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水运宪的长篇小说《戴花》（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几度眼也飞扬心也飞扬，又几度眼也潮湿心也潮湿，深切感动于这部向光、暖心、动情的优秀作品。

从小说主题来看，《戴花》秉持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立足价值引领的正能性、审美能指的多重性、阅读接受的生动性的三位一体，紧扣当下社会生活砥砺前行搏击进取的现实律动，以历史视阈、社会角度、个人生命体验的错综交织，以正德大义的庄重言说与雅俗共赏的生动表达的有机结合，以故事的丰富思想蕴含、事件场景的鲜活形状与色彩、人物形象明亮的人格光束和接地气有活力的鲜明个性、兼具强烈情感认同感染性与共情力的语言表达的互融互衬，通过一个普通工人竭尽一生全力以赴争当劳模的故事文本，书写了一曲中国机械工业不断走向强盛的时代壮歌。

小说聚焦某高校机械制造专业的一批大学生分配到德华电机制造总厂参加工作的历史事件，多视角、多维度、多样态地描绘再现了1960、1970年代作为共和国主人的基层普通工人，任劳任怨干工作、争先恐后当劳模、孜孜以求钻研技术革新的曲折历程，从中国电机制造工业技术革新的一个侧面，钩沉出中华民族在困厄中破旧立新、求变图强、砥砺拼搏的历史发展逻辑，进而构建起一个兼具广度、力度和深度的宏大主题。“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作为主人公莫正强最喜爱的这首歌，既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表征，又是人性尊严的光荣归属。由此，《戴花》将潜藏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中的中华民族“英雄情结”的历史基因、文化血统和蓬勃向上“精气神”生动可信的呈现出来，深刻揭示反映了中国工业强劲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使其在社会生活舞台上和人心人性世界里以“明明德”引领风尚，充分敞开了一部现实主义力作的独特史诗性价值与意义。

小说的叙事策略亦堪称别具匠心。《戴花》构建起的是一种由一条主线勾连起多条副线的拧绳式框架结构。叙述主线始终沿着“我”（杨哲民）和师傅莫正强之间的工作、生活、以及师徒关系的叙述路向，具实严谨地顺序推进莫师傅孜孜以求争当劳模的故事讲述；而包括“我”和同学们的友情、“我”和姜红梅的爱情、同学们之间发生的各种事件、吴启军和他的师傅段一村的师徒关系、师傅莫正强的家庭生活、以及师傅与许多人的或交好或纠结或误解或抵触的复杂关系等多条叙述副线，则沿着花开数朵、各表一枝的轨迹，以或顺序、或倒叙、或插叙、或碎片拼贴的方式向前铺衍。这种多线索多角度多层次多样性此起彼伏的交叉描写，始终紧扣各种矛盾冲突、紧贴人性内在肌理有条不紊地展开，既强化了小说文本杂树生花起伏跌宕的故事性，又敞开了前有伏笔、后有照应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情节的推进并不过多依靠翻天覆地大起大落的陡转，却以生活、生产、爱情等日常细节的细腻刻画，成功搭建起一条物质性的“叙事本文”与内在精神性的“心理本文”交相辉映的阅读渠道，有效触发了读者因真实生动而可亲可信而心生敬意的同频共情。事件和场景的描述具有鲜明的画面感，人物对话既能指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洋溢着鲜活的日常生活气息，亦写照着朴素遒劲外简内丰的古典神韵，彰显出较大的影视剧改编价值。

从人物形象塑造来看，《戴花》为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一种新形象类型，即“普通工人劳模”。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间的当代文坛虽时有一些讴歌劳模业绩的文学作品问世，但大多数限定在农村题材范畴。改革开放以降，工业题材曾掀起过以《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等优秀作品为代表的创作热潮，然而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如乔光朴、石敢、郑子云、陈咏明等人，却都属于锐意改革进取的工业界领军人物，而《戴花》则以诸多具实性的事件和生动鲜活的画面以及真实感人的细节，描述再现了一个普通翻砂工人莫正强心心念念争当劳模的生命历程。为新中国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普通工人的劳模谱系。

小说对莫正强形象的塑造，不是按照对英雄人物进行高度提纯的已成惯例类型化模板展开的，而是紧扣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的莫师傅倾尽全力孜孜以求“当劳模”的执着心念和执拗性格，以扁平性和立体性互融互衬的手法，既多角度多侧面地写出了其心底纯粹敦厚善良真诚待人的优良品性，亦不回避其时而显露出的一些小卖弄、小表演、小狡黠甚至小虚伪等缺点。一方面，为当劳模，身为车间主任处处身先士卒的莫师傅以工厂为家以车间为家，以诚相待车间工友和徒弟，抢干一切重活儿、累活儿、脏活儿，虽一连几年与劳模荣誉擦肩而过，仍然不气馁不泄劲，一如既往地埋头苦干，每逢节假日就主动申请加班值班，不辞辛苦不计报酬，拼出了一身病也毫无怨言，直到最后倒在车间的“冲天炉”前，以“点、点火”的嘶哑吼叫定格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另一方面，为当劳模，莫师傅也时常闹出一些高调摆姿态、故意作秀的可笑又可爱的小把戏，如为引起厂领导和其他车间工友对他连早饭都顾不得吃就到车间来干活之事的关注，他故意让自己妻子连续几天都大张旗鼓地到车间来送早饭，还边走边大声埋怨“这个死东西清早就往车间跑，早饭也不吃”。为增彩自己的良好形象，他想营造家庭和睦的氛围，而妻子恰恰正在和他闹矛盾甚至叫嚷要离婚，他就软硬兼施动员我去当说客，力劝师母别在评劳模的关键时刻“掉链子”。他甚至还做过一件偷钱的错事：当市里已通过他的申报材料要派出验收组来车间和家里考察时，厂领导让莫师傅买一点儿好茶接待验收组，他四处借钱未果急得团团转，转到工友宿舍时竟神鬼差使地偷拿了一位工友的十元钱（先是悄悄地送还了五元，后又借钱送回去五元）。按理说这事儿谁都不知道，而且还已全部送还，可莫师傅却始终过不去这道心坎，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丢人丢脸的丑事。于是在验收会即将结束、验收组负责人宣布“莫正强同志已正式确定为我们全市的劳动模范”时，莫师傅却突然坦白了自己昨天曾偷过钱这件事，并声明自己没脸要这个劳模称号，致使即将到手的劳模殊荣再次泡汤。厂里从领导到工友再到徒弟们都埋怨他太实在、对自己太苛刻，莫师傅却说，他要争当的劳模必须是干干净净的，不当众说出自己这件丑事心里不踏实。尽管莫师傅直到生命终结也没当上劳模（小说结尾处提示，莫师傅被追授为全市劳动模范），但其不忘初心敬业爱岗的人格华彩却是那般的灼目闪亮。

正是这种具有鲜明现实指向性与写真纪实意义的描写和刻画，始终契合着人情、人心、人性的内在肌理，滤掉了一切粗简的直白和浮夸的修饰，剔除了影响文学性的所有泥沙，既真实可信又很接地气，使读者深切感受到德华电机厂这片文学“风景”中的灵魂跃动与人性交响，标识出作者塑造人物手法的多样性和纯粹白描手法背后的深厚文学功力。

作者对人物塑造欲扬先抑手法的娴熟运用，撑开了小说引人入胜的艺术张力。《戴花》明明是对莫师傅和以莫师傅为代表的普通工人群体的讴歌与赞颂，却并未从开始就对其一路褒扬，而是首先从相反的贬抑处落笔。先写“我”对师傅的失望与不满，嫌弃他从相貌到气质都乏善可陈，“两只眼袋下面长着胡须”，“胡子很稀疏，东一撮西一撮胡乱生长。而且黑少白多，灰不溜秋就跟从来没用肥皂洗过似的”，跟人说话时罗里吧嗦且口气难闻，似乎是从来不刷牙。尽管师傅对收我为徒颇为自豪，亲切地称我为“民儿”，我心里却很是不屑和疏远。后来在日常工作中，师傅为人的善良坦荡和心地的干净纯洁以及对工作的兢兢业业，使我逐渐感受到其人品和性格的内在魅力，进而愿意和他亲近，愿意追随他勤奋努力，最终从心底深处生发出对他的真诚爱戴与礼敬。其他人物如德华电机厂工会主席莫德龙、政工科长骆青涛、市机电局局长鲁昌顺等，也大都是采用欲扬先抑手法塑造完成的，这与当下影视剧常用的反转技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莫师傅的形象藉此得以立体饱满的刻画，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对师傅的情感藉此前后形成起伏跌宕的鲜明对比，表征出“文似看山不喜平”（袁枚《随园诗话》）的艺术蓄势手法之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