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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生长得更广阔

来源:澎湃新闻 | 高丹   时间 : 2023-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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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以“在世界之中——当下书写与海外经验”为话题,李敬泽、梁鸿、徐则臣、杨庆祥、季亚娅五位作家做客“十月SKP会客厅”,与读者们进行了分享。

五位写作者认为,2023年的文学现场,一个仍然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在1990年代文学的延长线上,在经验与书写的层面,关于中国与世界的讲述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相比五四新文学的“到世界去”,此刻我们比从前更深切意识到“在世界之中”,意识到那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同时性。世界背景下的中国经验,是这一代作家们的叙事坐标。“我们穿越时代与个人的秘密通道,以各自的阅历与写作,在不同的坐标上交相辉映”。

海外经验、本土经验,最终都要交融到自己的内心

旅居特拉维夫的作家梁鸿,首先分享了在以色列的海外生活经验:当自己走在耶路撒冷,会感受到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的内心有多么久远,感受到一代代人注视过的目光。在以色列的生活非常值得书写,它跟中国生活刚好构成相对的一种比较的经验。然而,不管是海外经验,还是本土经验,它最终都要交融到自己的内心,才有可能变成一种真正的经验和写作,才有可能真正幻化出所谓的文学创作来。

作家、《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徐则臣谈及,自己对于特拉维夫的熟悉来自于曾居住在这里的阿摩司·奥兹曾住在特拉维夫,他写过《爱与黑暗的故事》、《我的米海尔》、《乡村生活图景》等等,一个小说家的写作往往会激发读者对于其生活的城市的好奇与向往。

活动中,徐则臣也分享了自己在长篇小说《北上》中是怎样构建“世界与故乡”的关系。

《北上》小说中写了两个意大利人,其中一个叫小波罗,他沿着运河从杭州一直往北京走,快到通州的时候去世了,死在运河上。“过去都是中国人往外走,但在《北上》中,外国人行走在世界上,来到了中国。其中隐喻着‘看和被看’的问题,还有一个互为镜像的问题——大家都知道1840年以后,中国被迫进入现代化,再不是一个孤悬于世界之外的国家。那么在积贫积弱的晚清末期,风雨飘摇的帝国黄昏的时候,国外的人、世界人的眼里中国是什么样子,由此我引入了外国人的视角。”

以此为例,徐则臣强调,在写作中我们既要关注通约的那部分、相似的那部分,同时也要强调差异性。在一个全球化、同质化的时代,我们不仅要求同,也要求异。所谓的求异不是刻意跟别人区别开来,而是应当正视自己“是其所是”的那个质的规定性,它让我们成为了今天的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可以用盲人摸象作比:历史和现实是什么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可能每个人的说法都未必完备、准确,但所有不那么完备、准确的观点放在一块儿的时候,它就可能无限接近于事物的真相。”徐则臣谈道。

批评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分享了几部处理了当下书写与海外经验的作品,他认为,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徐则臣从未到过耶路撒冷,由此这是一部没有物质意义上的书写,是作者想象的乌托邦之地;但是张承志的随笔《敬重与惜别》中,实写了中国与日本这两个文明之间的关系,其中也写及日本一批热血青年在日本闹革命没有成功,流亡到巴勒斯坦,并最终牺牲并埋葬在那里。这两部作品也提供了一种有趣的参照。

创建热气腾腾的文学公共生活

《十月》杂志执行主编季亚娅提出,从歌德提出“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到当下已经快两百年,到今天我们应该怎么看世界文学,如果说有一种共同的书写经验在世界之中,中国人的自我的形象、写作的姿态,从80年代、90年代,到今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杨庆祥认为,歌德的世界主义是各民族文学平等自由地参与进来,同时构成整个整体性的世界文学,但是这是一种理想型。而世界文学有一个历史化的概念,这个历史化的概念恰恰和理想型不一样,它的概念是各民族的文学恰恰不能自由平等地参与到世界文学里面去,因为文学背后是政治和经济的较量。“汉语文学本来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但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理解的,我们认为世界文学在那里,我们在外面,我们要走进世界文学。但现在,对于新一代作家来说,他们的写作本来就是一种世界语,自然而然就‘在世界之中’。”

同时,杨庆祥也谈到中国当代文学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着困境。有一本专著叫《世界文学共和国》,书中认为,某种意义上,一种语言相当于一种货币,英语是全世界最大的硬通货,汉语在世界文学的货币库里面占的份额非常之少。“五四那一代人的作家,鲁迅、沈从文等在整个世界语的谱系里面只占很小的一部分。2016年,我去美国,去到美国最有地标性的书店,却很遗憾地发现,里面比较多的是林语堂的书,因为他用英语写作,莫言、余华老师的书也有,但都不是特别多,鲁迅的甚至没有找到。”

季亚娅介绍了邱华栋的《哈瓦那波浪》和青年作家如孟小书、蒋在等的写作,认为“新一代人的写作者有多种语言能力,写了很多在世界迁徙和流动的大背景下年轻人的感受。”

回到中国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季亚娅谈道,中国似乎永远在追赶,可以说,从五四时候开始,“世界文学是什么”一直是“中国文学是什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我们某种意义上一直是以它为样本来设计和定义我们自己的文学:“比如九十年代的转型追赶到魔幻现实主义,追赶到先锋小说,在之前更多的可能是十九世纪经典意义上的写作。”

季亚娅认为,现在我们更应该强调“同时性”。比如,《十月》杂志今年改版后设立了一个新栏目“全球首发”,“我们以语种为别,邀请勒克莱齐奥、库切等各语种最具代表性的世界知名作家,将他们从未发表过的新作,在《十月》杂志以中文形式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发表,这可能意味着中文也可能是世界语言中的‘硬通货’。而当这个栏目置于《十月》杂志的整体框架内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同期还有石一枫北京海淀学区的内卷故事,刚刚去世的导演万玛才旦写的藏地日常生活等等,当它们与勒克莱齐奥的《护身符》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构成一个此刻的、彼此参照的、意味深长的世界文学图景。我们的工作就是致力于设计文学更广阔的形态,让多样的故事、多样的写法和多样的读法同时出现在这本杂志上,创建热气腾腾的文学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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