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走进“北影大讲堂”，跟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潘若简举行了一场名为“徐则臣——作为洪流中的细沙”的对谈活动。在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徐则臣跟台下的几百位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分享了自己多年的写作心得，并就“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关系”话题进行了独特的阐释，“我从电影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的作家，哪个敢说自己没受过电影的影响。”

想当作家要“读开了”“写开了”

今年45岁的徐则臣出生于江苏东海的农村家庭，曾凭借《如果大雪封门》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2014年凭借《耶路撒冷》获得老舍文学奖；2019年凭借《北上》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他是首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70后作家，因此被认为是“70后作家的光荣”。

“其实我一开始的梦想并不是当作家，而是律师。”徐则臣笑道，尤其是1993年复旦大学赢得了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的画面，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出了一本书叫《狮城舌战》，里面很多辩词我都能背下来。”尽管高考填的志愿几乎都是法律，但徐则臣却进了最后一档的“中文系”，那是一个同学为了让他兜底建议填的。

徐则臣回忆，自己高二时因为“虚荣心”开始写小说，高三写了一年的诗，但发现不是那块料。他最后之所以成为一名作家，是因为得了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就写了一大摞笔记，虽然都是一些年轻时的激愤之言，但到了大学后徐则臣才意识到，原来这种没有“逻辑”的写法有一个专业名词叫“意识流写作”。

“我觉得想写作的朋友，这两点能做到的话，问题都不大：一是‘读开了’，另一个是‘写开了’。”徐则臣说，所谓“读开了”，就像老中医看到一个病人，脑子里瞬间就想到一个方子，“它是融会贯通的”。而“写开了”就像是他得了神经衰弱后的状态，就是没日没夜地写，“我从大一暑假开始，一直写到现在，整整26年了。我是比较轴的，一旦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这么多年也就坚持到现在，就成了所谓的作家。”

写作时会借助电影表现手法

聊起喜欢的电影，徐则臣一下子举出了《天堂电影院》《美丽心灵》《罗拉快跑》《柏林苍穹下》等经典电影，“我看了很多电影，虽然我对电影是个外行，但是在写作的时候，我会借助很多电影的表现手法，比如小说的结构，就像是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需要互相衔接好；在写小说《北上》中有些开阔的场景时，我的脑子里有非常清晰的意识，觉得这是一个俯拍镜头，那是长镜头，又或者是正反打镜头，所以今天如果有哪个小说家敢说自己完全没有从电影中汲取养分，我觉得这是一个虚伪的话。”

徐则臣尤其对韩国已故导演金基德2005年执导的电影《弓》中的一个情节记忆深刻，这是一部讲述一个17岁年轻女孩跟一个花甲老人之间跨越年龄的爱情故事。片中有一个“女孩连打老人几个耳光”的情节，在徐则臣看来，一般导演可能就设计打两个耳光，再好点的是三个耳光，而金基德却设计了四个耳光，“他采用了量的积累的方式，这就把这个女孩出离愤怒的极限心理展现了出来，这就是细节的力量。”徐则臣认为，拍电影就好比一个作家写小说，有时候你感觉他写的东西就跟挠痒痒似的，一般作家连痒在哪里都找不到，优秀的作家能挠对位置，“但最高明的作家，除了挠到你受不了，还会带来某种行为上的荒诞性，就好像金基德设计的这‘四个耳光’一样。”

现在作家已成了“高危职业”

“在同质化时代，作家已经成为了‘高危职业’。”徐则臣感慨道，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以前有些作家仅仅凭借拥有独特的生命体验就能写出不错小说来的时代已经远去了。尤其是像ChatGPT的出现，更是让很多作家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带来的危险。“我自己现在就很焦虑，如果不能制止人工智能的发展，很快90%的作家都要失业了，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有些作家之所以比较自信，那是因为他们的视野狭窄。”徐则臣坦言。

如何对抗人工智能的发展？徐则臣建议，要发挥和反思作家的原创能力，将作家的个人特色和差异性发挥出来，才是一个正确的写作之路，“做一个好的作家，唯一的办法就是调动所有的努力，来寻找自己的那份独特的差异性，将自己最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感受表达出来。”

将写作状态推到极致，是徐则臣对自己的要求。很多读者在看到小说《北上》中老太太马思意去世的这一段时，都禁不住流泪。其实徐则臣又何尝不是，他是一边流泪一边写，因为马思意的整个死亡过程是完全还原了徐则臣奶奶真实的离世过程，“她当时已经90岁了，我就在她身边守了一天一夜，她先是不吃不喝，然后进入昏迷状态，我摸着她的脚，感受到她的体温从脚部到头部一点点往上撤，整个过程非常悲痛，但你作为亲人却完全挽留不住。”

徐则臣曾经犹豫过要不要把这种残酷写出来，思考了很久后，终于还是写了，“我觉得生命的伟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死亡和残忍，所以我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了。”

尊重影视改编的二度创作

根据《北上》改变的电视剧今年6月已经开机，导演是姚晓峰，主演是白鹿、欧豪等。对于影视改编，徐则臣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唯一不能动的就是题目。”他笑道，影视改编属于二度创作，他希望给创作者足够的空间，“只要他们按照影视的要求去改就行，我交出来就不管了。”

虽然著作等身，但徐则臣依然感叹自己写作的时间不够，“高产作家遇到了没有时间写作。”他自嘲道，作为《人民文学》的副主编，日常的编辑工作占据了他很大的时间，“每到年底的时候，都是我们最痛苦的时候，如果一整年都没有出现一部印象深刻的作品，眼前就像是黑压压的水面，心情很不好。”

人到中年，徐则臣的心态也在改变，他开始从喝咖啡变回了喜欢喝茶，喜欢住平房多过住高楼，也从以前希望“到世界去”看“诗和远方”回归到喜欢待在北京，“最近几年我最大的感受是：我所待的地方没准就是‘诗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