，即大众性与文学性并不天然统一，两者之间存在着动态的张力。如果只有大众性而缺乏文学性，作品可能一时获得关注，但难以持久；如果只追求文学性而忽视大众性，作品又可能陷入小众的困境，无法发挥其公共价值。

素人写作的未来，以及更广泛的新大众文艺的未来，需要关注文学性与大众性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仅是文本层面的，也是跨媒介层面的，更是读者受众层面的。我们须关注如何在保持鲜活经验的同时提升文学品质，琢磨怎样在不同的媒介形态中保持文学的核心价值，还需研究在不同平台与不同传播路径中，应当怎样实现读者群体的交融。

● 读者的时代意义

在媒介迭代、算法主导、AI崛起的时代，读者不再是文学活动的被动一环，而是文学命运的决定者。作者可以“已死”，读者必须“永生”。

文学需要读者，因为读者才是文学意义的最终实现者。一部作品无论多么优秀，如果没有阅读与回应，文学只是沉默的文本。读者是文学价值的守护者和文学创新的推动者，因为读者的趣味、读者的需求、读者的变化，都在倒逼文学“时时生长、更新、创造”。

读者的珍贵性超越了以往任何时候。在即时满足成为主流、倍速观看成为习惯的时代，能够为一部作品驻足、沉浸和思考的读者必然是文学的知音。在算法成为常态、流量变成标准的网络环境下，能够做出独立判断的读者，必然是文学价值最可靠的评判者。

AI时代，我们更需要在新的媒介中重新激活文学作为“人的文学”的永恒价值，这种文学由人创作，为人阅读，关乎人的经验与命运。我们需要在技术与流量的裹挟中为文学找到新的可能。而这一切，最终都指向读者，因为阅读始终是一种具身性实践，阅读需要身体的在场、时间的投入以及情感的共鸣。换言之，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读者，文学就会成为什么样的文学。

（作者系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新大众文艺视域下的读者群体

刘杨

过往的文学批评，往往习惯将读者进行简化甚至做二元对立的划分：一端是掌握话语权、拥有专业解读能力的学者、评论家，即“专业读者”；另一端则是相对沉默、被视为消费主体但缺乏表达空间的“大众读者”。这种泾渭分明的划分体系，在纸质媒介主导、信息传播相对单向、反馈机制迟缓的传统阅读时代或许有其解释力。然而，在数字媒介全方位渗透社会生活、媒介融合不断深化的今天，这种人为的界限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烈消融与重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流动的、形态多元的读者群像，新大众文艺正是这种读者生态演变的关键驱动力量。

在新大众文艺视野中，读者的类型不再由职业或学历决定，而是经阅读场景和文本选择动态定义。身份的流动性，是当下读者最显著的特征。传统精英文化观念里，专业读者长期沉浸于严肃文学，而大众读者更偏重阅读通俗文学。这种刻板印象正在被《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所冀望构建的全民阅读生态打破。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在公共场所设立阅读设施等条款，意味着人们阅读的场景被无限拉长了。

因此，不同于传统文艺语境下主要以教育程度、文化身份为核心划分标准的静态读者分类体系，新大众文艺语境下的读者群体呈现出高度动态的身份跨界和日益复合的深层需求。同一个体，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境、面对不同诉求时，可以也完全可能自由切换于不同的阅读模式与读者角色之间，其阅读行为是流动状态下的主动调适。正是基于当前文化消费的丰富实践形态，笔者尝试将当代读者群体重构为以下四种类型：

其一，深度沉浸型读者。他们追求思想的深刻性、叙事的复杂性、审美体验的完整性而不满足于碎片化信息的浅尝辄止。他们的阅读趣味往往集中于需要反复咀嚼品味的作品。这类读者的阅读模式会因《条例》的保障而更加稳固。

其二，社交互动型读者。这是新大众文艺催生的最具时代特色的读者群。对于他们而言，阅读不再是孤独的旅程。这类读者习惯于在评论区留言，经常在读书App或小程序上划线分享，甚至参与线下的读书沙龙。以“Z世代”为代表的“数字原住民”在阅读中寻求的不仅是故事本身的乐趣，更重要的是在特定的兴趣社群中获得社交归属感、身份认同和文化参与的成就感。

其三，功能实用型读者。他们阅读目的具有极强的现实导向性和问题解决指向性。他们以“有用”作为筛选阅读内容的核心甚至首要标准。在新大众文艺的范畴里，非虚构写作、科普读物，甚至某些具有知识密度的网络小说，都成为他们的目标。

其四，感官体验型读者。随着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这类读者群体迅速壮大。他们往往将获取信息的便捷性和接收过程的舒适感放在首位，在数字平台“听”书，在视频中“看”书。他们更依赖声音、图像甚至画面的直接呈现来获得信息和故事体验，因而对故事的节奏感、声音的感染力、画面的想象空间和整体氛围的塑造更为敏感。这类读者群体庞大，尤其在青少年、老年群体中。这几类读者共同拓展着“阅读”的定义边界，也倒逼着文艺作品以更多元的形态触达人心。

面对如此多元的读者，新大众文艺要担负起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新大众文艺正在重塑一种平视的社会文化心态。过去，文化往往是自上而下的灌输。文化资源的分配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化特征：城市精英群体能够接触到优质的文化资源，拥有文艺评价的话语权，而更多的群众往往只能作为文化的被动接受者。现在，在算法推荐和读者反馈机制下，创作者必须平视读者。读者群体的多元化彻底动摇了传统文艺语境中筑基于文化资本不平等的精英与大众二元对立格局，推动着文化权利实质上的平等化和实践上的下沉。这也令文艺创作更接地气，更有生活气息和人间烟火味。近年来，数字媒介极大降低了创作和传播的门槛，快递诗人王计兵笔下的动人瞬间，素人作家范雨素描绘的生活图景，以及大量活跃在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的打工者记录城市边缘生活的真实故事，都是民众文化创造力被广泛激活的生动例证。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如何在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同时，避免低俗化？如何在追求流量的同时，守住艺术的底线？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直面的。虽然当前新大众文艺产品的总量十分丰富，但优质内容的供给仍然不足，同质化、低俗化的内容仍然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部分下沉市场的读者、未成年读者容易受到不良内容的影响。同时，针对特殊群体的专属内容供给仍然存在缺口，比如适合残障读者的无障碍内容、适合老年读者的适老化内容、适合乡村读者的实用技术内容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升。另一方面，算法推荐带来的信息茧房问题日益凸显。当前大多数内容平台都采用算法推荐机制，根据用户的阅读习惯推送同质化的内容，长期来看会导致用户的阅读视野不断收窄，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代沟不断扩大。

此外，新大众文艺的“出海”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也越来越依赖于多元化读者群体的自发传播热情。微短剧的跨国流行、中国网络小说的海外改编带来的热度，都离不开国内外读者的自发翻译、讨论、二次创作和网络社群推广。这些作品虽然类型各异，题材多样，但其情感内核和审美元素总能跨越文化壁垒，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传播着中国当代的生活面貌和价值理念。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实施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开始，它从国家意志层面将全民阅读提升为一项重大文化工程。而真正的主角则是每一个在生活间隙拿起书本或点亮屏幕的读者。在新大众文艺汹涌澎湃的浪潮中，我们或许已不必再执着于区分读者身份的“专业”抑或“业余”这种过时的标签，而要着眼于培育以每一个鲜活的“人”为核心的，多元共生、权利共享的阅读新生态，让阅读真正成为滋养心灵、赋能个体、连接社会的基础性力量。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副教授）

公共文化生活如何形塑读者？

辜玢玢

早在2020年，评论家黄平论及“新东北文学”时就预言“借助电影市场又将掀起一波热浪”。五年过去，该预言基本得到印证。今年，双雪涛《飞行家》《我的朋友安德烈》、郑执《森中有林》接连上映；双雪涛《刺客爱人》、班宇《逍遥游》等多部电影作品仍在筹备拍摄。“新东北文学”读者群的形成无疑极大激发“新东北电影”市场的开拓，经由从文学到电影的不同艺术媒介，“新东北”的精神维度也不断扩容生长。在地方性差异日渐衰微的今天，“新东北”为何能够成为备受读者关注的地理坐标？在这个书写平权的时代，创作者与读者如何共同参与“新东北”的建构？

还是从文学出发。“新东北文学”独特之处在于小说对于叙述时间段的拣选，久违地将地理坐标与历史坐标再度勾连，由是“新东北”成为承载的装置。在回望中，父一代的艰难境遇是“新东北文学”倾情书写的对象。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当今社会语境之中，父一代的失落为什么能够引发读者的深刻共情？此番共情机制建立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这与“新东北文学”选用的第一人称叙事有着密切的关联，第一人称叙事的确有助于形成共同在场的阅读幻觉，读者“我”极易与叙事者“我”达成某种情感认同。而这一认同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语境。这就涉及“新东北文学”从开始发表到成为文学现象之间的时差问题。要知道，早在201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就已出版了双雪涛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直到2022年，“新东北文学”入选“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

因而，我们不能不关注读者阅读选择的变化。“新东北作家群”成为现象的背后，是某种时代情绪、读者群体情感的征候。虽说作为读者的子一代未必都和“新东北作家群”共享成长履历，但“新东北文学”的书写很大程度上成为读者的移情对象。“新东北文学”声名鹊起的背后是认同情绪在民间读者蔓延。如此，“新东北”有了怀旧化基调。

另一种“新东北”的构建方式是“弱东北化”。小说中高频出现的节点在电影中被淡化，与此相关联的事件则被不同程度地缩略。电影《刺猬》里短促的中景镜头、《平原上的火焰》里玻璃的遮挡和过道的极度昏暗无一不在借由节制的镜头距离把控来表达“在而不在”的暧昧姿态。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父一代开口说话”的改编被读者视为对小说的超越，但这未能在电影改编中得到延续，电影从小说的双线结构中拣选保留的是更吻合电影消费群体的子一代线索。《仙症》中周正的口吃，《平原上的火焰》中庄树与李斐的青春情愫，《我的朋友安德烈》中安德烈与李默的友情成为电影叙事的焦点。小说中历史语境下的集体困境也转化为个体困境，进而具体化为确切的社会热门话题。比如安德烈之死和周正的口吃指向了原生家庭暴力，关宁参与刺杀小说家行动的动机指向了人口拐卖，李斐遭遇了孙博文畸形的情感控制，王战国发疯是因为检举吴主任走私后被囚禁舱底……这使电影能够带给观影者方法论的指导，例如《刺猬》路演交流环节，有观影者动情发言“以后要和孩子像朋友一样”。这一改编策略无疑进一步地拓宽了潜在观影群体，那些更关注现实问题的群体也被纳为可营销对象。

即便“新东北”装载着过去和当下的诸种困境，但“新东北电影”的主创者都尤为强调“轻喜剧调性”。这直接关联到“新东北电影”最重要的一处改编——人物被赋予了最大限度的自我能动性。《仙症》中王战国是自己收拾了行李住进精神病院，周正在巫女赵老师的逼打下也没有低头，甚至反手向公安举报；《平原上的火焰》李斐自卫反杀了孙博文；《飞行家》里李明奇从599米高的电视塔飞落地面；《刺杀小说家2》中两个平行空间都发起了“弑神”的进攻。“新东北电影”一改小说中人被时代裹挟的无力感，困境不再是“无物之阵”那般无从言说，而是明晰的箭靶，在“多巴胺逻辑”的驱动下，自我的力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

在这个意义上，最早“触电”的《刺杀小说家》电影海报宣传语“只要相信，就能实现”就已预言“新东北电影”的读者策略。写作者路空文陷入昏迷时，关宁接过路空文的笔记本电脑，就开始了新的书写，最后肉身之躯的普通人成功打败亦神亦魔的统治者。这可视为“新东北电影”面向观影者的书写邀约，暗示以关宁为象征的普通读者身上无不暗藏着自我保卫的可能性。

自此之后，每一部“新东北电影”都构造了助力多巴胺分泌“爽感”的时刻，或以个人暴力实现复仇，或工友温情互助以实现梦想。借由电影院的共享空间，赋予下岗工人以生命尊严的道德激情反过来成为抚慰观影者精神焦虑的情感来源，提供情绪疏解的出口，进而观影者与影片达成积极情感的召唤共识。

从文学到电影，“新东北电影”的改编不同程度地背离“新东北文学”开创的美学风格，可谓“新东北文学”的“自我策反”。有主创者将此电影理念比喻为“洗一场热水澡”是颇贴切的。“往前走，别回头”“愿你我都不被生活卡住”“只要相信，就能实现”的美好诺言在电影银幕的预演，足以激发观影者自我确信的信念，获得重新出发的精神动力，进而召集更多的观影者。如此热血、温暖、向上，无疑值得肯定。

但我终究还是感到疑惑，我们或曰作为“虚数的读者”，是否也正在丧失负重的能力？“刺杀”，或将历史普适化为个人梦想，这一叙事策略一旦百试不爽，文学可能面临丧失深渊凝视的危机。“引导公民阅读优质内容”，历史或许不应被先验地想象为无受众之物，公共文化生活或许也可以有所担负，毕竟创作者也形塑着读者。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