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体达用 传本出新

——做好新时代古籍影印出版的思考

■魏 崇（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古籍整理在传承文明、赓续文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代古籍工作全链条中，古籍影印对古籍保护、研究、传播具有独特价值。

古籍影印历经百年成效卓著。古籍影印从清末照相石印术传入我国后开始。早期影印行为的主体是点石斋、同文书局等印刷机构，其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兴起，学者、出版者成为影印古籍主体。据统计，民国时期整理古籍达2.6万种，其中半数为影印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古籍整理事业受到极大重视，据粗略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印出版古籍约8万种，其中有丛书近千种。近年陆续推出《续修四库全书》《中华再造善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古本戏曲丛刊》等重要影印成果，“《永乐大典》、敦煌文献出版工程”“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等也在如火如荼推进，将古籍影印出版事业推向新的历史高峰。

古籍影印的当代发展现状。古籍工作包括古籍保护、研究、整理出版多个方面，从处理好“本”“体”“用”的关系来说，要做好古籍的抢救性保护、原典影印和深度整理、普及解读与当代阐释，以及数字活化利用，实现有机结合、各美其美，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古籍的原典影印是重要工作之一，其优势在于既可有效解决古籍“藏”与“用”的矛盾，让珍稀版本化身千百，实现古籍再生性保护和文献系统整理，为学术研究提供源头活水。此外，要看到由于古籍影印一定程度上从业门槛较低，造成部分出版物水准参差不齐，以及部分底本使用粗放，技术应用不稳定，影印要件不完整，选目不当、题材重复等问题。

做好新时代高质量古籍影印出版的建议。一是在浩如烟海的存世古籍中明确哪些古籍精品值得影印、优先整理，应包括各领域中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经典著作的重要版本，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的古籍，较为珍罕的孤本善本、名家批校本、名家稿本和海外稀见藏本等。二是明确哪些古籍影印项目应当优先获得资助，重点关注重大出版工程和传世文献系统整理，珍稀稿抄本、未刊本，有学术价值的重点专题史料等领域。三是建立古籍已影印、数字化文献的联合目录系统。四是推动行业标准规范制定。由学术界、出版界、图书馆界等领域人士共同参与，针对古籍影印特点编制规范。

推动新技术条件下古籍影印出版不断创新探索。传统古籍影印正在突破原有模式，与数字技术结合，以融合出版创新为古籍整理、文化传承提供新探索。2023年国家图书馆公益发布“《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与纸质仿真影印版互为促进，使大典风貌、内容永续保存和广泛传播。旅顺博物馆藏清代孙温绘制《全本红楼梦》在高仿真影印基础上，建设“红楼幻境”数字文化展览。“中国古籍图典资源库”收录10万张古籍图像类资源，实现传统文化元素的新解析、再创作。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团队跨学科合作，通过使用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构建敦煌残卷缀合自动缀合算法工具箱和平台，实现残卷的整体自动化缀合。

在文化传承发展时代背景下，古籍出版单位要把握历史机遇，不断推动古籍影印与数字化创新应用，推出更专业精准的服务和更优质的文化产品，在时代洪流中经受考验、屹立潮头。

新时代古籍出版与传统文化普及教育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价值融合与产业思考

■葛永波（黄山书社社长）

做好新时代古籍出版工作，从古籍中发掘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当代价值，在新质生产力环境下，按照精品化、时代化、大众化要求，推动古籍转化利用，为构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提供文化基石，是古籍出版社义不容辞的责任。融合时代的古籍出版，需要战略性调整和创新性做法，发挥内容、供应链、服务链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保持本色、做出特色，做强专业、创新产业，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注入专业化能力与主导性活力，也为出版社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和机遇。

打好古籍出版专业品牌基础。要通过系统性的整理、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扎实开展学理研究，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文化精髓，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清楚”，培育古籍出版社的专业化品牌。重大出版工程是品牌建设的龙头、古籍出版的拳头，也是传统文化普及读物的富矿，要通过实施重大项目，打通资源渠道，培养编辑专业能力，提升企业专业层次，提高对传统文化精神实质的把握水平。

做深文化普及产品线。发挥古籍出版社传统文化普及的市场主体作用，围绕经典性这一基本原则，发挥专业优势，确保内容质量，策划、设计、编纂、出版兼具文化价值、出版价值、市场价值的高质量普及出版物，打造传统文化普及产品业务板块。注重从读者角度出发，在内容和形式上实现质的提升，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厚重与时代文化的新颖。

创新传统文化融合普及业态。重视传统文化的社会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坚持数字与纸本交融，围绕新技术、教育、体验3个融合面向，打通传统文化与社会教育之间的关节点，策划传统文化普及项目，开发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包，健全管理机制，积极拓展传统文化社会活动、阅读推广等业务，使项目有特色、服务有质量。

融入地方文化建设。深度服务并融入地方传统文化建设，承担地方文化项目，响应地方文化建设政策，深度参与地方传统文化普及业务。挖掘地方文化特色，深化传统文化普及地方性、区域性特征，以专项服务、特色产品为地方传统文化普及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

打通社会资源渠道。积极利用普及教育的社会资源渠道，主动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进家庭、进社区、进乡村、进机关、进企业等全民阅读活动，推动传统普及教育渠道发挥优势，相互渗透，形成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交流的传统文化普及社会服务网络系统，举办文化论坛、产品推介、经典诵读等活动，融入社会、融入生活、融入教育，在具象、体验、共感的新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形态中，让优秀传统文化精神鲜活起来，实现创新性传承发展的最终目标。

构建传统文化普及产业支撑体系。建立目标明确的传统文化交流培训机制，组织项目交流活动，开展传统文化普及实践调研，准确阐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建立传统文化普及评价机制，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打造古籍出版与文化普及、传统出版与融合发展相互支撑的新模式。

从文献到文物：古籍整理出版的选题创新

■王旭斌（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

地方古籍出版社，由于底子薄、历史积累不足、品牌影响有限，导致在吸引优质作者和稿源时处于被动局面，图书出版后，市场反响也不如行业先进出版单位。因而策划先行，开发学术上立得住、市场上叫得响的古籍图书，并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更显重要。

要立足地方，充分挖掘当地优秀历史文献资源，策划既有地方特色又有全国影响的选题。一是地方文献整理出版已经逐步形成特色板块。如浙江有《衢州文献集成》《温岭丛书》《义乌丛书》《台州丛书》等，江苏有《江苏文库》《无锡文库》《扬州文库》《苏州文献丛书》等，其他规模较大的地方丛书还有《广州大典》《巴蜀文库》《遵义丛书》等。二是以选题创新为切入点提升地方文献出版价值。要系统梳理地方文献，精选具有文献价值的典籍进行整理出版；注重深度整理，物色专业的整理者精选校勘，确保整理质量；坚持后出转精，充分利用新材料，精点精校精注，打造精品。三是做好地方文献板块的多维运作和多重实效。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浙江文丛”符合现代古籍整理规范，既有继承又有创新。通过项目实施，浙江古籍出版社汇聚了高水平的作者队伍，积累了优质的专业出版资源，还凝聚了一支业务专精的古籍编辑出版团队。

要形成特色，积极拓展有全国影响的学术资源，策划既有专业禀赋又有学术底蕴的选题。一是面向全国，跨地跨界联合多方机构与资源。如浙江古籍出版社与甘肃省图书馆合作策划出版《西北稀见戏曲抄本丛刊》《甘肃省图书馆藏河西宝卷整理汇编》；与海外学术机构合作策划出版《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等。二是重视构建专业性和学术性并重的选题规划。要在社层面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做好顶层设计。如上海中西书局的出土文献板块，在学术界和出版界都有良好的口碑，主要得益于其长期规划及在此领域的深耕。

要注重普及，勇于探索专业出版的大众表达，策划既有社会影响又有市场口碑的选题。一是让文物活起来。浙江古籍出版社主动和浙江省考古所联系，积极策划选题，2018年出版《良渚玉器线绘》，是市场上向普通大众普及良渚文明的首部著作；2020年策划出版《看见5000年——良渚王国记事》；2023年策划出版《良渚词典》。二是让遗产活起来。石窟是佛教的文化遗存，浙江古籍出版社与考古学家常青合作策划出版了《中国石窟简史》，广受读者好评。以此为契机，又延伸策划了“中国石窟导览”丛书，按地域分辑详细解读全国各地著名的石窟。三是让文献活起来。“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一项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202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与浙江博物馆馆长、鸟类学家陈水华策划出版了《形理两全：宋画中的鸟类》，是运用现代技术、融合多学科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范本。

文化传承视野下的古籍深度整理出版

■奚彤云（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

新中国古籍工作非常重视对要籍注释本的整理出版，在经史子集各部，都有丰富的成果。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为例，前四史的整理分别选用附有三家注、唐颜师古注、唐李贤等注、南朝宋裴松之注的合注本。20世纪初，新撰的典籍注释已不再被视为古籍，而是作为古籍整理的传统方式有序传承。自1958年成立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后，我国的古籍整理工作得到了有步骤、分层次的全面规划。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华要籍集释丛书》等几套开放性丛书，形成了品牌丛书与深度整理古籍相辅相成的出版运作模式。

伴随新兴学科产生，一些在1911年前未曾受到特别关注的古籍，作为新学科的基础文献被纳入深度整理范围。如代表中外关系史学科化成果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科技类名著《九章算术》《农政全书》等。全字头断代诗文总集的编纂、地方文献丛书的汇编等，因处理文献多而复杂，都可属于古籍深度整理，近几十年来，这方面成果不断，尤其是总集编纂，体例日求精严，学术含量与日俱增，可见能体现最前沿成果的古籍深度整理，兼具文化传承和学术创新双重价值。

如今古籍数据库内容不断丰富，数字技术持续改善着资料检索、文献获取等学术条件，整体推进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需注意的是，新技术只能帮助有相当积累的整理者更高效、更精准、更细致地完成工作，并不能代替做深度整理前必经的学术准备工作，解明文本精要之处仍离不开整理者的古文阅读能力及相关研究积累。

新时代的古籍工作承担了新的文化使命，古籍深度整理出版如何守正创新、深入发展，知往以观来，有以下3点建议。

不断摸索总结适应古籍深度整理出版的经验及规范。70余年来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一直重视规范化操作。当下古籍深度整理出版有五方面经验尤为值得追踪总结：一是关注已有成果的成书体例。二是关注训诂释义与文本研究兼善的成果经验。三是将出土文献等新材料阐释成果合理运用于深度整理的经验。四是运用数字人文技术提升深度整理学术价值的经验。五是相关图书出版的工作经验。

经典的深度整理与普及出版相生互促。面向青少年教育、大众阅读的经典普及，需要借鉴经典深度整理成果。对历代已积累丰富阐释成果的经典，编写经典普及本也会成为学者做深度整理的预备工作。经典的深度整理与普及本之间的这种相生互促关系，不仅为普及本的规模化出版提供了质量保证，也提升了深度整理工作的社会意义，出版工作中应合理运用好这一关系。

多领域复合式培养古籍深度整理出版人才。目前国家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的2个学科——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分属于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所以在呼吁全面加强古籍人才培养时，特别要提倡文献学与其他传统门类的学科交融，以期多领域、复合式培养古籍整理出版人才。

创新数字技术应用 提优古籍普及推广

■马美著（岳麓书社总编辑、总经理）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融合发展成为图书出版业发展的重要路径。古籍普及需要借助融合发展，在数字化融合发展中提优古籍普及，达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古籍借助融合出版表达阐释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现代表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生动的阐释和普及，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古籍整理和普及同样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出版界要借助现代技术手段，使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更好地达到古籍普及的效果。专业出版社致力经典图书的融合发展，中华书局开发的大型古籍整理本数据库“中华经典古籍库”，收录了中华书局及其他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整理本古籍图书，提供便捷的阅读、查询、文献征引等服务。岳麓书社2016年出版的融媒体图书“四大名著名家演播版”，因书中包含音频、视频、VR等内容，深受读者欢迎。

以数字技术激活传统古籍图书生存空间。一是数字技术的迅速兴起，对传统图书的生产提出了数字化的要求。数字化有助于解决古籍在存储、借阅等方面的难题。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古籍库”、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永乐大典”等数据库的建设，给读者带来了极大方便。古籍普及也需要数字技术的提质，提高读者阅读的兴趣。如岳麓书社的“四大名著名家演播版”，通过VR技术让读者在纸上就可“参观”大观园、武侯祠等四大名著的相关景点。

二是古籍普及引入数字技术不断拓宽生存空间。岳麓书社是比较早的探索融合发展的出版社之一，在启动中国古典名著数字化工程时，就坚定地走古籍普及融合发展的道路。随着二维码技术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将其引入到图书内容的生产上，古籍普及图书也推出了很多权威的有声产品。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四大名著有声版”，在数字化融合发展中提优古籍普及，不断扩宽古籍普及图书的生存空间。

融媒体创新升级古籍普及图书产品。一是要在不断创新中优化古籍普及图书产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岳麓书社等专业出版社，开始推动古籍普及工作。当时大量出版了“简体、横排、标点分段”的白文本古典名著，后来推出了一系列封面设计优美、版式设计美观大方的古典名著普及读物。“古典名著无障碍阅读本”“古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等古籍普及图书扩大了古代典籍阅读的受众。在古籍普及读物中引入数字技术，是对古籍普及读物的革命性改造。如岳麓书社名家演播版“四大名著”以实现“读名著、讲名著、听名著、玩名著、谈名著”的立体化阅读方式，激发读者兴趣。

二是要高度重视融媒体产品的文化品位。融媒体版的古籍普及读物要取得成功，除了应用数字技术之外，还要高度重视图书的文化品位，而不是以简单的音频、视频作为销售的噱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四大名著有声版”，以畅销多年的优秀版本为基础，由知名学者为内容把关，确保了该套图书的内容品质。岳麓书社的“四大名著名家演播版”，演播者和讲解者都是该领域的名家。由专业出版社出版的融媒体版古籍普及读物，有专业编辑的把关和审定，确保了纸质图书及相应音频、视频的质量，具有更强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