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是人生的酵母，到了一定年龄，时间会过滤痛苦的往昔，酿出酣畅的醇酒。

　　小时记忆印象最深刻的，是饿。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吃、好吃，却又没得吃。那时物资紧张，啥都实行计划供应，买粮要粮票，买油要油票。即便精打细算，很多家里的粮油也熬不到月尾。一年到头，主食是没完没了的红薯，红薯饭、煨红薯、烤红薯、红薯刮片、红薯汤……饥饿相伴，大家见面的口头禅是“你啷家呷了吗?”

　　衣服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常常打了好几个补丁。不过大家都差不多，没有谁笑话哪个穿得差。冬天冷的时候，小伙伴们下课了在教室后面靠墙“挤冷火”，互相身体挤来挤去取暖。

　　村民们要担柴三四十里地到镇上赶集，换点生活用品。家家有个灶屋，墙上四面黑，用来存放砍来的柴火。我们兄弟几个都要上山砍柴，保证家里的灶屋柴火堆得满满的。有时连着下雨，湿气重，把火烧燃烧旺是门技术活，一不小心就会被烟熏得流泪。

　　晚上点的是煤油灯。母亲在灯光下纳鞋底，我们在灯下做作业。有时光线不够，我们用毛边纸作灯芯，自制简易的煤油灯，往往第二天鼻孔里全是黑黑的烟灰。

　　最盼望的娱乐活动是看露天电影。片子就那么几部，《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上甘岭》《沙家浜》《渡江侦察记》等。各生产队轮流放映，一二个月才能轮一次。只要听到放电影的消息，大家过节一样奔走相告。晚上打着火把，呼朋引伴，一路欢歌笑语走七八里山路赶过来。一到开映，银幕正面、反面都是黑压压的人。大家边看边津津有味地议论电影中的情节，散场了还回味和模仿电影中的人物语言：“高，实在是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家从偏僻的小山村搬到了镇上，我第一次吃到了只在书上见过的白面馒头，第一次吃到了传说中的雪糕。放学不再砍柴捡猪草，取而代之的是做煤球。

　　乡镇企业开始兴起，我们镇成为周边几个县小有名气的服装镇。三三两两穿喇叭裤的时髦青年，手提三洋录音机，放着邓丽君的歌，在街上招摇过市。

　　我们兄弟三个都考上了大学。老妈老是唠叨，“搭帮邓小平，不然凭你们几个出身，只能一辈子在农村种田”。

　　武汉的夏天是真正的火炉，能够抵御的，只有一把扇子。一个晚上过去，床上可以印出一个完整的汗渍人形。有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和足球赛时，大家里三层外三层挤在一起看小小的黑白电视。远处操场上的吉他声传来的是崔健的《一无所有》。

　　生活虽然仍然艰辛，但大家的精神生活是富足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真是读书的黄金年代，刚改革开放不久，大家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黑格尔、尼采的哲学书竟然成畅销书，《朦胧诗选》更是洛阳纸贵。晚自习必须早早占座，不然可能找几个教室都找不到座位。

　　我家在邵阳。春节挤火车回家，必须一帮子同学通力合作，先搭人梯从窗口爬进去，再一个个接应。在车厢里能够两只脚站直就感觉非常幸福了。到长沙还得转车。为省钱，大家晚上就背靠背呆在火车站广场过一夜。

　　大学毕业了，日子过得飞快。

　　饥饿的河流已经东去，“你啷家呷了吗”的见面问候语不知不觉消失了。粮票、肉票、油票、糖票，一个接一个地废止了。吃饱不是问题了，吃得越来越好了，怕吃得太好了。我从同事玩笑中单位“四大排骨”(瘦子)到肚子开始发福，体检时甚至听到医生嘱咐: “要减肥了。”村民烧煤气了，砍柴成为历史。家乡的山林茂密得像一堵堵高大的墙，野猪、野山羊开始占山称王。

　　一切都在加速改变。回家方便了，有了高速公路。到武汉方便了，有了高铁。热浪酷寒不惧了，有了空调。看电影升级了，有了3D版和巨幕电影。旅游热开始兴起，锻炼潮开始流行……

　　城市变高、变亮、变美了。我也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子。甜蜜的烦恼是，城市道路改造得太快，高速路修建得太快，导航时常跟不上变化。

　　80多岁的老爸曾经是全县老师象棋赛冠军，现在最大的爱好是上网下棋，鏖战各路精英。

　　老妈的感叹很朴实，“哪个朝代可以赶得上现在，呷得好穿得好，天天像过年。”

　　到美国，到欧洲，看看外面的世界，从羡慕他们到平视他们，感觉他们“也不过如此”，“海归”取代了“出国热”，我们真的大步赶上来了。

　　“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所谓的沧海桑田，不过40来年，我们这一代都看到了、经历了，我们庆幸生活在这创世纪般的大历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