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我们那里有句俗话，“大人望插田，小孩望过年”。我小时候真的特别望过年，不光是我，其他小伙伴也一样。

　　我地习俗，从腊月二十四小年那天起，就算开始过年啦!离年二十四还有好几天，小伙伴们便开始望过年了。只是都不记得日子，尤其是老历日子，脑子里完全没概念，要知道年二十四还有多少天，只能看日历。可那时日历也少，队上只有周会计家有每天扯一页的挂历。母亲说，周会计是个好人，我却怎么也看不出。周会计好像从不说话，也从来不笑，见了谁都脸一垮起，我们见了他就跑，就像见了队上的癫子“贱鸭”。到周会计家看挂历，一般是等周会计出工了，我们装着从这里路过，然后从他家堂屋穿过去。挂历钉在堂屋木壁上，瞟一眼就看到了。可惜有的小伙伴过两天又不记得了，有一年，我明明记得后天就是小年了，有的小伙伴却说是大后天，搞得我也糊涂了，只好又去周会计家看挂历。周会计是队上的会计又是大队会计，年终了要做账，有时出半天工有时半天工都不出，我们只好在禾场上远远地看着他，等他上厕所了再去看。好在每次都凑巧，一到禾场上，周会计就去上厕所，我们便迅速穿过他家堂屋。其实，我们那里家家户户腊月二十三都“打扬尘”。打扬尘就是将制蓑衣的棕和青竹桠绑在竹篙上，将屋檩屋梁上状若蛛丝的黑“扬尘”扫掉。如果今天家里大人打扬尘了，明天不就过小年了么!可每年的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周会计家看挂历，我们望过年啊!

　　说不清我为什么望过年。我望过年，或许是过年有吃的。

　　我们那里过年兴吃甜酒。无论家里条件多差，都要“拍”甜酒，队上除杨驼子家外，每家每户每年过年都“拍”甜酒。差不多过小年了，家庭主妇们见人就问糯米在哪里换，甜酒药子到哪里买。小年一过，小孩子们就开始串门。无论到了谁家，一进屋，主人就开始煮甜酒。当然，那时候的甜酒，一般都是半碗甜酒放半锅水，再放糖精，但我们就是觉得好吃，从年二十四到正月十五，几乎天天串门。一天去得几家人家的话，个个吃得肚子鼓鼓的，饭都不要吃。大人好像也爱吃甜酒，有年正月初八队上开工，第一组的人到边山嘴上挖桔树土，小憇时就近到五妹家吃甜酒，我一位堂兄就吃了十二碗，最少的也吃了八碗。

　　我最祈盼的，还是过年有肉吃。尤其是大年三十和初一初二，可以敞开肚子吃。尽管父亲对我们有严格规定——不能“打连拍锤”，就是夹菜不能连续夹两次，但只要桌上有肉，我每餐都会胀得“秧鸟几”一样。只是从初三开始，我家饭桌上便不见肉了。没出“上七”(初一至初七)的这几天，鱼还是有，可我那时只爱吃肉。凡有猪肉的菜，我都爱吃，比如肉骨头炖萝卜。我堂姐夫说，“萝卜煮肉好吃，肉煮萝卜也好吃，只有萝卜煮萝卜硬不好吃”，我觉得这话比语文书上说的更有水平。其实，父亲在世的那些年，我家灶上方每年都挂有一块腊肉，我估计至少有一斤，母亲却要留着待客。有一年，家里没来什么客，那块肉到插田了还剩一半，母亲就用坛子封起来。临近端午，那肉起滑了，母亲便叹声气，对父亲说，做给孩子吃算了吧。这时肉已变味了，吃起来像霉豆渣，可我还是觉得好吃。

　　过年这天，父亲还会做药豆子炖猪脚给我们吃，只是时间太难熬。每年过年清早，父亲就用铁炉罐将药豆子和猪脚炖熟了，放在灶屋的案板上，却一整天不给我们吃。离午夜只有个把钟头了，我和哥要睡得颈脖都直不起来了，父亲才慢慢把那炉罐提出来。看到炉罐挂到火塘梭筒铁钩上了，我和哥又振奋起来，只是要到凌晨，父亲才在阶基上点燃一小挂鞭炮，然后将梭筒铁钩上的药豆子炖猪脚取下来，一勺一勺舀给我们吃。所谓药豆子炖猪脚，其实里面只有一只猪手(就是猪前脚的膝下部分)，如果吃时碰到一小坨猪脚或一个猪脚趾头，就会喜得不得了，觉得明年会走好运。

　　父亲是医生，除夕之夜让我们吃药豆子炖猪脚，可能有药理，可能是民俗，也可能是祈愿。只是不知为什么这时候才给我们吃，现在想来，或许有什么寓意，或许只是逼我们守岁。那时候，乡下人特注重除夕守岁。尤其是我父亲，他是通晚守岁的。我不愿意守岁，哥哥也不愿意守岁，吃完药豆子炖猪脚，我们嘴巴也不抹睡了。当父亲拿着一注香两支蜡烛三片钱纸和十八响鞭炮，打开大门“开财门”时，我们早已在床上舔着嘴巴做梦了。

　　过年还有茶食吃。茶食就是副食品，也是平常吃不到的。只是我家很穷，特别是父亲故去后，家里过年的茶食就只母亲自制的红薯片和弯豆麦豌了。不过，每年初一初二，母亲都要我和哥去给长辈拜年。我和哥见到伯伯叔叔姑妈，就按母亲的嘱咐，双膝跪下去。因家穷没礼送，伯伯叔叔姑妈不会留我们吃饭，更不会给压岁钱，但会打发一个茶食“封子”，或雪枣或南花根或寸金或焦切。那时尚有一伯两叔一姑妈，便能收获四个“封子”。茶食更要用于家里待客，但没出“上七”的这几天，母亲都会将待客剩下的茶食给我们吃，或一个雪枣或三个南花根，有时还加一片焦切或一根寸金。只是雪枣南花根因多次拿出来待客，早已拌得没“皮”了，焦切寸金也软了，巴手，粘牙，但甜味并没减少，还是好吃。

　　我望过年，或许是过年有看的。

　　那时候，有龙灯花鼓看。龙灯就是舞龙。龙是用红布制作的，两边用白布镶着鳞状的边。龙头和龙尾是用竹木做的，中间每约两米设一把，有九把的，有十一把的，还有十三把的。队上有两条龙，一条九把，一条十一把。每年正月十一一齐出灯，十五一齐收灯。我们队上舞龙全公社有名，不光每年在本队玩、到本大队其他队玩，有时还会被邻大队请去玩。我们队是个大生产队，有三百多户，每年舞龙都阵容庞大，气势磅礴。一支舞龙队伍，就有十多二十盏牌灯或鱼虾蟹灯开路，有四面龙鼓边打边行，持龙队伍有六丈多长，龙队后面还有响器唢呐助阵。

　　我爱看的是龙灯进入一家人家的场面。当龙即将进入某家，龙鼓便连槌连打，响器节奏加快，龙前耍珠叉的将珠叉一举，舞龙者便嗬哈喧天，箭步如飞，先从堂屋右边进去，从左边出来，然后穿过每一个房间、厨房，再到禾场上舞七八个“扭丝”，有时舞到十多个。这时候，主人家的鞭炮便煮粥一样放，看热闹的也尖起嗓子叫好。龙离开某家时，主人将早已备好的红纸“包封”向管物的“灯统”一塞，没准备“包封”的就给个茶食“封子”。若是住户紧密相连，耍珠叉的又将珠叉一举，舞龙者便又嗬哈喧天进入另一家，我和小伙伴们便跟着赶到另一家。

　　花鼓是地花鼓，俗称“花鼓子”。地花鼓如戏如舞，如东北的二人转，由一旦一丑组成，只是旦角我们那里叫“妹子”。“妹子”的装扮很讲究，头上戴着凤冠，多是银制的，衣服是特制的古典服装，肩上还披有闪闪发光的饰物。道具却很简单，就是丑角持一扇，“妹子”拿一帕。表演也不复杂，无非一男一女扭来扭去转来转去，俗称打“窝子”。但那时都喜欢看，比如我母亲，队上的地花鼓耍到哪里她赶到哪里，外地的地花鼓来了，也每场必看。不过她看地花鼓不是看表演，也不是听唱腔，而是看扮相。如果这年的“妹子”扮相好，她就说今年的花鼓子好看。我也喜欢看花鼓子，但我喜欢看的是丑角，搞笑。丑角的脸上，都用白颜料涂三下，一般是鼻子上涂一线，脸上一边刷一块，就像刚学写字的孩子写的“小”字，一看就忍笑不住。

　　我们那里的地花鼓有许多固定曲牌，大都很好听。如采茶调、望郎调、卖杂货，加上胡琴、笛子、唢呐、响器配合，更是动听。唱词也多恭贺、祝福之语，如“送财”“送子”“辞东”，都吉祥喜庆。即便是一些男女情爱节目，也乐而不淫，很有生活韵味，极受民间欢迎。有的人家，外地来了地花鼓，也拦在路上去请。

　　龙灯和花鼓，有单演的，也有合演的。合演一般是应主人特邀而为，比如某家这年正月收了新媳妇，主人便会邀请队上的龙灯和花鼓一齐到他家演出。龙灯和花鼓进入这家，耍花鼓的就专演“送子”类节目，在禾场上演，在堂屋里演，还特别在新房里演。耍龙的送子节目更有套路，我印象最深的，是将龙绾成莲花模样，托着一个小男孩到新房里舞来舞去，再到新娘床上怎么怎么，叫做“麒麟送子”。龙灯花鼓合演，场面煞是壮观，大人小孩蜂拥而观，禾场上围得水泄不通。

　　只是，龙灯花鼓都是闹元宵的项目，至少要到正月初十以后才有看，过完元宵节就没有了。能看龙灯花鼓的日子，一年总共就只五天。

　　当然，正月十一以前也有很多看的。舞狮子啦，赞土地啦，三棒鼓啦，都是初一就有了。我们队上年年有舞狮子的。队上有个五机匠，老婆年近五十怀了孩子，难产，本是大人孩子都保不住的，两个赤脚医生和几个接生婆拼命抢救，将大人保住了。这事发生后，五机匠便邀他外甥年年正月间到各家各户舞狮子。狮子舞得活灵活现，花样百出，可他一不收“包封”，二不收“封子”，就连抓把瓜子花生也不受。“赞土地”也是正月间常见的民间节目，由一男子提一小锣，到一家人家就边敲边“赞”好话。一般只按套路“赞”，主人给他五角钱，就走了。有的则将主人家的特点即兴编出“赞”词，给他五角钱不走，再给他五角钱还不走。三棒鼓类似赞土地，却很有功夫，玩者到了某家人家，先张开鼓架把小鼓架好，然后手持三根七八寸长串有许多铜钱的小棒边敲边唱边向空中抛舞，舞到最后，还将小棒换成三把锋利的尖刀，抛舞节奏逐渐加快，看的人便不停地喝彩。不过，这种节目我地只有赤山人才会玩，其他地方的人是玩不了的。

　　也有我不喜欢看的，比如划“家龙船”，我就觉得没什么看头。划家龙船，就是一人腰上挎着一个米把长的彩色“龙船”，穿得五颜六色，脸上画着花，像端午龙船上的“辣蓼婆”。手持一小桨，到人家堂屋里划来划去，口里一边叨念，像念像唱，不知说些什么。每当家里来了划家龙船的，我就对母亲说，快给两角钱让他走吧!我不喜欢的，还有送“正当行时”。送“正当行时”是将红纸裁成不足一寸宽约三寸长的条条，上面用毛笔写上“正当行时”四字，家家户户去送。主人收了条条，就给五分或一角钱，然后贴在门上。那时过年，送“正当行时”的很多，不过我们队上没有，全大队好像也只几个人送。常来我们队上送“正当行时”的，是湖区那边的，再就是邻队的福跛子。

　　我望过年，或许是过年有玩的。

　　我最喜欢玩的是耍清洁龙。清洁龙是小孩子玩的，当然，太小的孩子还是玩不了，一般是七八岁到十五六岁的孩子玩。清洁龙又叫草把子龙，龙头、龙身和龙尾都是用稻草编制的，“把”也不是木的，而是青竹棍。一般是七把，也有五把和九把的。年纪小的玩五把的，年纪大些的就玩九把的。也是正月十一出灯正月十五收灯，但不固定的，多是几个小孩子凑到一起，正月十四或十五临时起心，就制一条草把子龙到各家各户去耍，只是无论哪天制草把子龙，元宵节收灯后都要烧掉。我小时候，几乎年年要耍清洁龙，从七八岁耍到十五六岁。耍清洁龙一不要龙鼓，二不要响器，因是白天玩，也不需灯，整个队伍就只舞龙的几个孩子。如果是耍七把的清洁龙，加上耍珠叉的和“灯统”，总共就只九个人，有的就连“灯统”也是由耍珠叉的兼的。耍清洁龙虽然简单，乡下人却很看重，认为清洁龙喜庆、吉祥、祛邪。尽管只是几个孩子，清洁龙到了某家，主人都像接待布龙一样放鞭炮，给“包封”。“包封”当然不大，一般是五角，也有八角或一块或给个茶食“封子”的。有年第一次出灯，恰逢一家人家收媳妇，便封了一个两块的“包封”，喜得我们总是要“灯统”拿出来看。当然，也有一角两角的，还有一分钱也拿不出，只能抓一把红薯片或弯豆子的。

　　不管有无“包封”，无论“包封”大小，我们耍龙一样卖力。杨驼子家几乎每年都靠到队上支米过年，又住偏远的郭家嘴上那破茅屋里，我们每年照样将清洁龙耍到他家，从不收他什么。不料有一年耍到他家，他母亲却给了个“包封”。我们哪能要他家的“包封”呢，他母亲打架一样要我们收下。当然，他家的“包封”不可能很大，“灯统”搣开红纸一看，里面是五分钱。但我们接到这“包封”，感觉如两块的“包封”一样客气，甚至比两块的“包封”更沉甸。

　　到队屋里玩响器，也是我过年的重要玩项。响器就是打击乐，队上有两套响器，平素锁在队屋的保管室里，正月初四五里就拿出来供排练龙灯花鼓用。排练龙灯花鼓并不需时刻用响器，有时甚至一整天也用不上，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趁机去玩。爱打鼓的打鼓，爱拍镲的拍镲，爱敲锣的敲锣。保管员叫双喜子，平素很凶，见了我们便当贼防，我们从队屋地坪走过他也朝我们吼：又来搞么子!而过年这段时间去玩响器，他却满脸堆笑，还耐心地教我们玩。每次我们才到地坪，他便将鼓往屋中一架，开始给我们示范。只是他玩响器的水平比我还差。一套响器有五件，一鼓两镲一小锣一大锣，镲又分前镲和后镲，双喜子一件都玩不好。我们也不说破，得空就去队屋里玩，有时玩得饭都不想回去吃，后来，有几个伙伴还成了打击乐高手。那年学小靳庄，双喜子见公社文艺宣传队搞打击乐的几乎都是我们队上的，就很得意，有回还对大队支书说，那都是我的徒弟哩!

　　过年下雪的话，还可以踩高脚，扮雪菩萨，用鸡罩子罩鸟。高脚就是高跷，我们自己做的。每当下雪，我和小伙伴们就集体出动，踩着高脚到处玩。扮雪菩萨有两种玩法，一种是将雪堆起来，塑成人像或动物，一种是将人身摆成不同姿势向雪上猛摔下去，在厚厚的雪地上印出不同样子的“菩萨”。只是这两个项目我都玩不好，我玩得好的是用鸡罩子罩鸟。

　　用鸡罩子罩鸟，就是将家里关鸡的篾制鸡罩放在禾场上，下面放些谷物，用绳子拉得张开一边，等到鸟到了鸡罩下面，将绳子一松，鸟就被罩住了。玩法和鲁迅《故乡》里写的相仿，只是工具不同。有时一天罩得好几只，有斑鸠，有麻雀，还有一种比麻雀小的鸟，运气好的话还会罩到粪屎八哥和山鸦鹊(就是那种红嘴巴喜鹊)，不过粪屎八哥和山鸦鹊都是很难罩到的。

　　我们罩了鸟并不吃它，只是玩它几天，喂它几天，天气一晴，就把它放了。有的鸟，放了还会回来。有一回，我罩到四只斑鸠，喂几天后，就在它们身上涂些红墨水放了。过了几天又下雪，其中两只又回来了。这天家里恰好来了一个亲戚，见我在喂斑鸠，就对我母亲说，你们家养了鸽子啊!

　　我过年所望的，或许就是这些，或许不止这些。当然，现在看来，这些都不值一提，但那时候却是我一年一度的盼头。有盼头就有喜悦，有盼头就有快乐，人生或许也是这样吧!