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湖南与海南——韩少功文学世界的两个重要空间”研讨会在汨罗市三江镇韩少功文学馆举行。

从生活的方式和态度开始

韩少功

我今天一直很犹豫，到底应不应该坐在这里？不坐在这里吧，不礼貌。但你人在这里，大家碍于情面，总要说点客气的话，“拜年”的话。可见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我们只能“知其白，守其黑”。

海南的弟兄们跑这么远的路，组了一个“探亲团”来看望我，湖南作协看到海南来了这么多朋友，也搞了一个“检查团”，看我在这里干得怎么样。大家聚在一起，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其认真的程度出乎我的意料。大家说了很多鼓励、支持、肯定我的话，说得我有点蒙。我真有点不知道你们在说谁。原以为我很了解自己，现在发现并不了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向哪里去？当然，你们走了以后，我会花一点时间，慢慢地冷静下来。对大家的好意见，我会努力消化，吸取你们的智慧。大家也说了一些过头的话，我会一步步剔除干净，看三五天后，能不能找回自我。

今天的题目是——“湖南与海南韩少功文学世界的两个重要空间”。湖南海南相隔一千多公里，说起来是一个值得说说的话题。这是因为中国人把地域看得比较重，但国外似乎不是这样，大家有没有听说“纽约作家群”或“莫斯科作家群”？好像没有。中国有中国的管理传统，比方有户口，有作家组织的行政区划，于是就有“湘军”“陕军”“粤军”之类说法，经媒体炒作，就有了“陕军在行动”“粤军在逆袭”之类话题。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世界人，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看作是站在地球这个360度圆球面积的中心，都是面对全人类说话。作家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视野。

城乡之间有发展程度、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这确实很重要，但双方在很多方面也是相通的。我在这个汨罗市三江镇八景村，也有光纤宽带入户，与你们在城市里联系外界的效率差不多。城乡居民遇到同样的人生难题。曾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酒过三巡后问我一个问题，说这个问题他问了好多人，看了好多电视连续剧，也没找到答案。我很忐忑，说我也不一定答得上来，只能试一试。他就问：“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友情？”这把我问蒙了。我说你这个问题应该去问琼瑶呀。你们看看，一个山村老汉，与城里那些小鲜肉、小清新，是不是想得也差不多？

所以我说，城乡也好，这个“南”那个“南”也好，其差异性不应被我们过于夸大。一个作者最好有上帝的心态，有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关怀，不被地域的、阶层的、行业的、民族的身份来束缚和局限。

大家刚刚谈到了理想。人是要有点理想的，但理想并不是一个需要经常敲锣打鼓、冠冕堂皇、轰轰烈烈来宣示的东西。这就像我们如果没有遇到黑暗，就不会想起路灯，如果没有遇到疾病，就不会想起良医。这个就是我们的理想常见的隐形状态。因为路灯也好，良医也好，并不是我们天天需要的，可能一年365天也用不上，十年之间也只是偶尔用上那么两三次。这就是说，理想通常只能给我们一个标杆，引导一个过程，让我们获得识别和处理生活现象的价值尺度。比方说我们认识事物要客观，但百分之百的客观那是神话，任何认识成果都只是尽可能地相对接近这个“彼岸”。但如果没这个标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拿什么来辨别认识的真假和高下？同样的道理，我们说百分之百的公平，那也是个神话，但如果没有公平这个标杆，世界会变得怎么样？是不是任何恶行和无耻都值得我们兴高采烈？都可以振振有词？在这个意义上，在座各位其实都是有理想的人。当你们对社会上某些现象不高兴的时候、反感的时候、生气的时候、拍案而起的时候，那就证明理想还在你的心中，还在你的身边。不然的话，你拍案而起就没有理由了。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眼下进入了一个精神的低谷时期。第一次全球文明高峰，是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古希腊、古中国、古巴比伦等，几乎不约而同出现了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的大时代。第二次全球文明高峰，是16世纪到20世纪的所谓启蒙时代。那时的自由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其实都是非常理想主义，都充满了激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有一段名言，我们小时候都能背下来的：“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时，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他临死时，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但这段话其实出现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那是美国一位科学家、实业家、资本家的人生体会与信念。在很长时间里，作为一位出身于穷人家的成功人士，他几乎是美国的明星、导师、圣人。在这里，一位红军战士和一位实业巨星的精神居然是完全相通的。想想看，那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积极向上和激动人心的时代！

大家刚刚谈到了理想。人是要有点理想的，但理想并不是一个需要经常敲锣打鼓、冠冕堂皇、轰轰烈烈来宣示的东西。这就像我们如果没有遇到黑暗，就不会想起路灯，如果没有遇到疾病，就不会想起良医。这个就是我们的理想常见的隐形状态。因为路灯也好，良医也好，并不是我们天天需要的，可能一年365天也用不上，十年之间也只是偶尔用上那么两三次。这就是说，理想通常只能给我们一个标杆，引导一个过程，让我们获得识别和处理生活现象的价值尺度。比方说我们认识事物要客观，但百分之百的客观那是神话，任何认识成果都只是尽可能地相对接近这个“彼岸”。但如果没这个标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拿什么来辨别认识的真假和高下？同样的道理，我们说百分之百的公平，那也是个神话，但如果没有公平这个标杆，世界会变得怎么样？是不是任何恶行和无耻都值得我们兴高采烈？都可以振振有词？在这个意义上，在座各位其实都是有理想的人。当你们对社会上某些现象不高兴的时候、反感的时候、生气的时候、拍案而起的时候，那就证明理想还在你的心中，还在你的身边。不然的话，你拍案而起就没有理由了。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眼下进入了一个精神的低谷时期。第一次全球文明高峰，是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古希腊、古中国、古巴比伦等，几乎不约而同出现了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的大时代。第二次全球文明高峰，是16世纪到20世纪的所谓启蒙时代。那时的自由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其实都是非常理想主义，都充满了激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有一段名言，我们小时候都能背下来的：“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时，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他临死时，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但这段话其实出现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那是美国一位科学家、实业家、资本家的人生体会与信念。在很长时间里，作为一位出身于穷人家的成功人士，他几乎是美国的明星、导师、圣人。在这里，一位红军战士和一位实业巨星的精神居然是完全相通的。想想看，那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积极向上和激动人心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