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去看电影《长津湖》，这部影片使我震撼，流泪。影片展现了：1950年11月下旬，我志愿军战士，在零下40度的极寒天气里，在朝鲜长津湖畔，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用低劣的武器，拼死鏖战，打赢了武器装备世界一流、战功显赫的美军第10军。

　　当年为了改变志愿军武器落后的状况，在新中国刚诞生不久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我的脑海又回到了当年一一1950年冬天……

　　那时我上小学一年级。

　　自从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朝鲜战场发生的一切都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彼时，我的父亲由长沙调往设置在湘南某县的省立中学任教。这小小县城也同全国各地一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败美帝侵略者!保卫世界和平!”的口号声震天撼地。

　　我的父亲，这位曾就读于教会大学、又曾是1925年的老共产党员，不顾自己刚从疟疾重病中解脱的病躯，也一次次地参加游行，情绪激昂地高呼口号。

　　在那些日子里，他不断地向我们讲述解放前美军在中国犯下的“沈崇事件”等暴行。告诉我们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还讲报上登载的没有飞机、缺少大炮的志愿军在朝鲜冰天雪地以劣势装备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艰苦作战的情况……

　　时间到了1951年6月，为支援志愿军打胜仗。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那时我家有7口人——父母、祖母和我们4个小孩，而父亲每月工资只有40多元。日子过得紧巴巴，除了口中之食，平日里几乎不能添置衣服、用品，小孩只有到过年才有新衣服穿。

　　一天晚上，父亲召集全家开了家庭会议。父亲说：

　　“为了支援中朝军队打胜仗，我已决定捐献两个月的工资。”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犯了难：“捐献我同意，只是这、这几个月的饭钱……”“先同别人借，到年底再还!”父亲一锤定音。

　　于是，在学校的捐献榜上，父亲的名字写在突出的位置上了。

　　那时父亲工作很忙，白天教课，还有其他事务，由于教务繁重，备课、改卷全在晚上，经常不到半夜不回家。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母亲召集我们六人也开起了“捐献会”。“九一八”事变时，年少的母亲随她的姐夫(我姨爹)和她哥哥(我舅)住在沈阳，曾经目睹中国人被日本侵略者蹂躏的惨状。她含泪说：“唇亡齿寒，如果不打败美帝侵略者，让它侵人中国，那又会同当年日本鬼子侵占东北一个样……”说着，她取下手上带了多年的银戒指，又从箱子里翻出一件质地较好的旗袍，说：“戒指我捐了，这旗袍明天就送进当铺，也捐了……你们小孩子没东西捐，就好好读书……”

　　母亲话未说完，我那60多岁的祖母忽地站起来说：“还有我的!”说罢，颤巍巍移动小脚，走近挑箱，把手伸进箱底，抠出一只小布包，麻利地把层层裹布揭开——啊，银元，两块银光闪闪的“袁大头”!据我所知，这是祖母唯一的私财呀!这会儿，她老也全捐了!我呢，怎么办?不知怎的，我突然说：“今年过年我不穿新衣，省下钱，也捐献!”母亲高兴地笑了，大家一下子鼓起掌来。那一晚，大家都很兴奋。后来，父亲知道了，也高兴得直点头。

　　自那以后，一连几个月，我们家全靠一大半蔬菜一小半米、半稀半干的“烫饭”就着盐辣椒度日。可是大家都吃得乐呵呵的。

　　那时我走到大街上，总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围在写有“捐献处”字样的桌旁，争先恐后地把人民币和值钱的东西交给正在进行登记的工作人员；沿大街走去，一个个“捐献处”也是人潮涌动……

　　那些日子里，在去上学路上，我常常都会不由自主地仰望天空，希望看见我们捐献的飞机向朝鲜飞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购买的飞机是从大北方的苏联直飞朝鲜!

　　当年十二月的一天，父亲把得自《新湖南报》(即现在的《湖南日报》)的一条消息告诉我们：全省人民，已捐献了132架战斗机，超过原计划32架!

　　全家人听了，欢呼起来，异口同声地说：“这也有我们家的一份贡献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