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亦师亦友

　　向培良于1923年从长沙一中考入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后转入北京世界语学校。北京世界语学校于1923年创办，鲁迅当时在该校授课。于是，向培良有幸结识了鲁迅，并很快和鲁迅的关系十分密切。鲁迅1924年1月日记载：“九日，晴。无事。夜向培良来。”

　　鲁迅出生于1881年，这一年，鲁迅43岁，向培良不过20出头。鲁迅当时为著名作家，向培良是听其授课的学生。

　　1924年10月，进步青年作家高长虹从老家来到北京，在一次听课的时候，他与向培良等青年作家相识。不久，高长虹、向培良等在《国风日报》开辟《狂飙》周刊，并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界有了一定的影响，故受到鲁迅先生的关爱。

　　到了1924年12月，向培良几乎是鲁迅家中常客。鲁迅12月日记载：“21日，晴。培良来。”与此前日记比，省掉了一个“向”字。

　　1925年1月，向培良到鲁迅先生家一次；2月，向培良到鲁迅先生家3次；3月，向培良到鲁迅先生家8次。4月，在鲁迅的支持下，向培良与高长虹等青年作家组织了莽原社。莽原社后来与鲁迅发起和支持的未名社合办了《莽原》周刊和半月刊，发表和出版过在当时极有影响力的作品。更为有趣的是4月11日，鲁迅用这样一则日记记载了他当时的喜悦：“下午陪母亲游阜城门外钓鱼台。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等人共饮，大醉。”他们之间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4月23日，鲁迅给向培良写信说

　　培良兄：

　　我想河南真该有一个新一点的日报了；倘能进行顺利，就好。我们的《莽原》于明天出版，统观全稿，殊觉未能满足。但我也不知真不佳呢，还是我的希望太奢。

　　随后，向培良与鲁迅彼此来往更频繁了。10月12日，向培良和高长虹到鲁迅先生家，鲁迅赠给他们各一本《小说史》。向培良后又得赠《竹林故事》一本。

　　1926年8月26日这天，鲁迅离开北京起程去厦门大学，向培良和高歌(高长虹之弟)等近20位文学青年来为鲁迅先生送行。

　　鲁迅对向培良是十分器重的。他主编的丛书只有《未名丛刊》、《乌合丛书》和《未名新集》三部。《乌合丛书》是社会影响力比较大的一部，向培良的小说集《飘渺的梦及其他》就被编入其中。

　　鲁迅还在他主编的《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选编了向培良的小说3篇。能选入3篇小说的作家只有不多的几位，其中鲁迅也只入选3篇。可见向培良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

　　用稿纠葛引起的矛盾

　　1926年鲁迅为“3·18”惨案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得罪了北洋政府，传言他已被列入北洋政府的“黑名单”，加之他与许广平的婚姻处境，他于1926年8月离开北京去了厦门大学。

　　鲁迅离京后，莽原社内部矛盾即明显起来。当时的《莽原》是由韦素园编辑的，鲁迅已属鞭长莫及了。

　　韦素园退了高歌的小说《剃刀》，压了向培良的剧本《冬天》之后，向培良致信在上海的高长虹，引起高的不满。高长虹在《狂飙》周刊上发表了两封公开信以示抗议。在给鲁迅先生的公开信中写道：“接培良来信，说他同韦素园先生大起冲突，原因是为韦先生退还高歌的《剃刀》，又压下他的《冬天》……到了这时，我还能不出来一理论吗?”最后又对鲁迅先生说：“如果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鲁迅当时给许广平写信说：“长虹又在和韦素园吵闹了……闹的原因是为了《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剧本，但培良和素园在北京发生纠葛，而要在上海的长虹破口大骂，还要在厦门的我出来说话，办法真是离奇得很。我哪里知道其中的底细曲折呢。”

　　鲁迅对此并没有表任何态度，接着给许广平的信中又说：“小小的《莽原》，我一走就闹架。长虹因为社里压下(压下而已)了投稿，和我理论，而社里则时时来信，说没有稿子，催我作文。我实在有些愤愤了，拟至二十四期止，便将《莽原》停刊，没有了刊物，看大家还争持些什么。”

　　单就这场用稿纠葛而言，向培良与鲁迅并无直接矛盾，向培良主要是和韦素园在用稿上的争执，后来，鲁迅不得不作出一些回应，也主要是针对高长虹。

　　因为这一场争吵，向培良宣布退出莽原社。

　　继续撕裂的“伤口”

　　向培良从这一场纠葛中走出来，大约是在一年多之后的1928年4月，在东泰图书局出版了他的戏剧理论力作《中国戏剧概评》，该书后来成为中国较为重要的戏剧理论专著。

　　1929年向培良在上海南华书局任总编辑，与朱子倬、戴望峰等人在上海创办《青春月刊》，作主编。并著文提倡“为人类的文学”。稍后，他的《人类艺术》一书由国民党南京拔提书店出版。鲁迅看到过去那样激进的向培良一下提出这种文学主张后，在1931年8月12日社会科学研究上讲了《上海文艺之一瞥》，其中用了很长一段话批评向培良。他说：“类似的例，还可以举出向培良先生来。在革命渐渐高扬的时候，他是很革命的；他在先前，还曾经说，青年人不但嗥叫，还要露出狼牙来。这自然也不坏，但也应该小心，因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是就要变而为狗的，向培良先生现在在提倡人类的艺术了，他反对有阶级的艺术的存在，而在人类中分出好人和坏人来，这艺术是"好坏斗争"的武器。狗也是将人分为两种的，豢养它的主人之类是好人，别的穷人和乞丐在它眼里就是坏人，不是叫便是咬。然而这也还不算坏，因为究竟还有一点野性，如果再一变而为巴儿狗，好像不管闲事，而其实在给主子尽职，那就正如现在的自称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人们一样，只好去点缀大学教室了。”

　　向培良并不接受鲁迅的批评，他在8月出版的《活跃周报》上发表了《答鲁迅先生》一文。至此，向培良与鲁迅的矛盾公开化了。

　　抗战暴发后，向培良先后担任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研究实验部主任、国民政府第一巡回戏剧教育队队长，带领戏剧演出队往返于湘、桂等地，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文艺救国活动，这一时期他的文艺观从“为人类的文学”转为“文艺反映生活”，发表了大量的作品。

　　不离鲁迅著作的人

　　抗战结束后，1947年8月向培良担任国民党中国万岁剧团团长，在《文艺先锋》上发表了剧本《彪炳千秋》，“为国民党抗日唱赞歌”。

　　1948年6月，他辞掉了万岁剧团团长职务，回到家乡，在沅陵、洪江(原黔阳县)从事教育工作。他在沅陵中学教书时，居室很狭小，但一个小书架里总是放着《鲁迅全集》，不断阅读。为了配合当时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向培良为他的学生们排演了《白毛女》、《刘胡兰》、《真理的故事》等中外戏剧。在他的执导下，沅陵中学的戏演得很有名气。在他进入天命之年时，他给他的一位学生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在本校教了四年了，亲眼看到这个学校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学校的一草一木，我都熟悉。这个学校使我懂得一些革命的道理，逐步批判了自己的过去，自己真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的感慨。现在，我知道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还能够做一些事，所以应该亟起直追。”

　　向培良由沅陵一中调入原黔阳一中任教后，因为成绩显著，曾被选为黔阳县人民代表和被评为模范教师。当时郭沫若托田汉写信给向培良，邀请向培良赴北京共事。向培良谢绝了，并一腔热情地表示自己决心“以有生之年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尽微薄之力”。

　　1958年向培良被划为“右派”，后又因为他曾写过《彪炳千秋》剧本，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入狱，判刑10年。1959年被囚禁于溆浦劳改农场。1961年病逝，终年60岁。

　　1979年12月，黔阳县人民法院根据上级有关政策，撤销了对他的判决，终于为他彻底平反。

　　摘自《文史精华》 邓宏顺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