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引领“伤痕文学”，《钟鼓楼》获得茅盾文学奖，《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刘心武续红楼梦》掀起轩然大波……追捧、支持、质疑、打击，刘心武没有为轰动得意也没有为磨难折服，他在文学跋涉中沉淀出坚韧润恕的悯世情怀。

一位老作家对刘心武说：“我觉得你是一个纯粹的作家。”刘心武觉得，这是对自己极高的评价。

他写作，首先是因为他的生命本体中有一种不可抑制的需求。多年来，他几乎每年都有新书出版，有散见于报刊的各类短篇小说和随笔，还有红学研究、金学研究、建筑评论、歌剧、绘画……好的小说家必有开阔的视野。刘心武八方飞翔，四处采撷生活的花粉，酿多味文学之蜜，而且，总还不断地酿出一点别有趣味的“新蜜”。《邮轮碎片》《刘心武细说<金瓶梅>》，以及四幕话剧《大海》就是他酿出的“新蜜”。

“我就是一个平民”

最近出版的《人生没有白读的书》《世间没有白走的路》是刘心武八十岁后的新作。书中内容是将他在喜马拉雅的个人电台《刘心武·听见·读书与人生感悟》里的声音整理成文字。有的内容尽管他过去写过文章，但文字表达和谈心式口语表达，会形成有差别的效果，“把书卷气的文章内容用口语表达，再转为新的文本，我自己读来，也觉得产生了新意。”

《世间没有白走的路》几乎涵盖了刘心武一生的历程。从给予自己爱与启迪的父母，到儿时陪伴自己的保姆、忘年交，从文坛的前辈、至交好友，到生活中认识的村友、司机、电梯工等，刘心武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将与他们的点滴故事记录下来。刘心武走上文学的道路，与家庭的熏陶密不可分。他说，父母都是爱读书的人。他们读书虽然也有消遣、消闲的一面，但从不读低俗的、狭邪的书，他们热爱《红楼梦》，喜欢鲁迅、苏曼殊、叶圣陶、冰心的作品，喜欢《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儿》）《悲惨世界》《黑奴吁天录》……刘心武少年时期的阅读，受他们影响很深。

小时候刘心武常去的地方是书店。看到一排排书摆在书架上露出的书脊，他的心中总是升起莫名的渴望和冲击。那时候很多是引进的儿童文学作品，他非常喜欢其中的一套民间故事丛书，第一次去就买了；可是第二次再去时，发现增加了新的品种。他心里很慌，总想把书买齐了，又担心钱不够。由于这套民间故事一直都在出版，刘心武始终未能买全。那时他心里就萌生一个念头：什么时候我自己写一本，也摆在这儿卖。那年，刘心武12岁。

高中的时候，刘心武订阅了《译文》《读书》。看得多了，就动了投稿的心思。终于有一天，刘心武的一篇文章登出来了。不是在《中国少年报》，也不在《少年文艺》或《儿童时代》，而是刊登于《读书》，题目是“谈《第四十一》”。那是在1958年，刘心武刚刚16岁。

高中时候刘心武的功课很好，就非常自信地在第一志愿填写了北大中文系，但因故调剂去了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他曾为此非常遗憾，然而后来当中学教师的经历，使他得以深入了解基层。他说：“我就是一个平民，当了15年中学教师，在杂院里生活十来年，虽然走出来了，但还是喜欢跟那些人们称为‘平民’的人交往。”曾有一位朋友偶然看见刘心武在一处街角的马路牙子上跟一位壮汉并坐闲聊，以为在体验生活。其实那壮汉是他多年的朋友，交往实在与写作无关。他曾和朋友在电梯过道里摆开小炕桌，坐着小马扎打过一宿的麻将。有位修鞋匠朋友，两杯二锅头下肚，他会把心中难与人言的烦闷倾诉给刘心武，甚至会把头晚的梦讲给他听。

刘心武说，不能因为自己写了一点作品，出了一些书，有了一点虚名，就自以为不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愿意平静地生活在亲友中间，他们以其整合而成的生命韧力，赋予了他心灵感悟的可能。

写下“伤痕文学”开山之作

被评价是“伤痕文学”开山之作的《班主任》，素材来源于刘心武在北京十三中的生活体验。这篇小说于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和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一起，形成了“伤痕文学”的浪潮，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79年，复苏的国内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茅盾先生亲自为他颁发奖状。1980年，中国作协召开座谈会，茅盾说，我们的中短篇都有了，文化要发展，要尝试长篇创作。他问：“刘心武来了吗？”刘心武站起来，茅盾对他微笑着点点头。他鼓励的目光成为刘心武前进的动力。后来茅盾宣布拿出全部稿费设立基金。刘心武想：我一定要得茅盾文学奖。

从一开始，刘心武的创作就显示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班主任》到后来的《泼妇鸡丁》《偷父》，以及近年来的《飘窗》《邮轮碎片》等等，刘心武的作品对人生的逼近观察和对人性的探究始终没有停止过。《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王府井万花筒》等纪实小说更说明北京城与北京人是他创作的源泉，也是他无尽的表现对象。他洞悉北京人的一切，对北京城与北京人的温情关注，一直贯穿在他的创作中。

《钟鼓楼》最终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但刘心武认为自己最好的作品还包括《四牌楼》，因为它透过政治、社会、时代、家族和角色所写，是对人性的永恒性思索，而且它的忏悔性文本，沉静而略带伤感的叙述方式，早晚能获得一些知音。

在文学的大河中，刘心武从来就不是某一时期的文学热点里的人物。“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风起云涌时，刘心武自愿成为他们的朋友，但他不是那个大浪潮里的一员；步入90年代，许多现代派的先锋作家也旋转到边缘，刘心武读他们的作品，研究、思考甚至写文章，却沿着美学理想在自己的航道上前行。他文学创作的小船一直在千帆万舸中有自己的方向。

归根结底，刘心武是一位心平气和的观察者。他所追求的是从写实入手，去探索人的心灵以及人性。刘心武用“三齿耙”形容自己的探索：第一个齿尖对着自我，第二个齿尖对着他人，第三个齿尖对着大大小小的集群。以写实为风骨，挥动“三齿耙”，探索心灵，叩问个体生命与整个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并问及死亡究竟是什么，死后的“彼岸”有没有，如果有，又是什么？这是他的“三齿耙”最终极想触及的层次。

有终极追问欲的小说家

刘心武的写作，一向是扎扎实实的写实主义。

20世纪80年代初，他还是北京文联的作家，那时的专业作家队伍是顶有名的，有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雷加、阮章竞、管桦等，新中国成立后成名的一批作家是革命现实主义，有杨沫、浩然等。他们中多数人都主张深入生活。他们对刘心武有一定的影响和感染。骆宾基就说，即使是写一个山区收购站，人物都是有原型的，物品名称都是真实的。当然从生活到艺术有升华，不能对号入座。

刘心武的创作中有具体的生活素材，小说里写的都是有根据的。《钟鼓楼》有很多原型，包括商店的名称，可以说是给历史做记录；《邮轮碎片》仍延续《钟鼓楼》《飘窗》的写实路数，写“当下”，写众生相，为时代留影——一次地中海的邮轮之行，八个家庭的红尘翻覆，一群有经历、有个性的北京人，在刘心武的碎片描写中嬉笑怒骂，追逐梦想，构筑出一个时代的热点与痛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在解释何以做到如此丝丝入扣的刻画时，刘心武说，从《钟鼓楼》起，他就醉心于“超级写实”，“不仅要力求真实，更竭力去达到逼真。这是很难的。因此常常需要‘田野考察’，写《钟鼓楼》，把1982年鼓楼前大街两边的店铺一一叙出，那番考察虽累，毕竟还就在北京，《邮轮碎片》里的这段河北农村当下的丧葬文化，考察起来就费劲得多，但辛苦是值得的。我可以保证这一段所写，每个细节都是‘逼真’的。”《邮轮碎片》中有很多文化符号：样板戏、邓丽君的歌声、《非诚勿扰》等，也有我们熟悉的作家浩然、邱华栋……这些非常逼真的元素，点染在文本中，使读者生出强烈的“当下在场感”。刘心武说，文本中出现一个关于浩然的细节：他用牙刷抚平《第一犁》的书脊，这素材来源于目击，非向壁虚构。

他以冷静的调式、客观的视角，发微探幽、留有余地，这也许是写实中最有厚度与醇度的一种。

在文本上，刘心武有自己的巧思，注重悬念。和不少读者有接触，特别是90后、00后的年轻读者，刘心武发现，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习惯于手机阅读，不耐烦长篇幅的东西，就是习惯于碎片化阅读，因此，开写《邮轮碎片》之前，他先确定了叙述方略，最后选择了这种碎片式叙述。读者可以随读随歇，随闲随读，因为设置了外在的悬念和内在的悬疑，相信总有部分读者能断续读下去，算是新的尝试。

在母语文学经典里汲取营养

受家庭影响，刘心武很小就对《红楼梦》感兴趣。1990年，刘心武第一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话说赵姨娘》发表在《读书》杂志；他的第一篇“秦学”文章《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发表于1992年《红楼梦学刊》。

刘心武在偶然的机会被请进《百家讲坛》，却因为富有悬念的讲解奇迹般提升了收视率。次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出版，紧接着刘心武又做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续写《红楼梦》。“续写《红楼梦》对我来说是‘蓄谋已久’、必须完成的事情。”刘心武回忆说，二十多年前，年近70岁的作家端木蕻良拄着拐棍对他说：“心武，我这么一大把年纪，我想续写《红楼梦》，还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件事做出来。”这话在刘心武的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他自知续写《红楼梦》风险很大，但红学作为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他觉得不能因为不是红学家的身份就对《红楼梦》不问不理，“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他很认同苏联戏剧家梅耶荷德的定律：所有人说你好是彻底失败，所有人说你坏那你可能还有些自己的特点，如果有的人非常喜欢，而另一些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那就是真正的成功。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和续写《红楼梦》符合这个定律。

他有一个观点：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一生不读《红楼梦》、一生误解《金瓶梅》，将会是一生中的两大遗憾。他以研究者、写作者的姿态，在《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之后，推出《刘心武揭秘〈金瓶梅〉》，又出版了《刘心武细说〈金瓶梅〉》。

他将《金瓶梅》视为《红楼梦》的“祖宗”。然而这部具有独特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现实主义著作，一直蒙受很多误解。《刘心武细说〈金瓶梅〉》根据刘心武的系列讲座音频文字记录稿整理而成。序言中，刘心武透露一个细节：过去把小说叫做“说部”，“说部”在明代达到兴盛，大家熟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就是明代产生的，还有其它一些“说部”，那么这些“说部”，水平最高的是哪部呢？有一个人说了，《金瓶梅》“同是说部，无以至上”，说这个话的是谁呀？就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能把一部“黄书”“淫书”如此高抬吗？《刘心武细说〈金瓶梅〉》即是为社会上一部分人解疑，满足他们合理的好奇心。

多数读者注意到刘心武研究《红楼梦》《金瓶梅》是近几年的事情，其实他很早就注意从母语经典中汲取营养。《红楼梦》写生活流，以无数精彩细节形成文本魅力。《金瓶梅》下笔冷峻，对笔下人物的生死歌哭客观展示，不抒情，纯白描。这两部民族经典都给予了他可贵的滋养。

花甲之年“蹦极”，耄耋之年“跳伞”

林斤澜曾与汪曾祺并称“文坛双璧”。刘心武在《山村里的新生》中向读者介绍林斤澜，分析林斤澜发表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短篇小说《新生》，也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刘心武熟悉古希腊戏剧，他甚至想把《新生》改编成一幕歌剧。

可见刘心武关于剧本创作的想法由来已久。2003年，他曾出版歌剧剧本《老舍之死》。彼时，刘心武刚过花甲之年。他用蹦极来比喻那次创作：“确实有点冒险。我原来打算写成小说，后来有人愿意支持它做成歌剧。我自己鼓励自己勇敢点，有什么不可以一试的？”舒乙在读了《老舍之死》剧本后立即写给刘心武一封信，信里说：“非常有新意，完全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悲剧，构思奇巧，对人性进行了深刻挖掘，通篇对老舍先生充满敬意、同情和惋惜……”

又20年过去了，《中国作家·文学版》第十期的目录中，刘心武的大名和四幕话剧《大海》连在一起，此番则是对《雷雨》的现代续写。对于曾表示自己种四棵树（小说树·散文随笔树·建筑评论树·《红楼梦》研究树）的刘心武来说，《红楼梦》研究之树早已又长出《金瓶梅》研究的大枝杈了，现在又种起剧本树来。

不务正业吗？刘心武戏答：“我早已退休，已是耄耋老人，我的正业就是颐养天年，我随心所欲不逾矩，做自己想做的事，起码是防止了得阿尔兹海默症，希望能够海涵我的此举，容纳我的剧本。”

刘心武写四幕话剧《大海》，缘起于近年来看到几种版本的《雷雨》演出。北京人艺重演《雷雨》，竟有年轻人在台下哄笑。他找他们中的00后做了调查，对方说剧里那些人物、情节，与他这一代太隔膜。比如第四幕四凤道出“我已经有了”，令侍萍和周萍如雷击心，而这位看戏者却说：有了又怎么着？值当那么要死要活的吗？就是最后周朴园道出周萍和四凤乃一母所生，那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在他和他的一些同学眼里，舞台上的角色遇到的那些事情算不得什么，如今父辈和己辈遇到的住房、医疗、养老、就业问题才值得焦虑动情哩！那群年轻观众看完《雷雨》后，兴趣点居然是：鲁大海会改名周大海，成为周朴园财产事业的继承人吗？

刘心武的四幕话剧，就探讨了鲁大海这个人物——在周萍、周冲都死了后，周朴园主动认他为亲儿子的局面下，有没有可能血缘意识一度超越了阶级敌对情绪，成为继承周朴园家业的周大海？这样的人生际遇，其刺性激、戏剧性，岂不是比前面四幕戏里所有的元素都更强烈、更诡谲？他希望自己这部剧作能搬上舞台。

除了本人操刀剧本创作，刘心武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小说《钟鼓楼》将于今年11月首次搬上舞台，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同时吸收了西方后现代“同空间不同时空并置”的创作方法，用耳目一新的方式讲述老北京自己的故事。这样的作品搬上舞台会产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同样令人期待。

【手记】

自1999年采访刘心武，二十几年来对他与他的写作理解逐步深入。

第一次采访，他称自己“三对翅膀都能飞”，是指小说、随笔、建筑评论；第二次采访是因他登上《百家讲坛》，出书“揭秘”《红楼梦》，我把他的写作概括为种“四棵树”，增加了红学研究；其实，刘心武还有不为人知的很多面，比如他颇有功底的绘画，比如他在2016年再次引起轰动的金学研究。

好的小说家必须有开阔的视野。刘心武说，得以八方飞翔，四处采撷生活的花粉，酿多味文学之蜜，甘苦自择，浓淡随缘；当然蜡重蜜薄的情况也有，但没被拘囿在天鹅绒牢房里，坚持努力，总还有希望酿出一点别有趣味的新蜜。他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于“宽泛意义上的作家”：“写作、研究都不图有什么‘建树’，我写是因为我喜欢写，不过是一个领养老金的人与读者分享感悟罢了。”

知足知不足，自重亦自轻，是刘心武花甲后的精神常态。

小学时刘心武曾在《连环画报》上读过《抱石头的孩子》的故事——外面刮着很大的风，学校老师担心前来上学的孩子会被风吹倒……他想今天不会有孩子来了。忽然，他看见一个圆滚滚的黑影艰难而奋力地移进了校门，原来是个孩子，双手抱着一块硕大的石头，迎风而进……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孩子的形象还栩栩如生地跃动在刘心武眼前。他何尝不是那个迎风抱石的孩子，不改应有的方向，负重前行，这不是痛苦，而是一种睿智，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