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茂林修竹，春笋遍地”，这是我小时候春节时常看到的一副对联。在冬去春来的季节，不但人有了春天的期盼和喜悦，更是我在组得本期两篇文章后的深刻体会。

张昌华老先生是原江苏文艺出版社（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是江苏出版界1980至1990年代极度活跃的知名编辑之一，在任期间策划了众多享誉出版界和读书界的品牌图书；他与海内外名家长期深入的交往，成就了一段段作者与编辑之间的佳话，以至于他如今仍然在出版一部部反映作者编者鱼水深情的作品。可即使是这样一位现在仍然活跃、年逾八旬的老编辑，在写到引领他走上编辑之路的老编辑时，仍然一往情深、充满敬意。

蔡玉洗是原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年龄甚至比张先生大，是他不仅仅将已经是40来岁、却只有中学文凭的中学教师张昌华引入出版界，还一次又一次地给张昌华介绍作者、推荐名家、交办项目，让张先生迅速结识国内外名家，业绩暴增。如果说这还属于提携新人、新老共赢的话，那张先生在编辑生涯中一次次“闯祸”，真的是要把蔡总往火坑里“推”了。可他每次总会听到蔡总淡淡的一句话：“我签了字，责任在我，与你无关。”两个月前，当蔡总溘然长逝，无数熟悉不熟悉蔡总的人都无法掩饰地落泪和悲叹时，我们便可在张总的这篇文章中找到缘由。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由老竿为扶持。吴江总编辑前年与中央党史出版社一行来到凤凰交流并与我相识，我俩从此便成为网上知音。他对编辑理论的建构，对编辑实务的熟稔，对时事人物的看法，都值得我深入学习。我曾复制了他关于编辑技能的文章，发凤凰所有编辑参考。他关于新编辑快速成长的五大诀窍，实在是编辑培养的实用宝典。限于篇幅，我只能删除一条他排列第五的诀窍。我认为，所有年轻编辑，照着他“架设桥梁、读书学习、调查研究、出去见人”四条反复实践，特别是关于“调查研究”里面的小“四点”反复锻炼，如果不成才，那只能说明“天妒英才”。

年轻编辑的成长，不但需要吴江这样的总编辑带着，还需要由蔡玉洗这样的总编辑罩着，新人的成长，绝非易事。

——徐 海

年轻编辑快速成长四大决窍

□吴 江

到了四五十岁的年龄，总有一些场合，要给年轻编辑讲几句经验之类的话。编辑的成长好像也没有什么捷径，现在静下心来总结成长中的体会，和自己刚入职时老编辑讲给我的，也没有什么本质变化。当年前辈的话语，音犹在耳，倏忽之间，我就由听讲人变成了讲述人。

架设桥梁——编辑工作的专业性所在

刚入行的编辑可能会问，在专业细分的时代，图书编辑的专业性体现在哪里。这个问题好像不容易说清楚。一方面，图书编辑工作重实践轻理论，一些编辑史、编辑理论、编辑学研究方法的课程，可能大多数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也没有系统学过。加上各出版领域涉及的学科门类广泛，很难在整体上把编辑工作的专业性附着在某个学科上。另一方面，出版行业又对编辑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好编辑的培养和成长，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事。

编辑工作在文化传播中起着桥梁的作用，一边连着信息、知识、作者，另一边连着读者。它的专业性就体现在联通两边的“架桥”本领。当海量信息、知识包围受众时，什么才是有价值和满足需要的，怎么把它们变成内容产品？编辑通过专业性的工作，替读者对某个领域的信息、知识进行选择、组织、呈现和推广。这是一项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包括专业知识研究、选题策划、内容组织、案头编辑、装帧设计、材料工艺、营销推广、数字化等等，涉及的关键词是信息、人和技艺。所以，获取信息、沟通人群、提高技艺，就成为年轻编辑“架桥”路上必须过的几个关口。

在“桥”的两边，要特别注意读者那个方向，它是起导向作用的。一个选题要不要上马，一本书稿以什么形式呈现，是读者的需要起主导作用。无论多有名气的作者，编辑和他们对等沟通的底气，来自于编辑更懂读者、更了解读者的需求。从更好为读者服务的角度出发，把书做好，也实现了更好为作者服务的目的。

读书学习——增加思想力的深度

编辑是个领社会文化风气之先的职业，也是个需要终生学习的职业，有时候放松偷懒一年半载，就会有落伍难追的感觉。

现在的信息量太多太杂，惑人耳目。还是应该静下心来读书，精读一些经典学术著作，不拘哪个学科，相对成体系地读一部分，会让个人的知识基础更稳固，思想力更深刻，判断力更准确。

我在上学读书期间，没怎么接触过哲学。工作后的两年多时间，在一位搞政治思想史的老师带领下，每周末花一整天，几个人凑在一起精读中外哲学原典，从孔子、庄子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卢梭、康德……在哲学史上打了几个桩子。有了支点之后，能读进去了，自己陆续又看了一些，算是对哲学有了一点积淀。记忆最深的是读康德的三大批判，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对没有哲学基础的人来说，进入很困难，要一点一点地啃。现在回忆康德的书里都说了什么，已经很模糊了，但当年所受的思维训练，印刻在思想基因中，思想的逻辑性和穿透力增强了，分析判断事物的本领增强了。作为编辑，要经常进行分析和判断，读经典可以训练这方面的能力。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哲学书，史学、文学、法学、社会学……都可以，人文科学治学和训练方法类似，对哪方面感兴趣，系统地钻研一阵子，会受益终身。人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基础，常常是年轻时期打下的，这个时期精力旺盛、求知欲强，所以系统读书要趁早。

调查研究——通过信息材料找规律

调查研究是贯穿在编辑工作中的基本功。通过分析信息、材料去寻找规律，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对把握编辑工作的道理也适用。毛主席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

选题策划是编辑工作中的难点，刚入行的人可能觉得很难，看到老编辑总有好选题，俯拾皆是，自己却摸不到门路，憋也憋不出来。这也有个功到自然成的过程，所谓功到，主要是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坚持信息积累，坚持琢磨研究，一般来说两三年后即可小成。关于编辑的调查研究，细谈几点。

一是可以建立个人的图书信息数据库。比如选题策划，对某个门类一段时期的过往好书、当下好书的资料，进行积累和分析。做上几年，这些信息就不再是散点了，可以勾画出这类图书的发展进化脉络。这是培养做书感觉的重要参考和依凭。了解了这个脉络，再考虑选题，就不是凭空出世，而是在源流里面。顺着这个脉络，也容易发掘出新选题，跟风也罢，创新也罢，总是得先摸到规律性的东西。

每年北京的全国图书订货会，是出版界新书集中展示的场合，我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坚持每年去订货会搜集各社新书、好书信息，特别是党史、理论类图书，从中寻找启发。20多年下来，对这类图书的线性变化有个基本的了解，如同一条河，它从哪流过来，现在是什么状况，可能流向哪里，有自己的认知。有了这个总体认识，再去判断河里的一石一浪，心里是有底的。开始几年逛订货会，搜集资料很辛苦，没有智能手机，靠搜集各社的书目，每次几十斤。第一天收集回来，晚上连夜看，对感兴趣的书标记出来，第二天再回到现场翻看真书。那些年也摸到一点门道，比如各地出版社千里迢迢来京参展，不会带很多书目，一两天就散发完了，所以要先逛各省展区。后来手机可以拍照，搜集材料也就简便多了。

二是编辑的调查研究随时随地贯穿在工作中。一个想法飘过，在图书网站上、数据平台上检索翻找一通，去和专家学者聊天，从他们的谈话中收集线索、启发，甚至有目的地去刷社群和视频网站等等，只要带着收集资料的目的，都算是调研。这种工作要经常做。

三是要重视对资料的研究分析。对年轻编辑来说，可能存在调查容易研究难的问题。调查时七嘴八舌，琳琅满目，热热闹闹，记了不少笔记，拍了好多照片，但对带回来的资料，却懒于研究。毕竟，一个人面对大量碎片的资料整理分析，好比做一篇小论文，是件苦差事。但这种夜深人静时归纳综合的过程，才是长本事的必经之路。

开始当编辑，我对装帧不入门，不知道怎么和美术编辑对话。对美编设计的封面，虽然不满意，但说不出哪不好，提不出建设性意见——实际是对装帧缺乏规律性认识。后来建了个封面数据库（也不过几十个样本），按照创意、布局、工艺、色彩、字体等几个要素，把市场反响、个人观感好的和不好的封面收集来，坚持了几年，不断收集不断看，为什么这个好那个不好。看多了，想久了，好像到了某一天，就能和美编对话，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了。

现在图书行业和出版单位自身的数据平台上，集散了大量数据。年轻人比我们老家伙对数据更敏感，检索使用也更熟练，要重视利用数据。有时候，一个瞬间的错误判断，需要花很长时间、很大成本去消化、修正。如果有较强的利用数据辅助判断的意识和能力，可能要少犯很多错误。

四是调研后得到的启示、规律，要在实践中大胆尝试。只是知道了，不去实行，也难有真正的长进。我和本社的年轻编辑常说，工作方法三步走：第一步是睁眼看——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寻找解决办法。第二步要动手做——对于获得的启发和想到的办法，大胆尝试，起而立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一切成长和进步不是开几个座谈会、听几个讲座就能实现的，还是要在大量实践中去锻炼。第三步是用心想——行动的结果，有成功有不足，要不断总结经验。解决了一个问题之后，又会产生新的问题，还是重复这个三步走。在一次次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往复循环中，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会得到提高。

出去见人——人动有三分喜

一些大的出版公司，编辑会分为案头和策划组稿两种，体现了更细的分工。对年轻编辑来说，我还是提倡不要过早定型，如果能做到两门抱，岂不更好，这两种工作本身也不能截然分开。

全科的编辑应该具备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基础是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不能太宅。编辑的职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社会交往平台，上可平视公卿，下可深入市井，这也是编辑职业的魅力所在。

人动有三分喜。人像一潭水，动起来，激活起来，状态就不一样了，收到的效果也可能超出想象。有的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像潭水的涟漪一样，在别处能收到效果。我总和社里的年轻编辑说：不要屁股沉，不要贪恋办公室的空调和软椅，长期封闭在格子间，不能知形势，不得遇高人，不足励志气。

年轻编辑出去见人，有活力，招人待见；没负担，自由发挥。到了四五十岁的年纪，再要出去见人，考虑的就多了，也没那么自在了。所以，出去见人也要趁早。

专家学者是必见的人，也是潜在的作者群。很多信息、选题就是聊天过程中迸发的。作者群可以是宽泛网络和精干队伍的结合。同行中特别是有出色业绩的，也应该经常见面请益。他们能带来行业的新鲜动态和先进经验。面对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如果连个可以请教、出主意的人都没有，是危险的。

我刚当编辑那阵，有一段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周要认识一位新朋友，逼着自己走出去。那时认识的很多是退休的老人，他们赋闲在家，有年轻人上门是很高兴的，常常说个不停，很多是题外话。作为听众要有耐心，陪他们聊天，最终会回到你感兴趣的话题。

年轻编辑也要注意建立和维护同龄的作者队伍，形成编辑与作者共同成长、共同扶持的良性循环。再大牌的学者也要从年轻不知名时起步，也要从青涩的文章著作开始被社会认识，也要给孩子挣奶粉钱……编辑从某种程度上是“星探”、是“经纪人”。学者们从讲师升到副教授、教授，编辑们也从助理编辑熬成副编审、编审，几十年的交往，共同成长，成为真正的朋友，也是人生历程中的一段佳话。

都是些老生常谈。做编辑，如果奔着升官发财，是找错了门。这个工作辛苦，复杂，赚不到大钱，博不来高名，门槛似乎不高，能做出来还真不容易。这又是一项具有创造性、引领性的有趣味的工作。长江后浪，浮事新人，希望年轻编辑们早日成才。

（作者系中共党史出版社总编辑）

勇于担当的蔡玉洗

——兼谈凤凰文艺社创建初期的人与事

□张昌华

蔡玉洗（1949-2023），是我原来供职的江苏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老友徐海知我与玉洗有故事，嘱我写篇文字纪念一下，顺便谈谈文艺社当年的事。嘉命难违，写什么呢？思绪纷乱，信马由缰，记个流水账吧。

“编辑在业界的地位是靠稿子奠定的”

我与玉洗有个秘密，外人鲜知。我本是乡间中学的语文教师，中学学历，在40岁时能跻身出版界，拜玉洗所赐。实话实说，是浩然为我搭的桥，走了蔡玉洗这扇“后门”。1977年我偶然得到一幅浩然的书法，有朋友说是假的，我也不知真伪。次年在小学教书的妻子，带回一张为儿子包胶鞋的《少年报》，我打开一看，是浩然的小说《七月的雨》，便给他写信求证字的真伪。

报社将信转到浩然手中，两周后我接到他的回信，浩然告诉我那字是假的。1979年我拜访了浩然，他知道我是语文老师，爱好文学，便建议我业余练习写作，并表示乐意帮我看看稿子并推荐。后我与贺景文共同创作的《201光棍宿舍》《鸡鸣茅店月》，被《小说月报》选载，浩然很高兴。当我向他流露出“跳槽”的想法时，他便把我推荐给时为《钟山》编辑的蔡玉洗……

到出版社后，玉洗对我提携甚多。1986年全国长篇小说座谈会在厦门召开，玉洗为拓宽我的文学视野，带叶兆言与我去参加，从而使我结识了陈荒煤、聂震宁等。此后，他带我拜访过施蛰存、邵燕祥、张洁、史铁生等。某年，汪曾祺、林斤澜途经南京，叶至诚请客，玉洗向叶至诚提出要把我也带上……这对我之后的组稿帮助很大，我渐渐地进入了作家圈。玉洗对我说：“跟作家打交道，诚信最重要。”

工作中，玉洗对我提出的选题比较重视，甚至一些比较“超前”的内容，在向总社报告时，他也乐于写上自己的意见，“敲边鼓”求成功。当然他也是有原则的。有时因我编发的稿子他从总社吃了“板子”回来，我向他表示歉意时，他总漫不经心地说：“我签字的，不关你的事。”玉洗淡泊名利，他当总编辑十多年，从不在任何一本书上署自己的名字，哪怕稿子是他组来的。

业界朋友都很尊重玉洗。1987年我受命到丰县向还在乡下种田的赵本夫组稿。本夫说：“玉洗要我的头，我不敢给他脚。”本夫当年的处女作《卖驴》一炮走红，就是玉洗在自然来稿中发现的。玉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代表支部跟我谈话时，只一句话三个字：“好好干。”他就是这么一个简单而实在的厚道人。

我入职时被分配在农村读物编辑室，编苏州评弹《玉蜻蜓》、扬州评话《过五关斩六将》，选题是室主任涂心江老师分配的。次年一次闲聊中，玉洗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编辑在业界的地位是靠稿子奠定的。昌华，你不能老靠‘喂鸭子’（领导分选题），要学会自己扛枪打鸟，到社会上去组稿。”

招兵买马，逐渐兵强马壮

蔡玉洗原系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1986年文艺社从人民社剥离，他改任文艺社总编辑。当时所谓的文艺社实际上是原文学编辑室的一班人马，而且分家时《钟山》的同志划归江苏省作协，剩下的不足十个人。恢复建制初期条件极其艰苦，出版社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总社给我们35万码洋库存书，希望我们经济上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分家之初，搬出高云岭，无钱租像样的房子，只能租部队干休所楼顶上搭建的铁皮盖的棚子，夏天像蒸笼，冬天似冰窖。约40平方米，全社编辑、行政窝在一起，办公桌一张挨一张，两年后我们才迁到湖南路8号，稍微像点样，至此，社里才有一部总社淘汰的“三峰”面包车。

玉洗重视人才，到湖南路后开始招兵买马。一边在社会上招新兵，招进了北大的任恒山、孙金荣，武大的汪修荣和社科院的许金林；一边从兄弟单位疯狂地挖人，从科技社挖来黄小初，从《雨花》挖来虞善国，从南农大挖来田迎春，从城南中学挖来速泰熙，从江苏省供销社挖来卞宁坚。叶兆言研究生一毕业也被拉了进来。郭济访、沈瑞、陈敏丽也在此前后入社。当时社委会有三个人：蔡玉洗、任雨霖、李荣德。那时文艺社真是兵强马壮，其阵容盛况空前。且说叶兆言吧，他读书多，见识广，人脉旺。他提出的选题大都品位较高，玉洗很看重他的选题，可以平衡社里选题结构并提高品位，注重了“两个效益”，又体现了多元风格。《二十世纪外国美学文艺学名著精义》、张爱玲的《十八春》《小艾》等都是他编的。《八月丛书》也是他率先提出，当时有人反对，认为此书长销不畅销。玉洗极力支持，团结了史铁生、刘恒、王安忆、张炜、朱苏进等一批名家。兆言是个散漫的人，喜欢“自由”。玉洗宽容，对他的“小自由”从不干涉。

总社大楼建成后，抓阄入住，我们无缘。科技社从新华印刷厂老楼搬出，我们接龙入驻。老楼的房间多，宽敞，社里统一定制新办公桌，总算像那么回事了。此时社里经济大为好转，琼瑶、古龙的作品和纪实文学丛书，给社里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先后在锁金村、观音里买了十二套房子，大大改善了员工的居住条件，令其他社里的同仁羡慕不已。

白云苍狗。这一页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翻了过去。刻下，任雨霖、蔡玉洗等一批为文艺社立下汗马功劳的老人都已走进历史。回忆当初虽心酸，然又觉得温馨。

（作者系原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